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3月到現在，香港已有四間書店被搜查，11名書店相關負責人、員工被拘捕，理由都和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中「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有關。所謂「煽動」證據，根據媒體報導，包括店內出現了《黎智英傳》，以及台灣衛城出版社出版的《唯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
黎智英或是中國政府眼中釘，至於《唯紅花綻放》，根據書介：「作者馮哲芸（曾任NPR駐華府記者、《金融時報》駐北京記者），主要從身份認同切入，串聯起中國維吾爾族家庭、人權律師、內蒙古教師及香港流亡者等多樣化的普通人，從而捕捉了習近平時代下的社會氛圍。」前後多有當代報導文學界讚譽本書是習近平時代最完整深刻的定格與見證。只是，難道是內容「見證」直接觸怒了當局？像是徐州八孩鐵鏈女事件、武漢肺炎清零政策下居民的共同記憶、709大抓捕、香港反送中運動。
香港幾番搜查書店舉動，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當年台灣思想禁錮的年代，而眼前其實另有俄羅斯可供對照，尤其2022年普京入侵烏克蘭，為統一國家敘事，當下，凡公開反對俄烏戰爭的俄羅斯作家，作品已全部被下架，且所有媒體皆被規定不得以「戰爭」取代俄羅斯官方的用詞——「特殊軍事行動」，否則就是犯了詆毀俄軍罪。另外，任何膽敢剖析俄羅斯和僱傭兵華格納集團的關係；如何鎮壓車臣；如何綁架烏克蘭兒童並進行再教育的書籍，在俄羅斯也全都是禁書。
俄羅斯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迫使不少作家、出版商只得流亡海外，但他們流亡的目的，並不都是為了避免牢獄之災，反倒形同肩負使命，轉以在海外出版電子書，去反抗俄羅斯的官方審查，繼續記錄現代俄羅斯戰爭與政治迫害下殘酷的現實。歐洲非營利組織StraightForward基金會就是其一。
如同基金會創辦人桑達洛夫所說：「我們就是有想要記錄這一切的衝動，去反思普京政府統治下發生的災難和戰爭罪行。」StraightForward基金會的出現，同時證明了在一個獨立新聞受到壓制、政府宣傳盛行的國家，許多作者、出版商仍有很大的動力提供一個未經審查的視角，讓俄羅斯人民得以了解「真正的時事」。
不只這樣，另個繞過官方審查的閱讀模式，是發生在當前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根據塔利班公佈的法令，阿富汗女性不只受教權被限制（只能讀完小學），諸多閱讀更被禁止。結果，許多阿富汗年輕婦女乾脆私下舉辦秘密讀書會。一篇《衛報》的報導寫到，秘密讀書會閱讀書籍，其中一本是伊朗作家的作品《動盪之年》，內容講述了20世紀中一名年輕伊朗女子如何被困於一段被壓抑的婚姻中，此書深得遭父權、信仰雙重壓迫的阿富汗婦女共鳴。
包括俄羅斯、阿富汗，不管是異議份子透過海外電子書出版，還是婦女籌組秘密讀書會，儘管形式不同，卻投射出了同一意義，即高壓如俄羅斯極權統治、塔利班神權統治，人類對閱讀和寫作的欲望都是無法被遏制的，正如同《侏羅紀公園》電影裏的經典名句「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Life finds a way），「閱讀／寫作」也會。
那麼，掌權者不讓人民擁有讀書、寫作的自由，到底為什麼？若以美國民調機構皮耶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曾做過的調查，答案也就浮現出來了。據其調查，對當年內有閱讀經驗的人來說，喜歡閱讀的理由五花八門，其中則有3%表示自己喜歡透過書籍來挑戰既有的思維，如受訪者之一說的：「我喜歡透過閱讀跳出自己的局限。」
反向來看，極權政府鞏固權力的重要方式之一，不就是對人民的思考訂下「局限」，以利其統治。包括俄羅斯政府、塔利班政府，都是當今箝制人民思考的典型，由此回推到香港書店因為《唯紅花綻放》被搜，緣由自然不是這本書、這間店或店員真的煽動了什麼，而是那代表了書籍從撰寫、出版、運送、陳列、購買到閱讀，背後一個人得以跳脫官方所設局限的連貫動作，尤其對中國來說，哪怕只是有3%讀者喜歡透過書籍來挑戰既有（無論官方還是自己）的思維，整體人數造成的動能將是非常可觀，且可觀到足以讓掌權者睡不好覺。終究，極權國家禁書怕的就是那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