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後聽說幼兒園只接受自行入廁的孩子，不由想到二姑姑一輩子不知訓練過多少小童學會處理消化系統末端工作。令我無比驚訝的是孩子們可以訓練得定時去集體解決問題，小班的排排坐在靠牆的一個個便盆上，中班、大班依時去廁所。我們記得小學、中學裏對自己影響至深的良師，大概都忘掉替自己擦過屁股的幼兒園的老師、阿姨了。
幼兒園的老師沒有「空堂」，二姑姑和大多數老師都一樣，從幼兒園開門到關門，10來個小時裏外張羅，教唱歌、講故事、教認字。我曾去聽過她上課，大約有一半時間都是在設法制止小朋友講話，設法吸引他們的注意，小朋友的名單貼在牆上，每個名字後面貼着數目不等的小星星，是對乖乖聽話的表彰。
學生走了，老師下班回家了，二姑姑前院後院巡視過，門窗關好，天也黑了。生活中的盼望很簡單，等待星期天，可以多睡一會，少忙一天。沒有星期天的年頭也不少，「大躍進」的幾年，星期天要放衛星，領導總可以想出新名堂來，要員工加班加點。「文化大革命」到處停課，抓革命，幼兒園則停不了。二姑姑出身舊官僚，一旦有政治運動（那是大部分年頭都有的），就得寫各種各樣的「認識」、「檢查」，沒有運動的日子也有政治，出身不好「重在表現」。身在幼兒園，到處都是表現的機會，只要起早貪黑地干，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髒地做就行了。二姑姑經常因表現好被評為模範教師，幾句好話，一張獎狀，足以令她覺得辛苦有所報了。她在同事中資歷最高，也很受學生家長喜愛，但是從來不可能被提拔，家庭出身屬舊官僚，還評她先進，己算對她寬大。這所幼兒園後來成為城中名校，據說比入重點大學還難，那已經是二姑姑和這一輩開拓者離去後的事了，另一所同樣出名的幼兒園，就設在二姑姑度過少女時代的熊家寬街大宅。好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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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姑姑愛看小說，對俄國作家情有獨鍾，我去找她許多時候是交換小說。她講到幼兒園的許多趣事，我最記得關於她們園長的故事。這個園長出身好，是幼兒園惟一的黨員，雖沒有上過多少學，但經常出語驚人。她去參加衛生局召開的會議回來，召集全園老師開緊急會議傳達說：「現在昆明流行阿爾巴尼亞痢疾。」大家雖明白那其實是阿米巴痢疾，卻不敢笑。那年頭動不動要去參加反美大遊行，園長帶頭呼口號「打倒美帝國主義！」「支持黎巴嫩人民的愛國行動！」她批評員工說：「看看別的幼兒園，散會後都走在一起，而我走出來就只一個人，你們都走開了，完全不靠攏組織。」
二姑姑微薄的工資，還要供養相繼加入這個家庭的侄女和外甥女。與二姑姑模樣和性格毫無相似的三姑姑上世紀50年代初就自殺了。三姑姑從不正眼瞟我們這些小孩一眼；姑姑、姨姨中，僅有她平時也擦脂抹粉，會在大庭廣眾中拿出小鏡子來抹口紅。我家的像冊里有一張她的得意照片，穿着海狐絨大衣，學荷里活明星的髮式，頭上頂着高高的髮捲，扮得雍容華貴。「文革」初期害怕被抄家，家家戶戶自行「掃四舊」，三姑姑那張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太太玉照，就第一時間被從照片簿里抽出來燒掉了。三姑爹當警官，那無非是一種職業。人長得氣派，肯吃苦，不笨，在那個行業中容易升官。新政權建立，他和幾百萬在原政府軍政部門供職的官員一樣，全成了「敵偽人員」，一下子都欠了人民的血債，要去坐牢。母親不喜歡這位三姑爹和三姑姑，兩人吸鴉片，男的說不定還販過鴉片。三姑爹被抓進去，一下子全家生活沒有了着落。三姑姑從來心高氣傲，沒和任何人商量，便借錢開了間賣米線的小館子，地點選在離祖父鄉下別墅不遠的小鎮上。從來衣來伸手的三小姐現在要涮鑊洗碗端米線，主雇是她歷來看不起的鄉巴佬；如今輪到別人向這位縣長家的千金小姐拿一點架子了。