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改革開放一代——從高善文之死看紅朝新洋務運動的終結與中國現代化的再出發
有些人的離去，只屬於親友；有些人的離去，則屬於一個時代。
高善文去世的消息傳來，我想到的，並不僅僅是一位經濟學家的生命終點，而是改革開放以來整整一代人的歷史命運。
隨後，一篇署名「草庵居士」的追憶文章在海外廣泛流傳。文章追憶了作者與高善文等改革開放一代經濟學人的交往，也寫下了一句令人感慨的話：「高善文走了，其實這是一個時代走了。」
我無從核實文中關於個人交往的細節，但這句話，卻準確擊中了今天許多人的共同感受。高善文並不是最後一位改革派經濟學家，卻足以成為這一代人的象徵。他們成長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成熟於九十年代，見證了中國加入WTO後的高速增長。他們相信市場，相信專業，相信開放，相信國際合作，也相信中國終將完成從革命國家走向現代國家的歷史轉型。
今天，他們有人退休，有人沉默，有人離世。與他們一起退出歷史舞台的，還有那個曾讓無數中國人相信的時代。
一、改革開放，究竟是什麼？
關於改革開放，中國長期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官方將其定義為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自由派則常把它視為中國走向自由市場與現代文明的起點。然而，今天的現實表明，這兩種解釋都不足以概括改革開放的真實歷史。我更願意把改革開放理解為一次列寧黨國主導的現代化工程，或者說，一場持續四十餘年的紅朝新洋務運動。
如果說晚清洋務運動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那麼改革開放則可以概括為：黨國為體，全球化為用；列寧主義為體，市場經濟為用。市場、資本、科技、全球產業鏈，並非為了培育一個獨立社會，而是為了增強黨國的財政能力、工業能力、科技能力和統治能力。
它首先是一場國家現代化，而不是社會現代化。它天然包含着一組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藉助現代經濟創造財富，另一方面拒絕現代政治所要求的權力約束；一方面參與全球秩序，另一方面始終保留超越規則的黨國權力。這種矛盾，在高速增長時期尚可被掩蓋；當增長放緩、國際環境變化後，便集中爆發。
二、中國近代，其實經歷了三次「洋務運動」
如果把視野拉長到近代以來的一百八十年，中國實際上經歷了三次不同意義上的現代化嘗試。
第一次，是晚清洋務運動。學習的是西方的槍炮、鐵路、工廠，希望「師夷長技以制夷」，卻沒有觸動皇權專制。
第二次，是民國的共和探索。學習的是憲政、法治、公民、地方自治，希望建立現代共和國，卻因內憂外患和長期戰爭而未能完成。
第三次，就是改革開放。學習的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現代企業制度和世界貿易體系，希望藉助全球化實現國家富強。
三次現代化嘗試，看似不同，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國家始終凌駕於社會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