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在獨裁統治下生活過的人，才能真正領略自由的真諦。
值此美國建國250周年之際，我不禁回首自己在美度過的歲月，思考這個非凡的國家對我而言意味着什麼。我的自由乃至生命，都歸功於這個國家。我曾講述過自己的經歷：從美國研究生學業中途回國投身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在屠殺中倖存；隨後在哈佛大學獲得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再次回國推動和平民主改革，卻遭中國共產黨監禁；最終在美國的堅定營救下重獲自由。我對美國的感激之情，既持久又深沉。
但這並非那段往事的重述。相反，我想分享一些從未訴諸筆端的經歷——那些在我被迫依賴美國之前，就已經塑造了我對美國認知的時刻。
1986年，我放棄了當時許多人眼中在中國學術界和政界都極具前途的未來，來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數學博士學位。我生平第一次呼吸到了自由的清新空氣。
唯有在獨裁統治下生活過的人，才能真正領略自由的真諦。自由不僅僅是一項憲法原則或政治口號，它更是一種氛圍。它體現為普通民眾那種無需生活在恐懼之中的從容自信；體現為無需時刻權衡後果便能暢所欲言的能力；體現為一種簡單的尊嚴——在生活中，不必擔心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正受到他人的監視。儘管在伯克利面臨着巨大的學業壓力和嚴峻的語言障礙，我卻體驗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內心寧靜。
對於一個在歷經數十年政治恐怖、貧困與封閉後初涉外部世界的年輕人來說，三藩市灣區的一切顯得近乎不真實。太平洋吹來的微風中，不僅夾雜着海洋的氣息，更蘊含着自由的精神。人們開懷大笑，熱烈辯論，隨心所欲地着裝，毫無懼色地批評政府。在這裏，個性不僅受到包容，更備受推崇。
伯克利本身就是一次思想上的啟迪。這所大學追求卓越，競爭異常激烈。然而，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該校對待學術的嚴謹態度與道義責任感。數學、哲學、經濟學、歷史學和政治學並非被視為孤立的學科，而是通往真理的不同途徑。在這裏，思想至關重要，證據至關重要，辯論也至關重要。
在中國，學術探索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而在伯克利，質疑權威被視為最高的學術美德之一。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了我對學術和公民身份的看法。
當然，美國的繁榮也令我驚嘆不已。
就在幾天前，我剛剛離開一個物資匱乏仍是日常生活主旋律的國家。站在三藩市，我驚訝地發現，眼前這些宏偉的摩天大樓大多為私人所有。銀行、汽車製造商以及無數其他大型企業並非由國家而是由私人公民建造和運營。
這是一個獎勵進取心、創新和勤奮的社會。這是一個鼓勵個人創造、建設和成功的國家。我不禁自問：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美國夢嗎？
諷刺的是，這似乎與中國文明本身並非完全格格不入。中國古典哲學從未譴責過繁榮。《周易》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之作之一，它認為追求財富是人之常情，並鼓勵人們通過勞動、創造和德行來追求繁榮。那麼，我不禁疑惑，為什麼共產黨政權要剝奪幾代中國人的私有財產、經濟機會和個人尊嚴？為什麼一個擁有如此豐富哲學傳統的文明會陷入一個扼殺人類潛能的政治體制？
美國的繁榮和思想自由令我驚嘆不已。但還有一些東西更讓我感動。
周末，我常常開着我那輛老舊的二手萬事得，穿梭於北加州的各個小鎮，只為更深入地了解美國社會。它們的美麗、整潔、與自然的和諧都令我印象深刻。然而，最觸動我的卻是一件極其平凡的事：每個小鎮都有一座漂亮的公共圖書館。每座圖書館都設有無障礙通道。很快，我注意到公交車、公共建築、行人路以及無數其他公共設施的設計也都充分考慮了殘疾人士的需求。
有一天，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在中國各地，我目睹了窮人和殘疾人遭受羞辱、忽視和虐待，他們往往沒有任何法律途徑可以伸冤。我至今仍記得目睹他們受苦時那種無助的感受。相比之下，美國這個富裕的社會不僅以經濟成就來衡量自身，也以它對待那些對物質繁榮貢獻最小的人的方式來衡量自身。
這讓我想起了據說出自中國古典名著《莊子》中的一個故事。一位官員問一位牲畜商販，如何判斷一頭豬是否真正健康。商販回答說，他檢查豬身上最不容易積蓄脂肪的部位。如果這些最薄弱的部位都很健康，那麼整頭豬就一定很健康。莊子用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衡量一個社會的真正標準不在於它的優勢，而在於它最薄弱的環節。