開張幾個月，一直只虧不賺，終於在一個晚上，大概吸了一陣鴉片，雲霧中完全忘了一對可愛的兒女，就吞下剩下的鴉片，再喝幾口酒，一了百了。丈夫在牢中，她留下一子一女，男方親戚接走男孩；女兒小平像個洋娃娃，皮膚白裏透紅，大大的眼睛會說話。她後來一直住在二姑姑家，管她叫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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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二姑姑的弟弟小叔叔也自殺了。他在縣裏工作，成了縣裏造反派的頭頭，到造反派變成鬥爭對象的時候，出身不好的小頭目自然變成階級敵人，被日鬥夜鬥。需要顯示自己革命立場的群眾，本派的和對立派的一樣，對他拳打腳踢。記得小叔叔話不多，很會「啞鬧」，不動聲色地頑皮，他整天在後山樹林裏抓鳥捉蛇什麼的。家裏有不速之客，奶奶會差他去找菌子，他知道菌窩子，從不空手而歸。那個夏天，一次批鬥會後，他失蹤了，幾天後放羊人才看到他吊死在一棵樹上。也許他只是去采菌子，想起明天、後天、不知哪年哪月才受得完的凌辱，於是心一橫，永遠留在他心愛的樹林裏了。
他太太是四川人，年輕漂亮，皮膚剔透如孩童，不久改嫁了，帶走兒子，女兒小妹送來給二姑姑，過了些年，小妹她媽又來把她接走了。沒有着落的孩子托給二姑姑撫養，到不需要她時來說一聲，就接回去了，這一切好像都理所當然。現在不時從新聞中看到為爭奪小孩造成家庭間的戰爭，拼個你死我活，我才想起二姑姑和她撫養過、又離開她的孩子們。她後來心臟越來越差，記得她似笑似泣地念說，「心操得太多，傷得太多了。」誰又曾明白過她？
對她永遠懷着感激和敬意的是她最小的弟弟。
「老弟」從小過目不忘，家人視為神童。飽讀詩書的父親對小兒子最寄厚望。家庭出身不好，家中又缺錢，於是他選擇了不收費還供伙食的西北牧畜獸醫學院。畢業後，分到甘肅祁連山山區任公社獸醫，一去30載。他說羨慕蘇武，只須管一群羊，做鄉村獸醫要背着藥箱翻山越嶺，走村串寨，替牧民、農戶的牲口打預防針、治病。他曾在風雪中迷路，有過不只一次九死一生的經歷。故事也有另一面。山民眼裏，獸醫比醫生還要緊，牲口死了，一家人便斷了活路。老叔個子矮矮的，皮膚不知為何曬不黑，慈眉慈眼，在西北漢子中像是外星人。老百姓覺得這位心好醫術高的「救命恩人」，仿佛上蒼派來，對他極好。「文革」來了，革命隊伍將這個數十年前的舊縣長的兒子清理出來，下放到深山去放牧。這回他知道蘇武的滋味了，睡窩棚，燒牛糞，幾個月不見人蹤。有一次，聽到對面山上傳來鈴聲，想是有牧民路過，飛跑下山，一路呼叫，結果還是沒能看到人影。
他從不知道，渴望見到人，和人說話，會似飢餓般難受。
「文革」後期「促生產」，遠近聞名的獸醫才被調回縣城。年復一年，像二姑姑一樣，總是被評為模範，卻也不受重用。
二姑姑每次來找爸爸，話題都是如何幫弟弟調回昆明，多年來只有二姑姑不斷地寫信給放逐西北的弟弟，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人才引進可以不必先調個人檔案、轉戶口。昆明的親戚終於幫他聯絡到接收的單位。但「擁有」他30年的原單位仍不放他走，沒有單位證明買不了火車票。二姑姑來找父親商量，決定打個電報給他，「母病危，速歸」，他接了電報立刻請假買火車票，四天三夜趕到家裏，奶奶和二姑姑笑眯眯地迎接他，而他這一路不知淌了多少眼淚！
我1988年回雲南參加澳大利亞的扶貧項目，還和他同過事呢。他講着帶甘肅口音的雲南話，無疑是最高明的「中方專家」之一，依然不受重用。前兩年去探望過他，早退休了，在教小孫孫做功課，心滿意足。
二姑姑終於盼到兒子結婚、孫子出世。她死後，葬在西山五老峰，離母親墳不遠的地方，去上墳頗不易，須沿陡峭的山路攀爬一小時。那年清明，我們上罷媽媽的墳，如以往，也去二姑姑墳上燒香，見已有人留下的錢紙、香炷，我們還以為必是二姑姑的獨子來過，下山時卻遇見他們一家正往上走。
是誰來拜祭過二姑姑呢？她卑微的一生中照顧過的人嗎？可有誰還記着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