昨天，朋友發來一段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張丹丹的視頻發言：靈活就業本身就是一種福利。
我先是看笑了——不在官場的教授，竟也如此「何不食肉糜」？然後，又覺得嘴裏發苦——超過2億的「靈活就業人員」，竟被認為是在享受福利。
先看看主角到底說了什麼。這段視頻來自財經欄目《聊一波》，當主持人談到靈活就業群體社會保障時，張教授說：
「一般我們都是正規就業，我們就覺得那些非正規就業或者零工就是沒有保障的。但從勞動經濟學角度看，他們靈活本身就是一種福利。他靈活了，不像我們朝九晚五的，對吧？正規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險一金，但需要犧牲自由才換來的社保；靈活就業這塊，他要的是靈活，要的是自由度，要的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時間自主的選擇權，但同時，他的社保保障肯定就是要相對薄弱，因為你自己管自己，為什麼要有一個人單位你為你繳納社保呢？國家政府層面為什麼要為你支付那麼多東西呢？而固定工呢，他把自己的時間、自由都交出來了，政府或用人單位就要保障他的一些福利。所以我們不能把靈活就業想成是啥也沒有，他有的是靈活。」
中國有多少「靈活就業人口」？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是2.4億人。如今是2026年，一些數據說，這個人群的數字已經超過3億人。
這個龐大的人群社會保障處於什麼狀態？在2026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姚卓勻提出，靈活就業人員參加職工保險存在繳費負擔過重、保障覆蓋不全、監管服務不到位等問題，因此，她建議構建多元分擔機制，形成多元保障體系。
這個建議的背景是，「靈活就業人口」參加職工養老、醫療保險人數分別為7057萬人、6615.9萬人。
也就是說，他們之中，有最基礎社會保障的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不到一半。絕大多數都在社會保障網之外。
在「靈活就業人群」中，占最大比例的是在各大平台公司上生存的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員、直播銷售員。這些人被稱為「新就業形態」。然後是無僱工的個體工商戶、自僱人員、自由職業者。
眾所周知，在各大平台上掙工分的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員們，恐怕是當前工作最不自由的群體。因為他們的一切動作，都被平台算法所監控、控制。每一天，他們都在不顧一切地跟平台算法賽跑，不得停歇。這三個工作之所以被稱為「中年失業三件套」，就是因為它們恰恰是最不得已的選擇。
這數以億計的人，確實是「靈活」了，但他們的工作並不靈活，而且，他們並沒有主動靈活，他們的靈活，都是被動的，是別無選擇。
此情此景，我們說他們的靈活就業本身也是一種福利？
假如張丹丹教授先跑一個月滴滴，再跑一個月外賣，再干一個月快遞，之後再來談其中的「福利」，才會更接近真實的現實圖景。
從勞動經濟學角度，張丹丹教授的發言或許可以邏輯自洽，但就正在「靈活就業」中掙扎的人們來說，這樣的「福利論」，是「將他們已經麻木且慢慢結痂的傷口使勁掀開，掀了個鮮血淋漓，然後再雲淡風輕優雅的撒上一把鹽。」
何其殘忍？
最簡單的問題是：這樣的福利給張教授，張教授自己會要嗎？
如果學術真的如此殘酷，如此無視普羅大眾的生存困境，那麼，這樣的學術，不要也罷。
回頭看張丹丹教授本人的學術履歷，令我意外的是，她竟然是真的長期研究底層勞動者的一位學者。
在北京大學官網上對張教授的介紹中，除了「教育部長江青年學者、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副院長」，她還是中國勞動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併兼任「人工智能與靈活就業」專委會主任，「重點關注轉型期弱勢群體的福利、社會變遷和制度文化衝擊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以及靈活就業、人工智能等勞動市場問題」。
她的論文包括「最低工資、流動人口失業與犯罪」「農民工犯罪類型的決定因素」「市場化與性別工資差異研究」等。她主持過的科研項目包括「農民工子女教育與健康研究：基於客觀人力資本評價數據的分析」（經費23萬元）、「鄉村治理、留守兒童問題及其社會影響」（經費18萬元）、「城鄉移民和犯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和莫納什大學資助）、「在目的地時間的長短、社會網絡與農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等。
可見，她並非是不接觸、關注底層勞動者的學者，可是，為什麼連這樣的學者都會說出如此「何不食肉糜」的發言呢？
綜合來看，全國幾十萬教授，雖然拿了無數課題經費，但是，客觀上，為底層民眾發聲的，卻很少很少。
大家可以回憶一下，上一次聽到大學教授為民眾困境發聲，是什麼時候？
是不是很遙遠？這與他們龐大的人數、所享受的高待遇和高福利相匹配嗎？
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大多數知識分子，因為過於精緻利己主義而呈現出一副冷血模樣。
相比之下，張丹丹教授還是其中比較「優秀」的，至少，她展現出了努力研究底層勞動者的模樣。
更多的教授們，連裝個樣子都不願意。他們距離大眾生活，距離普通人的悲歡離合，已經非常遙遠。他們的同理心降低到了最低的程度。而最讓人擔憂的是，如果公共決策是基於這些人的「研究成果」，那將是一幅多麼可怕的場景。
最後我想說，也要感謝張丹丹教授的驚人發言讓「自由與保障」這個命題進入大眾視野。而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自由和保障，難道是二選一的對立選項嗎？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當把「靈活」包裝成「福利」，而是應該補齊制度短板，讓落後制度追上新形勢，將每一種就業狀態的勞動者，無論是在平台經濟下掙扎的幾千萬上億人，還是無數民間的自雇者，都納入社會保障網絡，讓每一個勞動者都能體面勞動、安心生活。
為什麼一個勞動者不能既自由又有保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