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整風開始後，高等院校的學生被鼓勵幫助黨和學校領導整改作風。許多青年相信了這一號召，寫大字報、辦牆報、參加座談，批評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思想僵化。他們大多沒有政治經驗，更談不上組織反對力量，不過是憑着青年人的熱情，說出了自己對國家、學校和社會問題的看法。
幾個月後，鳴放轉為反右。原來受到鼓勵的言論成為罪證，積極發言的學生被劃為右派，有人被開除學籍，有人被送去勞動教養，有人被發配邊遠地區。直到1978年以後，他們才陸續獲得改正。那時，許多人已經年近四十，人生中最適合讀書、就業和成家的二十年已經過去。
進入晚年後，這批學生開始彼此尋找，整理大字報、日記、處分材料和個人回憶。他們試圖回答一個問題：1957年的校園裏究竟發生了什麼？
北大：「五一九」留下的名字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學生在校園內貼出大字報，隨後形成持續多日的鳴放活動。學生討論斯大林問題、新聞自由、教條主義、知識分子處境和學校管理，一些人還組織了「百花學社」，出版《廣場》等學生刊物。
運動轉向後，大批參與者被劃為右派。譚天榮、陳奉孝、張元勛、沈澤宜等人成為重點批判對象。有人被勞教、勞改，有人在長期監禁和政治迫害中度過青年時代。林昭當時並不是運動中最受注意的人物，後來卻因繼續反抗而被捕，最終在1968年遭到處決。
數十年後，北大學生右派成為最早系統整理1957年歷史的群體之一。他們重新收集當年的大字報和刊物，撰寫個人回憶，建立右派學生名錄，並接受紀錄片採訪。經過校友之間的反覆查找，整理者搜集到五百多名北大右派的資料。許多人已經去世，留下來的姓名、專業和遭遇，成為恢復這段歷史的基本線索。
這些回憶並不完全一致。當年的參與者對人物、事件和彼此關係有不同理解，一些始於1957年的爭論，到晚年仍未結束。但正是這些有分歧的敘述，使那場運動不再只剩下一種官方結論。
北師大：受害者與批判者的共同回憶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是反右運動的重災區。中文系1953級有二百多名學生，其中五十七人被劃為右派，另有多人受到不同處分。一些學生只是為受批判的同學說話，也因此被列入右派名單。
雷一寧就是其中之一。她畢業後被發配到青海，右派改正後才回到廣西。晚年定居美國後，她開始聯繫昔日同學，邀請他們寫下1957年的經歷。最終，十九位作者留下二十四篇文章，記錄了「底層之聲」「苦藥社」等學生社團的活動，也記錄了批鬥、自殺、勞教和長期發配。
這些回憶揭示了運動中一些具體過程。學生採訪教授，請他們談對學校和知識分子政策的意見；有人用章回小說和諷刺文字批評官僚主義；還有學生質疑報紙社論。原本屬於校園討論的言論，隨後被解釋為有組織的政治進攻，社團成員也被作為集團處理。
北師大的集體回憶中，還有一類尤其少見的文字：當年批判者的懺悔。
王得後在1957年是積極分子，曾奉命寫文章批判「苦藥社」。他把同學的正常交往說成「勾搭」，把要求民主說成政治反動。幾十年後，他重新看到自己寫下的文字，感到羞愧。他承認，自己不能只用「奉命行事」解釋責任。正是因為相信階級鬥爭，習慣在每次運動中接受組織指定的敵人，他才會對同學使用那樣刻毒的語言。
范亦豪既是後來遭受迫害的右派，也曾在此前的政治運動中揭發過老師、主持過批鬥會。他在回憶錄中沒有隻寫自己的冤屈，也追問自己傷害過誰。他認為，不能把一切責任都推給領導和時代，個人仍須面對自己做過的事情。
這種受害者對自身責任的反省，使北師大的回憶超出了單純的苦難敘述。
南開：從傳遞大字報到農場互害
北京大學的鳴放很快傳到南開大學。幾名在北大學習的南開學生，將北大的大字報抄寫後寄回天津。南開學生把這些材料貼在校園裏，引起天津幾所高校的關注。後來，譚天榮等北大學生應邀到南開演講，討論教條主義、斯大林問題和哲學問題。
不少南開學生只是抄貼大字報、邀請演講者、接待外校學生，或者公開贊成獨立思考，便在反右中受到處分。有人被開除學籍、送去勞動教養；有人被發往天津郊區雙林農場勞動考察。
到了農場，受罰並沒有結束。管理者要求右派互相揭發，以此判斷誰「改造得好」。為了爭取回校和擺脫處分，一些人開始檢舉同伴。被揭發者可能從右派升級為反革命分子，再被送去勞教。原本同病相憐的學生，被置於相互猜疑、相互傷害的環境中。
年僅十八歲的施建偉，因為接待北大學生而被劃為右派。他原以為班裏的年長同學如同兄姐，運動開始後，卻看到一些人迅速翻臉，寫材料揭發他。在雙林農場，他又因拒絕不斷「暴露思想」而被作為反改造分子批判。多年以後，他認為，農場最可怕的不只是勞動，而是通過告密和互害摧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
