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學教授尼古拉斯‧埃普利的新書認為，微小的聯繫行為能夠建立起自由社會賴以生存的信任和善意
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教授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的著作《多一點社交：微小的選擇如何帶來意想不到的幸福、健康與人際聯結》（A Little More Social: How Small Choices Create Unexpected Happiness, Health, and Connection，2026）可以幫助修復我們破敗的公民社會結構，該書以一個關於帽子的故事開篇。
在通勤列車上，埃普利看到一位戴着優雅紅帽的女士坐在他旁邊最後一個空位上。周圍的乘客都低着頭，默默地尋找着屬於自己的一片寧靜之地。這時，埃普利對着那位女士說道：「我喜歡你的帽子。」她頓時眼前一亮。接下來的三十分鐘裏，他們聊起了家庭、工作，以及在這樣的情境下，「我們常常選擇忽略彼此。」
埃普利悖論（Epley’s paradox）很簡單：我們是「社會性動物，我們的幸福、健康和成功都取決於」其他人，然而我們卻常常不願以積極的方式與他們建立聯繫。
埃普利通過理論和實證研究告訴我們，我們對他人如何回應我們社交努力的「過於悲觀的預期」會阻礙我們「為他人做好事」，並在這個過程中阻礙「我們自己做好事」。
埃普利並非要求我們當中那些不善交際的人去開招待車或進行無休止的閒聊。他希望我們注意到那些阻礙我們為建設更文明的社會做出貢獻的習慣性反應。
內向者可能會擔心埃普利是在要求他們變成外向者。但是埃普利非常重視社交焦慮（social anxiety），他引用臨床研究強調，治癒方法不是安慰（reassurance），而是暴露療法（exposure）。
「焦慮的人不會通過思考來讓自己感覺好一些；他們會通過感受來讓自己思考得更好。」他說道。
《多一點社交》第一部分過分強調了外向性格的益處，導致其論述略顯薄弱。正如18世紀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指出的那樣，內向（introversion）和外向（extroversion）並非絕對，而埃普利的最佳建議也並不需要外向。所以，內向者們，請繼續閱讀。
讀了這本書之後，我想起了當年乘坐美國西南航空（Southwest）航班的那些年。每周的飛行讓我成了「貴賓」（A-list），一位經常乘坐同一航線的女士常常站在我旁邊排隊。起初，她只是一張熟悉的面孔。後來我們開始聊天，最終，我們坐在了一起。這位排隊的陌生人，原來是一位工作繁忙的空中交通管制員，童年時期還飽受孤兒之苦。埃普利的實驗解釋了為什麼這段記憶如此深刻：打破日常沉默的一次小小的交流，就將通勤變成了一次意義非凡的互動。
其它形式的邂逅則更為短暫：比如在機場電梯裏，對一位正忙着照看孩子、搬運行李的年輕媽媽說句暖心的話，一句不經意的讚美，或是與某個我們平時可能熟視無睹的人共度幾分鐘。雖然大多數互動不會發展成為友誼，但是每一次互動都在削弱那種「最好不要打擾陌生人」的固有觀念。這些都是構建高度信任社會的小小舉措。
在美國當代傳記作家喬恩‧米查姆（Jon Meacham）所著的美國開國元勛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傳記中，他記述了傑斐遜與好友瑪格麗特‧史密斯（Margaret Smith，1778-1844）的初次會面。這一幕展現了人們從遠處想像出的形象往往是謠言、黨派和恐懼所投射出的陰影。史密斯夫人所處的聯邦黨人（Federalist）圈子讓她對這位「激進的民主人士」（violent democrat）——「所有階層和秩序的敵人」（an enemy of all rank and order）——抱有戒心。然而，她發現傑斐遜事實上溫和、體貼、平易近人。交談中，他不再是漫畫式的形象，而是真實的人。傑斐遜在結束與瑪格麗特及其丈夫塞繆爾‧史密斯（Samuel Smith）的會面時說道：「我是你們的朋友。」
那麼，為什麼我們如此熱衷於，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將潛在的朋友變成敵人呢？
我們常常根據自己對另一個人的想像來決定是否與他們交往。從遠處看，陌生人、鄰居、對手或公眾人物都會變成我們恐懼所塑造的模樣。但是埃普利的實驗表明，接觸通常會修正這種預判：對話讓現實取代投射，往往揭示出對方比我們想像的更熱情、更友善、更平易近人。
