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年，是各行各業人們辛勤勞作一年的休閒驛站，是一家人團團圓圓快快樂樂歡聚的時刻，也是對一年來各方面取得收穫和成績的檢視和評判。
但是，三十多年前在集體化「大鍋飯」時期，尤其是「文革」那些年，廣大農村農民過過年，用棲棲遑遑來形容絕不為過。
我的老家晉南農村是糧棉之鄉，那年月生產隊分的口糧不夠吃，分紅既少且又不能及時兌現，糧沒糧，錢沒錢，這個過年可怎麼過呀？
村里那些細水長流會居家過日子的巧婦，平日裏做飯粗細搭配，粗糧細作，再摻和瓜菜代，湯湯水水，勉強能夠積攢一點白面，過過年時使用。個別平時不大會過日子的家庭主婦，在大年初一，全家人能吃上一頓白麵餃子，就相當不容易了。
晉南農村的過年習俗，家家戶戶都要煮麻花，用作節日期間招待親戚和朋友。可是「文革」那些年，煮麻花一是白面不多，二是食油更缺。生產隊種植棉花，籽棉軋出的棉籽油，幾乎全都上交了國家，一年到頭，每個社員僅僅能分到二三兩棉籽油。二三兩食油吃一年，如今聽起來簡直是天方夜譚。平日，家家戶戶做飯極少用油，做白菜、蘿蔔等涼拌菜，基本上只放點鹽和醋，沒有半點油星星。社員們吃饅頭，拿一根蔥或者蘸點紅辣椒麵，就當作菜了。
煮麻花，需要費很多的油，至少，長長的麻花，要能夠在滾沸的油鍋裏面漂起來。人口多的家庭還稍微好點，像我家，姐姐出嫁，只有三口人，從生產隊分回的食油，想煮麻花，連個油鍋也支不起來。人窮就尋摸窮辦法。為了招待貴客，為了不讓自家的小孩看見別人吃麻花眼饞，母親跟三兩家鄰居搞「互助」煮麻花。各家拿來數量相等的油，集中在一口大鍋里，然後各家再拿同樣的白面製作麻花，這家煮好了，再給那家煮。等到麻花全部煮完，最後把鍋里剩餘的熟油平均分開。
我常常跟隨母親煮麻花，大人們忙着搓麻花，我負責拉風箱，聽着油鍋里「嗞啦」的響聲，聞着金黃色麻花的香味，肚裏的饞蟲直往外爬。有段時間，社會上瘋傳，有人發明了在油中摻水煮麻花的訣竅。主婦們奔走相告，紛紛效仿。結果，將摻入水的油鍋放在灶上，大火燒了老半天仍不開鍋，好不容易等到鍋里的油煮沸了，實際上是把摻進油里的水熬幹了，完全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妙方。
我上小學、初中到高中，老師教的，課本上印的，包括課外書籍和課外教育，都是清一色社會主義制度好，資本主義制度壞；舊社會勞動人民受地主的剝削壓迫，當牛做馬，吃糠咽菜；新社會貧下中農翻身做主人，日子過得芝麻開花節節高。「敵人一天天亂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
學校還搞過「憶苦思甜」教育會，請村裏的老貧農控訴地主罪惡，希望我們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們初中一位公辦教員張老師，曾現身說法，講述他家在舊社會因為交不起租子，大年三十，本村地主搶走了他家的一隻木籃。
然而，我在生產隊跟社員們一起修理地球。那些被我尊稱作大伯大叔的老農民，其中不少是響噹噹的貧農成分，閒諞起來，他們幾乎異口同聲「緬懷」舊社會的日子，充滿了熱切的嚮往和痛切的惋惜。對照當下的生活狀況，他們則連連搖頭，流露出鄙夷和不屑。
他們說：解放前，包括解放初那幾年，家家戶戶自由地播種自己的土地，風調雨順年景，收穫的小麥吃不了，多餘的隨便拿到集市上出售；種植的棉花，除留一部分自家紡線織布絮棉外，剩餘的全賣了；棉花軋出的棉籽油，家裏盛滿一大缸，全家人敞開肚皮吃也吃不完。一進入臘月，村里家家戶戶支起油鍋煮麻花，穿過巷道，處處瀰漫飄散着濃濃的油香。