我逐漸意識到，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政治。一個公正的社會，要看它如何對待最弱勢的群體。美國，如同所有國家一樣，並非完美無缺，但它比我所了解的許多社會都更深刻地理解了這個道理。
每個人心中都應並存兩種願望：追求個人幸福和成就的渴望，以及關愛弱勢群體、維護公共福祉的責任。最健康的社會，是能夠保障自由、保護私有財產、嘉獎卓越、創造人為設限的成功機會，同時確保弱勢群體不被遺棄的社會。自由與慈悲並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
這種信念在東西方都擁有深厚的哲學根基。孔子和古希臘的偉大哲學家幾乎同時得出了驚人的相似結論。孔子闡述了「中庸之道」——一種平衡、節制和道德約束的政治理念。希臘人將「認識你自己」和「凡事適可而止」的永恆箴言鐫刻在阿波羅神廟上。
早在涉入政治之前，我就堅信，良政的第一原則，或者說政治的黃金法則，其實很簡單：不要走極端。政治極端主義幾乎總是以宣稱自己擁有道德上的絕對權威為開端，最終卻往往否認持不同意見者的人性。歷史反覆印證了這一教訓。
中國共產黨歷經了數次極端的統治時期。起初是激進的共產主義，通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運動廢除了私有財產，並重創了社會。隨後演變為國家主導的權貴資本主義，在這種體制下，決定經濟機遇的是政治特權，而非自由競爭。在這兩種體制中，普通公民最終都淪為權勢者的附庸。異見被定為犯罪，獨立機構遭扼殺，人權則屈從於政治控制。
美國則展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這裏，相互競爭的政黨代表着不同的利益與理念，但它們始終受制於憲法規則、選舉制度、聯邦制及法治原則。公民之間雖有激烈分歧，但持不同政見本身並非罪行。不同種族、宗教、背景和信仰的美國人，在共同參與這場民主實踐的同時，大體上能夠相互包容、和諧共處。
我逐漸認識到，我在中國哲學與西方政治思想中領悟到的理想，已在美國的憲政秩序中找到了最成功的實踐。我個人的夢想也由此與「美國夢」融為一體。
幾十年前我所憧憬的社會，至今仍是我所嚮往的：那是一個堅定捍衛基本人權、不給個人成就設限、為弱勢群體保障基本尊嚴、獎勵勤勉與創新，並在法治框架下維護自由的社會。
回首往事，我深知自己初識美國時的印象難免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且不夠全面。歲月流轉，教育、友誼、學術研究與親身經歷讓我明白，美國的歷史遠比我最初理解的更為豐富、複雜，也更具自我反思精神。然而，這種複雜性非但沒有削弱，反而加深了我對這個國家的敬意。
一代又一代美國人在維護憲政體制延續性的同時，不斷拓展着自由的內涵。這個國家擁有由家庭、教會、公民社團、地方政府、獨立法院及志願組織構成的非凡網絡，正是這些構成了自由賴以生存的社會根基。
二戰結束後，美國不僅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更成為自由世界的主要捍衛者、人權事業的領軍倡導者，以及無數反抗暴政者——包括我在內——心中最明亮的燈塔。
我熱愛美國，並非因為它完美無瑕；我熱愛美國，是因為它具備一種道德力量，能夠在不背離建國原則的前提下自我修正。
當然，當今的美國也面臨着嚴峻的挑戰。政治極端主義日益陷入自我激化的惡性循環，一方的過激行為往往成為另一方採取過激行動的藉口。身份政治加劇了社會分裂，人們對法治的信心有所動搖，政府各分支機構之間的憲法界限也引發了越來越多的爭議。美國在自由世界中不再展現自信的領導力，這種退縮態勢給國際秩序的未來蒙上了不確定性的陰影——而這一秩序是幾代美國人付出巨大代價才建立起來的。
更具深遠影響的或許是信息技術（尤其是人工智能）所帶來的革命性衝擊。人工智能正在重塑民主、經濟競爭、國家安全、人際關係，甚至我們對「何以為人」的理解。少數幾家科技巨頭掌握了驚人的財富與權力，加上它們與政府之間日益複雜的關係，這一切都在挑戰我們關於資本主義、自由、平等、市場及憲政治理的諸多傳統觀念。
無論保守派還是進步派，都無法忽視這些問題。
然而，近四十年前最初激勵我的那些原則至今未變。一個自由社會應當捍衛人權；應當對卓越成就給予無限的嘉獎；應當保障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們享有基本尊嚴；應當在憲法框架下維護有序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它應當摒棄政治極端主義，尋求中庸之道的智慧。
作為一名既經歷過極權主義又體驗過民主制度的人，我始終堅信：美國最強大的力量從來不在於意識形態的純粹性，而在於憲法所確立的權力平衡、公民美德，以及一種堅定的信念——即自由的人民能夠實行自治，受法治而非情緒的支配。
這些信念持續指引着我的思考。它們也讓我滿懷希望：美國定能克服當前的挑戰，邁入建國第三個世紀，並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自由與自信。在未來的文章中，我希望能更深入、更詳盡地探討這些議題。
願上帝繼續保佑美利堅合眾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