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是北京犯人勞動場所的總名。我所在的是「清河塑料廠」，生產塑料涼鞋。我所在的車間有五台臥式注塑機，七八台立式的。臥式注塑機壓制聚氯乙烯（俗稱硬塑料）涼鞋，大多是十七號以下的小孩鞋，立式注塑機壓的是發泡的聚乙烯（俗稱泡沫塑料）涼鞋，是大人穿的。我被分配在3號臥式機上工作，我接一小隊的班，二小隊接我的班，三班倒，因為注塑機一開動就沒法停，停了一定要把塑料使用乾淨，再啟動很麻煩，調好機筒溫度，需要較長的時間，耽誤生產。
在「臥3」上幹活的一小隊的是李少白，二隊的叫李佐新。粉碎「四人幫」後，我與少白先後被平反出獄。而李佐新是門頭溝「大峪紅旗」的，他只是在「文革」中參加武鬥，死了人。原未判刑，只是在一監押着（因為武鬥在「文革」中不好定性），「文革」後定為反革命的「打砸搶」，於是這個小青年被處死了。
少白與我同歲，刑期也一樣，都是十三年，不過他進來早，1970年代初就入監了，屬於老號。他愛好足球，最初考上了北京體育學院足球系，上了兩年，轉到北京郵電學院，所以「文革」時還沒有畢業。他在家裏與兄弟、老媽等人議論過江青及「文革」，「一打三反」時被揭了出來，這在當時是了不大得的罪狀。結果弄得兩人被判刑（少白與他的弟弟少文），母親被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交給革命群眾監督改造。母親當年也是民國的湖南名媛，真是情何以堪！
李少白消瘦，戴一副近視眼鏡，頗有書生氣。父親是北京郵電學院的教授，但喜歡西洋音樂，希望兒子能學音樂，給他起名為「舒伯」（舒伯特的縮寫）。不想兒子卻愛好體育，不好音樂，而且寫的字像火柴棍堆積，或說像甲骨文，簡單的「舒伯」兩字寫不好，於是，刪繁就簡，改為「少白」，許多人以為慕李白而取了少白。雖然少白不喜歡音樂，但對詩、對藝術卻有很好的感覺。他的新詩寫得不錯，在監獄時常常要搞些文藝活動，要寫點應景的歌詞、小詩一類，就這些應酬的作品讓少白寫來也往往有新意。可惜平反後，他專力於藝術攝影，不寫詩了。當然在這物慾橫流的時代也沒有詩，現在他是「紫禁城」的專職攝影師，還組織了「影友會」，很活躍。我初見到他時，他顯得比較「悶」，不善言辭。我接他的班時，他簡單地問了問我的情況後有點兒高興了，「這下子好了，來個學中文的，以後我們不懂的古詩就問你了」。於是他收拾好自己的幾個小卡片，上面寫的都是他在班上背誦的英文與詩詞。少白此後與我交往頗多，下面再補充。
我第一天上機台幹活，有點手足無措。壓制塑料涼鞋不是一個特別簡單的活。機筒的溫度低了，塑料沒有充分熔化，擠出的塑料疙疙瘩瘩的，顏色也不一樣；溫度高了塑料煳了，便會有些煳點散落在鞋面上，很難看，成為廢品。另外，塑料注入進了模具後，什麼時候開機取出，太早，鞋軟而燙，而且易於變形；晚了，鞋變硬了從模具上取不下來，這也是兩難。我正感到特別尷尬時，同監室的徐連生來了。他是三小隊的保全工（中隊的保全工上正班，小隊的保全工跟班走），負責機台維修和排除故障。他幫我設置好自動協調，壓鞋正常了。徐連生便坐在放置生產成品的工作枱上考起我來。提的都是文學與詩詞上的問題，特別多的是一些詩詞中典故的解釋。大約他常用這種態度考新來的有一定學歷的犯人，很隨意。我很快一一回答了他，而且大大超出了他的提問。他突然起身走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就我的回答去問保全工中的一位老號李聘偉去了。李是1958年劃右，後來升級進了監獄的，被判無期。他讀過大學，因為坐牢久，讀書也多，文學與詩詞的知識自然要比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徐連生高許多，得到他的肯定後，徐連生回來了。對我說，您今後就是我師傅。這句本來是開玩笑的話，後來卻成了習慣，他還真稱我為師傅，又說「我是小和尚，你是老和尚」（在監獄都被剃禿頭）。董清旻給我起了一個老夫子的綽號，有時徐也跟着叫我夫子。
徐連生比我只小六七歲。當時他二十七，我三十四。然而從外觀上看，他顯得小。他十七歲就進了局子，十八歲被判二十年，在監獄裏已經待了近十年。但監獄是個「保鮮盒」，人一進了監獄，歲數就停滯了，進來時多大，出去時還多大。當然不會是生理上的「保鮮」，而是心理、心態或性格上的「保鮮」。進去之後，原有的社會關係中斷了，原來在社會上積累的一切，頃刻消失。社會角色他可能是丈夫、父親，可能是老師、教授，可能是領導或受到一定人群尊重的長者。到了監獄，這些統統消失了，你只是個徒具姓名的犯人，有的監獄還不許叫名字只許叫「某號」（一監沒有這個傳統）。人幾乎被還原為赤裸裸的沒有正常的社會聯繫的自然人。這個地方沒有任何人買你的賬、尊重你，除了靠自己的定力重新積累人望，但那也需要低調和謙卑。三中隊二小隊有個據說是美國特務的陳虛威（有人質疑他說，你真的是美國特務？尼克遜訪華之後，怎麼不把你要走。每當此時，老陳或急不擇言地與人爭辯，或是雙眼黯淡下來，一語不發）。他從1950年代就被押在秦城，1970年代被判二十年，送到一監時，牙都快掉光了，兩腮深陷，可是還覺得自己是個年輕人，動不動就雙手握拳，要與小伙子玩玩拳擊。徐連生也是這樣，他還覺得自己是初中生，少不更事，調調皮沒多大關係。也許真的是來得久了，他調皮也沒見被哪個看守責罰過。這樣，像我這三十好幾的人，做他「師傅」也屬於情理之中的事罷。
徐連生是門頭溝城子人，祖父是辦教育的，從解放前就做小學校長，在當地頗有威望。他從小好鬧，一到文化大革命，停課了，成了脫韁的野馬，攪亂社會秩序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文革」中有哪個學生不攪亂社會秩序呢？毛主席鼓動他們起來不就是讓他們打亂秩序，攪亂社會，其出發點就是「不破不立」。可能這個放蕩不羈的徐連生又說了些反動話，遂以反革命流氓罪被判處重刑。
徐連生雖小，但由於入監時間久，保全工活動範圍大及隊長對他不太計較等原因，在三中隊他的活動能量是比較大的。他又與我同一監室，睡在我的右側，經常問我點兒問題，於是便到處替我宣揚，使我很快融入了三中隊。
選自王學泰著《監獄瑣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