哇塞！他們描繪的這一幅鄉村美景，多麼誘人。我迷茫了。假如不相信這種說法，然而持此說法的並非一兩個老農，而是上輩人的集體記憶。假如相信這種說法，則徹底顛覆了我腦海中已然形成的概念。老農們文化不高，閱歷豐富，談天說地，口無遮攔，時而有不少極端「放肆」極端「反動」的話語，好在他們不必擔心受到揭發批判。用當時流行的話說：「當農民已經到了社會的溝底（最底層）了，難道還能把咱開除了不成？」
回到家，我向父母親求證那些大伯大叔們說的是真是假？母親說，他們說的一點也不差，可是，你出門千萬不敢瞎說，讓別人聽見了，會連累你爸爸的。
此前說過，我爸爸是被錯劃的「歷史反革命分子」。
「有錢沒錢，殺豬過年。」那時過過年，村裏有幾戶社員殺豬，很少。常常是父親割上兩三斤豬肉，買上兩棵大白菜，家裏菜窖里貯藏着生產隊分的蘿蔔、胡蘿蔔，這個年就能對付對付過去了。買來的豬肉，除夕和大年初一包餃子用一點，其餘的煮成熟肉，招待親戚。大年初一到十五這些天，每家每戶都會確定一個日子，招待自家的新女婿新媳婦和七大姑八大姨，俗稱「走親戚」。
多數人家招待親戚的飯菜是火鍋，親戚少的，燒一個火鍋；親戚多的，要燒兩三個火鍋。火鍋的製作比較簡單，把白菜、土豆、豆腐、粉條、丸子等等裝滿火鍋下面，在表面鋪上一層薄薄的豬肉片，用木炭或劈柴燒得滾沸，吃起來熱乎乎香噴噴的。在當時，能吃上這樣的火鍋和白面饅頭，可是難得的美味佳肴哪！
有一年正月初三，我去鎮上串親戚，親眼看見一位男社員出售一隻煮熟了的豬頭。一問才知道，這豬頭是他過年前購買的，就是為了大年初一當作貢品用來敬神。現在敬完神了，一家人捨不得吃，又拿到鎮上出售。俗話說得好：「寧窮一年，不窮一節」。那時農村社員過過年如此窘迫，平時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一年」。過年講究穿新衣裳，人口多、拖累重的家庭，沒錢添置那麼多的新衣，家庭主婦就把舊衣裳拆洗拆洗，當作新衣裳穿。家鄉婦女在參加集體勞動之餘，喜愛紡線織布，農民們大多穿自己縫製的土布衣裳。只有在外干工作的和個別大隊幹部，穿得起洋布做的衣裳。
我家人口少，在國家政策允許的範圍，父母親起早貪黑，加工製作一些紅薯粉面和柿餅，賣給大隊供銷社，掙點現錢，手頭略微寬裕點。母親是村裏有名的巧婦，剪裁衣裳、縫製衣裳非常在行，一年四季免費幫別人做許多衣裳。她用自家的縫紉機，給父親和我添置一兩件新棉衣，裏面絮的棉花仍是舊棉花。而她自己呢，仍然穿着舊衣，頂多從供銷社扯上廉價洋布，縫上一件上衣單套衫，罩在舊棉衣上。每當看見父親和我穿着新衣裳走在巷道，受到人們誇讚，母親比自己穿上新衣裳還要高興。
在過年前後，祖祖輩輩留下的傳統，要敬奉神靈。什麼灶王爺、土地爺、財神爺、天地爺，都要一一貢獻祭品，燒香磕頭。「文革」伊始，大破「四舊」，掃除封建迷信，敬神拜佛屬於封建殘餘，紅衛兵抄家，搗毀了神龕，打碎了香爐和燭台，取締敬神活動。
但是，背地裏，淳樸善良的老百姓仍在偷偷摸摸敬神，祈求神靈保佑來年五穀豐登，保佑一家老小平安幸福。大年初一凌晨，天空還黑蒙蒙，母親就把煮好的豬肉、麻花、白面饅頭，一一擺放在神像前的供桌上，我跟隨母親跪拜在神靈前，恭恭敬敬地焚香磕頭。這一刻，母親跪在神像前，心酸地默默禱告：「老天爺！老天爺呀！求求你開開眼，保佑我們這個家消災免難，平平安安……」
隨後，父親一個人悄悄到各路神靈前磕頭。因為父親戴一頂「歷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隨時隨地都會挨整。父親的問題，又影響我和姐姐政治上進步，影響推薦我上高中，影響姐姐的民辦教師轉正。
敬神完畢，我點燃院子中央事先擺好的一堆柏樹枝，「噼噼啪啪」燃放一串鞭炮。此時此刻，家家戶戶，鞭炮聲此起彼落，由稀稀落落，到激烈繁密，整個村莊沉浸在一片歡慶快樂中，瀰漫在鞭炮的煙霧中。等到天大亮，家家戶戶都會迅速撤掉神仙前的供桌，清掃院子裏的灰燼和炮屑，做出沒有敬神的樣子。即便是那些革命覺悟高的大隊幹部，平日裏階級鬥爭口號不離嘴，過過年也會在家中敬拜神靈。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無情的階級鬥爭，迫使人人學會了做「兩面人」，學會了說假話，延續至今，這才是民族最大的悲哀！
