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網上查閱資料，意外看到有尹達這個人。此人並非名不見經傳者，而我卻一無所知，可見雖然天天在讀書，也難免孤陋寡聞。
66年文革時期，幾個飛黃一時的秀才，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文革過來的紅衛兵可說無人不知。但另有一人尹達，與姚等四人同列，卻鮮有人知。至少，我就居然完全不知道。
而且，這文化革命小組前後是兩個。一個是1964年7月成立的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因工作不力，方向錯誤，遭到毛澤東指責。於是在1966年5月28日，宣佈「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簡稱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七人。
其中尹達的排名，位於王關戚和姚文元之前，是因為他資格比姚文元等四人老。尹達曾在傅斯年領導下的史語所參加考古，1937年去了延安，轉而從事馬列主義史學研究。
文革前，尹達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主持工作的第一副所長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他在歷史研究所組織了一個名為「史紹賓」（意思是「史學界哨兵」）的寫作組，自詡為紅色堡壘，專門寫文章批判翦伯贊、范文瀾等「反動學術權威」。
文革開始後，尹達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他召集「史紹賓」寫作組撰寫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長達一萬六千餘言的長文《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吳晗和胡適的來往信件》，給了已經淪為階下囚的吳晗最後一擊。
1966年6月1日晚8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翌日《人民日報》頭版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刊出，並配以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更將其讚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自此全國上下興起了轟轟烈烈的造反運動。
很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歷史所的年輕人也貼出大字報，批判已經是文革小組成員的所領導尹達「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面對來自造反派的批判，自詡為馬列主義史學家的尹達氣憤難平，迅速組織反擊，將貼他大字報的造反派打成別有用心的陰謀分子，繼而再升級為「右派分子」、「反黨分子」，對其進行嚴厲批鬥，勒令一個個檢討過關。
7月17日，關鋒、戚本禹、曹軼歐、李訥等代表中央文革小組來到歷史所為造反派翻案。關鋒、張際春按照陳伯達和康生的指示，宣佈為歷史所的造反派平反。
歷史所的造反派平反後，通過選舉產生了「文革小組」，組長傅崇蘭，副組長王恩宇，組員有孟祥才、張顯清等，負責領導歷史所的文化革命。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建立尹達專案組，搜集整理他「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材料」。尹達過去經常講他同翦伯贊、范文瀾的資產階級史學觀進行鬥爭，於是專案組決定通過外調，搞清他與翦伯贊、范文瀾鬥爭的真相。8月初，所文革小組派王恩宇、張顯清、周紹泉一起找翦伯贊、范文瀾進行調查。
三人先到北京大學燕南園翦伯贊家外調，此時翦伯贊已被打倒軟禁在家，隨時接受批鬥。王恩宇向他說明他們是歷史所文革小組派來調查尹達問題的，他問翦：「你怎麼看尹達這個人？」翦伯贊此時並不清楚尹達的處境，還認為他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是史學界紅得發紫的一號大左派。他在《紅旗》雜誌發表的《將史學革命進行到底》和發表在《人民日報》的社論《打倒史學界的保皇黨》，都是針對他和范文瀾來的。所以面對王恩宇的提問，不敢貿然回答，只是小心翼翼地說：「尹，尹達是史學界的左派……」王恩宇聞聽當即打斷他的話說：「什麼左派？尹達同你一樣，也被揪出來了！」
翦伯贊一聽，先是一愣，隨即就笑出聲來，有點幸災樂禍地說：「我說哪，我說哪，解放後，我和他都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的，怎麼他成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我卻成了史學界的保皇黨，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
王恩宇問：「尹達經常宣傳他代表無產階級，你代表資產階級，還說史學界有一個你與吳晗攻擊他的『鴻門宴』，這是怎麼回事？」對此，翦伯贊比較詳細地講述了一段往事。解放後，他和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侯外廬、尹達等人，都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雖然在不少學術問題上也有不同看法，但都認為是不同學術觀點的爭論。
50年代末，歷史所成立《中國史稿》編寫組，到60年代初，《中國史稿》第一冊（先秦部分）出版，北京大學歷史系將其作為本科生教材。考古專業的學生在使用該教材時發現，他們使用的《中國考古學講義》中，有許多內容與《中國史稿》一字不差。他們將這種情況反映到系裏，認為是教考古的老師抄襲了《中國史稿》的內容而沒有註明出處。