埃普利和他的合作者通過多項實驗發現，我們系統性地低估了與他人建立聯繫帶來的愉悅感。他們詢問通勤者，如果他們選擇獨處還是與陌生人攀談，通勤體驗會更好。人們普遍認為獨處是令人愉悅的，而與人交談則是一種小小的考驗。然後，他們分別嘗試了這兩種方式。結果卻與預期截然相反：那些被要求與人交流的人通勤體驗最為積極，而那些被允許獨處的人體驗最差。
「主動聯繫他人不僅僅是積極的」，埃普利寫道，「而且是出乎意料地積極。」
雖然我曾經在邁爾斯-布里格斯性格類型指標測試（Myers-Briggs scale）中被判定為內向，但幾十年前，我克服了內心的牴觸情緒，開始與來我家維修的技術人員和工人進行較長時間的交談，從而領悟了埃普利的道理。我尋找機會與他們交流，了解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正如埃普利的實驗所示，結果總是積極的。
表面上看，我和我結識的一些技術人員沒有什麼共同之處，其中包括一個身材魁梧、愛好是雪地摩托的男人。但是我們之間共通的人性遠比外表所顯示的要深刻得多。
在《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1739-1740）中，大衛‧休謨稱人是「宇宙中最渴望社會的生物」，然後進一步闡述了這一點：
「或許，徹底的孤獨是我們所能遭受的最大懲罰。沒有陪伴，一切快樂都會黯然失色；一切痛苦都會變得更加殘酷，更加難以忍受。」
埃普利認為，我們面對着敞開的冰箱卻在挨餓，他提出了解決飢餓問題的可行步驟。
為什麼我們總是做出如此嚴重的誤判，而且總是朝着同一個方向反覆出錯？埃普利觀察到，社交決策「並非取決於決策實際會讓你感覺如何，而是取決於你認為決策會讓你感覺如何。」我們對陌生人、鄰居甚至朋友如何看待我們的預測，往往悄無聲息地、長期地過於悲觀。
「我們生活在一個令人困惑、反饋不完整的學習環境中。」埃普利說道。
我們無法預見當我們拒絕開啟那場對話時，它會如何發展。因此，悲觀情緒始終無法消除。
「過於悲觀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總是擔心別人最糟糕的一面，就意味着你永遠沒有機會去了解別人最好的一面。」埃普利說道。
埃普利並不認同將社交行為僅僅視為一種情緒，而是將其視為一系列具有道德內涵的選擇。該書第三部分探討了其中的三種道德選擇——感恩（gratitude）、善良（kindness）和誠實（honesty）——埃普利發現，在每一種選擇中，都存在着同樣的恐懼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我們常常因為預感到自己的示好會失敗而有所保留，比如拒絕給予讚美、提供幫助，或是拒絕說出朋友需要的真誠話語。但是這種情況其實很少發生。
我曾多次撰寫關於感恩的文章，並且幾十年前就領悟到內心深處的忘恩負義，因此我發現埃普利關於感恩的章節或許是最有價值的。
當被譽為「美國心理學之父」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收到學生們的感謝信時，他坦白說，他之前的理論中遺漏了一些東西：「人性最深層的原則是渴望被欣賞。」
埃普利用一章的篇幅專門討論了這種渴望，以及我們不願在他人身上滿足這種渴望的原因。
休謨寫道：「在人類所能犯下的所有罪行中，最可怕、最不自然的莫過於忘恩負義。」
一個自由社會的維繫既非僅靠國家，也非僅靠市場。它建立在陌生人之間龐大的、未經立法約束的自願關懷之上：人們願意信任他人，表達善意，並將鄰座的人視為潛在的朋友，而不是像埃普利的同事們所說的那樣，視為「連環殺手」（serial killer）。
當我們低估彼此時，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愉快的交往，我們還會摧毀一個致力於自由的民族賴以生存的信任。
本文刊自總部位於馬薩諸塞州的智庫「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AIER）的出版物《每日經濟》（The Daily Economy）。
作者簡介：
巴里‧布朗斯坦（Barry Brownstein）是位於馬利蘭州的巴爾的摩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altimore）經濟學和領導力榮譽教授。他著有《領導力的內在修養》（The Inner-Work of Leadership，2010）一書，其文章曾發表在《經濟教育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和《思想速食》（Intellectual Takeout）等刊物上。
原文：The Case for Talking to Stranger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