歡度過年，農民們的傳統習慣是鬧社火。各個巷道組織自己的社火隊伍，有鑼鼓隊、秧歌隊、高蹺隊、耍獅子、抬閣等，巷道之間相互較勁，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到了中午時分，各巷道的社火浩浩蕩蕩出場，走街轉巷，然後匯聚在戲台下面，進行表演比賽，常常要鬧到正月十五不罷休。我們村是個四千多口人的大村子，鬧社火久負盛名，十里八村群眾都會來瞧熱鬧。
「文革」開始，傳統社火也塗抹上濃郁的革命色彩。天真可愛的大頭娃娃，換成了劉少奇、王光美的醜惡面具。長長的高蹺隊，一個個裝扮成劉少奇、彭德懷、薄一波等歪眉斜眼的「百丑圖」。「桃園結義」「西廂記」等抬閣造型，皆為「四舊」，改成了「紅燈記」「沙家浜」等革命樣板戲。鬧騰了兩年，經濟搞不上去，人心渙散，漸漸失去了興趣，社火便銷聲匿跡了。
過過年，家家戶戶照例要清掃房屋，添置家具。因為沒錢，添置家具根本談不上。有一年臘月，母親上高村趕集，採買了必要的吃穿用品後，掂量了半天，還是花四五毛錢，買了三張新年畫，想把家裏裝飾一新，增添喜氣。
三張色彩鮮艷的年畫，一張是《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畫面上三個少先隊員打着少先隊隊旗，舉手敬禮；第二張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毛主席身穿綠色軍裝，左衣袖上佩戴着鮮艷的「紅衛兵」袖章，滿面紅光，神采奕奕，向洶湧的人潮揮手致意；第三張反映越南軍民擊落入侵北越的敵機，還活捉了一名企圖跳傘逃命的美軍飛行員。我興致勃勃協助母親用一顆顆圖釘，把年畫一一張貼在東廂房的正面炕壁上，頓時滿屋生輝。
恰在這時，我姐姐從學校回了家。姐姐是「文革」前的高中畢業生，因為父親的歷史問題政審不過關，失去了上大學的機會，回本村學校擔任民辦教師，平時在學校吃住。我指着牆壁上的年畫，高興地告訴姐姐：「姐姐，瞧，媽媽買的年畫！」姐姐眼睛一亮，站在炕沿前欣賞年畫，連聲說：「好啊！好啊！」
瞅着瞅着，突然，姐姐眉頭一皺，神色緊張地問道：「媽，這年畫，你啥時候張貼的？」
「剛剛貼上，咋啦？」
「有沒有讓外人瞧見？」
「沒有外人來，剛貼上……」
「快！快！趕快把年畫揭下來！揭下來！」姐姐顧不得脫鞋，慌慌張張跳上炕，就動手揭年畫。
「你……這是咋啦？」母親很是不解。
「這畫挺好的呀？」我也感到奇怪。
姐姐指着炕壁上的三張年畫，壓低嗓音，說道：「你看，這三張畫，右邊這張《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沒有啥問題。中間這張《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毛主席臉朝左面。而左邊這張，畫面中幾門炮口斜向上方延伸，不正指向……誰的面孔嗎？」
姐姐邊比劃邊說，經她一描述，頓時把母親和我驚呆了。
「我的老天爺，借給我十個膽子，我哪敢呢？！」母親的眼淚快要流出來了。
「媽，你肯定不會的。可是，這要是讓外人瞧見了，聯想構陷，上綱上線，到時候咱家跳進黃河也洗不清啊！」
三下五除二，好端端的三張年畫被姐姐揭了下來。
望着驚魂未定的母親和我，姐姐思索了一下，說：「這樣吧，還是把這張《偉大領袖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放在正中間，另外兩張，我調換一下位置看看。」果然，三張年畫經姐姐重新一佈置，偉大領袖眼前是三位少先隊員，那張關於越南軍民的年畫貼在了右邊，炮口指向了右邊天空。