翦伯贊作為系主任很重視學生反映的情況，就找來編寫講義的教師核實。這才知道，不是北大歷史系的講義抄襲了《中國史稿》，而是《中國史稿》抄襲了北大歷史系的講義。最明顯的證據，是講義印刷在前，《中國史稿》出版在後。翦伯贊了解了這個情況以後，就將此事告訴了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吳晗於是邀請郭老、尹達和翦伯贊等人在北京飯店聚會，人民出版社歷史編輯室的洪廷彥也參加了。聚會時，翦伯贊將《中國史稿》抄襲北大《中國考古學講義》的事對尹達講了，要求他查問一下。尹達事前並不知曉此事，當即感到非常尷尬，答應回去查問。郭沫若和吳晗都認為此事關乎學風問題，要求尹達認真對待。事情談完後，大家一起吃了飯，才各自分手。
沒想到洪廷彥後來根據這次聚會寫了一個材料，送交中宣部，將這次聚會描繪成史學界右派圍攻左派的「鴻門宴」。
尹達回到歷史所後，查清了事情的真相，原來是《中國史稿》編寫組在寫原始社會部分時，引用了北大講義中的考古資料而未註明出處。對此，尹達批評了撰稿人忽視學術規範的錯誤，同時又說這不是什麼大問題，翦伯贊藉此機會找吳晗、郭老提說此事，完全是小題大做，故意給自己難看。
王恩宇隨後問到翦與尹達的關係，翦說過去並無明顯矛盾，後來自己被尹達批為資產階級代表，或許與抄襲事件有關。
接下來，王恩宇三人外調小組又去了范文瀾家。因為受到毛主席保護，范文瀾在運動中基本上沒有受到衝擊。
據范文瀾講，他與尹達共事是在抗戰時期的延安，兩人同在歷史研究室工作。1942年整風運動時，毛主席要求歷史研究室編寫一本供幹部學習的《中國歷史》讀本。尹達畢業於河南大學史學系，曾參加過安陽殷墟的發掘，范文瀾就安排他撰寫「原始社會」部分的內容。但尹達寫出的稿子與全書體例不合，范文瀾要求他重寫。尹達不能接受，一氣之下去了《解放日報》。
新政權成立後，兩人同在科學院工作，范文瀾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尹達是歷史研究所副所長但實際主持工作。兩人原本各有各的研究領域，但不知從何時起，尹達將范文瀾定為史學界資產階級的代表，表示兩人存在「體系上的分歧」。范文瀾主持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也成了尹達批判的對象，甚至向中宣部遞交材料反映情況。文革一來，尹達成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過去的批判進一步公開化，1966年6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打倒史學界的保皇黨》，就是衝着范文瀾來的。文中說范文瀾是史學界的東霸天、西霸天、保皇黨。對此，范文瀾當着外調小組氣憤地反問道：究竟誰是史學界的東霸天、西霸天？
不知道範文瀾此時會不會想，你尹達高喊打倒史學界保皇黨的時候，想沒想過自己也會落得被打倒的下場。
但尹達對自己被打倒是很不服氣的。在一次批鬥會上，主持人問尹達怎麼理解文化大革命？壓抑多日的尹達忍不住大聲說：「文化革命是什麼？就是讓我們洗澡，互相都看見了，原來你有一個鳥，我也有一個鳥！」
這句話惹得哄堂大笑，也為尹達招來大禍，造反派認為尹達此言是在詆毀文革，對他採取隔離審查，將其關押在中科院的倉庫里。工資停發，只給少許生活費。
1967年春天，歷史所的文革小組對尹達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批判。主持批鬥會的紅衛兵一聲斷喝：將反動學術權威尹達帶上來。幾個孔武有力的紅衛兵，立刻駕起尹達的胳膊，拖到台上，摁倒在地。原來追隨尹達的人紛紛反戈一擊，站出來揭發尹達的罪行。
黃巨興是轉得最快的人之一。尹達鎮壓造反派時，他慷慨激昂地批判造反派與「1957年的右派一樣」。造反派翻身後，他又飛快地轉過來，對尹達和他手下的「八大金剛」痛加批判。清查「五一六」運動中，又痛罵「五一六」分子「罪該萬死」。到幹校以後，每天參加勞動後都要組織學習，談改造思想的體會。這對大家實在是一份苦差事，天天參加勞動，哪裏會天天都有新的體會？而黃巨興卻是天天都有新認識，每每能談一大套。如割高梁他能從用鐮刀談起，掰棒子他能從辨玉米的成熟程度談起，挖水溝他能從地形地貌談起，儘管都是陳詞濫調，但他照樣能花樣翻新。只要有他在，大會小會就冷不了場，因為他總能找到話說。有人私下議論他「愛出風頭，滿嘴陳詞濫調」，但也有人說應該感激他，否則，人人被逼發言，該是多麼難受？黃巨興的善於緊跟還有一個最突出的例子。1967年春天，戚本禹讓歷史所組織人考查一下歐美資產階級革命後和蘇聯十月革命後，有沒有發生類似中國這樣的「文化大革命」。孟祥才組織黃巨興、林甘泉、何兆武等人從外文資料中查找，別人一無所獲，唯獨黃巨興說美國獨立戰爭以後發生過類似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張書生在歷史所資料室從事翻譯，英語水平很高。他抗戰時參加過國軍，被授予上尉軍銜，擔任過團的政治指導員。抗戰勝利後他退出了軍隊，按49後公佈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不屬於歷史反革命。尹達在歷史所鎮壓造反派的時候，他不發一言，冷眼旁觀。造反派平反後，他選擇站到造反派一邊。他對人對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從不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他認為尹達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者，身上有很濃的政客色彩，善於玩弄權術，提醒造反派對尹達不要掉以輕心。
1968年初，受戚本禹支持的歷史所文革小組，因王、關、戚先後出事，組長傅崇蘭被抓，副組長王恩宇和組員孟祥才等人也成了批鬥對象，原本同派的成員都站出來揭發他們的問題。不久開始清查「五一六」分子，孟祥才這些骨幹成員都成了嫌疑犯，被關押起來隔離審查。直到1974年底才宣佈解除羈押。
那幾年，歷史所的學者們，在紛亂的鬥爭中，一忽兒東一忽兒西，常常你方鬥罷我登場，一個個暈頭轉向，到頭來，全落得遍體鱗傷。
2026年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