反右結束三十多年後，施建偉回到南開參加紀念活動，看到了當年的受害者，也看到了曾經參與批判的人。沒有人向他道歉，甚至還有受害者公開感謝當年的執行者對自己的「幫助」。他終於無法忍受，當場發言反駁。
在南開的回憶中，這種沉默同樣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傷害已經發生，但很多參與者從未承認，也不願回望。
武大：一張《火焰報》與一個班級的毀滅
武漢大學中文系學生吳開斌等人，因學校遲遲不讓學生參加鳴放，決定自己創辦大字報《火焰報》。第一期只是響應整風號召，批評學校中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隨後，他們又刊登北大學生來信，介紹北大鳴放情況，校園裏的大字報迅速增多。
學校後來宣佈支持學生鳴放，整個珞珈山一度十分活躍。但反右開始後，《火焰報》被解釋為向党進攻的「司令部」。吳開斌所在的中文系1954級班有三十多人，其中十一人被劃為右派，九人被定為「極右」，四人被開除學籍送去勞教，一名學生在審查中自殺。
吳開斌被稱為武大的「右派司令」。學校命令他在全校大會上檢查，他卻利用這個機會，用幾個小時陳述自己對斯大林、蘇聯、新聞自由、胡風案件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那些觀點未必激烈，但在批判已經開始時仍公開說出，需要付出沉重代價。
此後，吳開斌長期勞教，在社會底層做苦工，一度靠賣血生活。被發配到粵北山區後，他仍在昏暗燈光下讀書，視力因此嚴重受損。1978年以後，他才獲得改正。
1998年，武大中文系老同學重返珞珈山。有人談起往事失聲痛哭，有人平靜講述。當年被宣傳為「暴風雨中的海燕」的積極分子田蒂，在聚會上向右派同學表示內疚和道歉。另一位當年的左派學生史大浩，也曾在去世前向多位受害同學道歉，並幫助他們解決工作困難。
吳開斌沒有參加第一次聚會。2005年，同學們再次聚會時終於見到了他。兩年後，他猝然去世。令人感慨的是，主持治喪的人正是田蒂。她一身黑衣，最早趕到殯儀館，安排了全部告別事宜。當年的批判者，在半個世紀後送走了當年的「右派司令」。
上海交大：沒有言論，也要補出右派
上海交通大學最初的鳴放並不激烈。學生的大字報大多只是批評食堂、宿舍和學校管理。到了1957年下半年，全校公開批判的右派仍然很少。
1958年1月，學校突然停課，進行「反右補課」。短短兩個星期，近三百名學生被劃為右派。許多人沒有發表過成體系的政治言論，只因一些日常說法或行為獲罪。有人說農村生活苦，有人提到美國親屬家中有汽車，有人看蘇聯電影時打瞌睡，還有人說自己的頭髮像希特拉，這些都可能被解釋成反社會主義或反蘇言論。
近百名右派學生很快被叫出教室，命令收拾行李，裝上卡車送往上海郊區勞動。他們起初甚至不知道自己受到什麼處分。學校取消了他們的助學金，也不給勞動報酬，伙食費要由家庭承擔。貧困學生因此陷入絕境。
一名來自山東農村的學生韓增義，家裏無力寄錢。他的汗衫破得像蜘蛛網，褲子也只能勉強遮體。一個雨天，大家停工休息，他突然哭着說：「誰每月給我五元錢，我叫他爹都願意。」一位同樣貧困的難友偷偷給了他五元錢。
兩年後，大部分學生仍然看不到回校希望。1960年，上海交大先後將一百二十多名右派師生遣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多數人被分配到基層工廠和農場，文革中又有人遭到第二次發配，從事修路、築壩和採礦等重體力勞動。有人死於工傷和防洪事故，有人因不堪迫害而試圖逃往蘇聯，被判處長期徒刑。還有人到1979年獲得改正時仍未成家，全部家當只有一個鋪蓋卷。
長期流放使交大右派學生形成了很強的難友關係。改正以後，他們互相幫助調動工作、尋找親友，後來又建立通訊錄和難友群。與其他學校相比，他們也更堅持追索實際權益。有人要求學校支付1958年至1960年兩年勞動期間被拖欠的報酬，有人要求補償被剋扣的工資和精神損失。雖然申訴沒有得到預期結果，他們仍不斷提出：改正身份，並不等於歷史責任已經了結。
他們為什麼要留下回憶
這些學生在1957年大多只有十七八歲或二十出頭。他們響應號召，發表意見，隨後被當作敵人處理。二十多年後獲得改正時，讀書、就業和家庭生活最寶貴的時期已經無法追回。
晚年整理回憶，並不只是為了證明個人無罪。他們重新抄錄大字報，查找失散同學，建立死亡者和受難者名錄，也記錄那些曾經揭發、批判和執行處分的人。有些人道歉，有些人沉默；有些受害者能夠反思自己早年參與過的運動，另一些人則仍無法擺脫當年的語言和思維。
這些記憶彼此矛盾，也帶着個人立場，但它們保存了官方檔案之外的歷史：一句話怎樣成為罪證，一個班級怎樣被分成敵我，受難者怎樣被迫互相揭發，學校怎樣把學生送往農場和邊疆，以及半個世紀後，同學之間如何重新見面。
一代人的青春已經無法歸還。他們能夠做的，是在自己離去以前，把姓名、事件和責任儘可能記錄下來，使那些曾經被掩蓋的人生不再無聲消失。
資料來源：郭力《幾所高校學生右派的集體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