原本輕鬆快樂地佈置居家，一場虛驚，搞得一家三口像兜頭澆了一瓢冷水。
我暗暗敬佩姐姐有政治眼光，有政治敏感，同時，內心深深責備自己：只顧了高興，為啥就沒發現其中的政治問題呢？
「唉！早知道這樣，我就不買了，還能省下幾毛錢。」母親懊喪極了。
「媽，這怨不得你。」姐姐寬慰母親說：「因為我爸爸的問題，咱們家不論做啥事，都要多長個心眼，多提防點啊！」
她又囑咐母親和我說：「剛才這事，不要再提了，爸爸知道了，心裏會難過的。」
母親長嘆一聲：我和你爸都是睜眼瞎，所以，總想讓你倆多念書，沒有文化，啥也不懂啊。
這三張年畫在我家炕壁上張貼了好久好久，白天晚上都能看到，至今在我的腦海揮之不去。修改此文時，特意上網搜索，果然找到了兩張，遺憾的是第三張沒能找到，選了一張類似的圖片。端詳年畫，禁不住感慨萬端。
姐姐的「敏感聯想」並不是多餘的。那年月，即便是貧下中農，無意間喊錯一句革命口號，無意間寫錯毛主席語錄一個字，無意間打碎了毛主席的石膏像，不分青紅皂白，立馬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批判鬥爭，判刑入獄。
我們村一個「黑五類分子」老頭，平時嗜好唱個蒲劇。夏收的一天上地路過村口，他唱了一段《紅燈記》裏李玉和痛斥叛徒王連舉的唱詞：「敵人把你當狗用，反把恥辱當光榮……」沒想到，在村口檢查社員私自撿拾麥穗的「紅哨兵」小將，向大隊幹部舉報說，這個地主老頭故意用戲文，影射詛罵「紅哨兵」是「看門狗」。這還了得，當晚，大隊治保股召集「黑五類分子」開會，老頭受到嚴厲的批判訓斥。
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講得人人成了「驚弓之鳥」！
過年，窮就窮過吧，能讓老百姓窮個休閒自在也還說得過去。但是，農業學大寨的浪潮一浪高於一浪，我的家鄉平展展的土地，也要修「大寨田」。秋莊稼收穫了，冬小麥播種了，冬天本是農民「貓冬」的季節。可是，上級年年要求社員「大幹一冬天，舊貌換新顏」。
有幾年，我們運城地區革委會的「一把手」搞得更為「極左」。地區報上刊登社論，提出一個響亮口號：「一口氣干到臘月二十九，正月初一吃完餃子就出工」。嗚呼！把捆綁在集體土地上的社員逼到這個份上，在歷朝歷代算不算「開天闢地」？問題更在於，農民這樣耗時間賣力氣，仍然吃不飽飯，沒錢花，平日裏缺吃少穿，過大年也是棲棲遑遑！
鄧小平先生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最早見效的就是農村實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拿我家來說，「大鍋飯」時，父母親和我三個勞動力，辛勤勞動一年缺吃少穿。土地下放後，我上了大學，父母親在承包地辛勤勞作，產下的小麥吃不了，產下的棉花能賣不少錢。一入臘月，村里家家戶戶煮麻花，大街小巷油香飄溢。老農們回憶的農村「單幹」景象，得以重現。我們走過的這一段大彎路，大到國家，小到黎民，付出了多麼慘重的代價啊！
前幾年，有一首歌曲《常回家看看》，「爸爸準備了一桌飯菜，媽媽準備了一堆牢騷」。詞作者相當有生活，貼近實際，風靡全國。回想吃「大鍋飯」的「文革」過年，「爸爸準備不起一桌飯菜，媽媽不敢發半句牢騷」。今昔對照，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人，手拍胸膛想一想，是應該懷念哪個缺吃少穿的歲月？還是應該珍惜今天過年餐桌上的大魚大肉？
2017年2月22日草於凌空書屋
2017年2月25日修改
2018年1曰29日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