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行為者往往會背棄協議，卻無需承擔後果。
在推介這項旨在結束伊朗衝突的協議時，副總統JD·萬斯提出的核心論點是：除非伊朗遵守協議條款，否則不會獲得任何回報。正如萬斯周一晚在福克斯新聞（Fox News）節目中所言，該協議規定：「如果伊朗表現良好，如果實施制裁減免，如果伊朗融入全球經濟，我們將邀請其他國家——不是我們自己，而是其他國家——去該國投資。這沒問題。但前提是他們必須遵守協議條款。」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每當西方領導人與「不良行為體」達成此類協議時，這都是他們慣用的安撫之詞——但事實證明，這些承諾往往是空洞的。
這種模式屢見不鮮：一個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對手達成和平或軍控協議。在民主國家一方，政治領導人因此在公眾面前贏得了寶貴的聲望。他們向持懷疑態度的人解釋說，協議的遵守情況將受到核查與強制執行，一旦違約，協議便會終止。然而，當對手違背承諾時，民主國家的政客們卻不願否定自己達成的協議。他們既不放棄協議，更遑論向對方追回已讓出的利益。對手由此明白——或者說早就明白——違約並不會招致嚴重懲罰。
以《凡爾賽條約》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協約國對德國施加了限制，對其陸軍、海軍及武器生產規模作出了規定。德國多年來一直違反這些條款，在20世紀20年代秘密重整軍備，並在1933年後轉為公開進行。那些曾承諾執行條約的協約國，要麼對此視而不見，要麼因厭戰而聽之任之。
再看冷戰時期。美國兩黨政府都曾與蘇聯簽署軍控協議，並承諾違約必將承擔後果。蘇聯經常違背承諾，但實際上幾乎從未受到過懲罰。
一個極具啟示意義的案例是1972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這是尼克遜時代「緩和政策」的核心。蘇聯在西伯利亞腹地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相控陣雷達，其朝向明顯違反了條約規定。1983年，美國衛星發現了正在建設中的該設施。當時的白宮並非由膽怯的「鴿派」把持；時任總統朗奴·列根是一位立場強硬的領導人，也是軍控協議的懷疑論者。
里根主張嚴格遵守此類協議，並表示「絕不接受任何低於此標準的做法」。眾議院（以418票對0票）和參議院（以92票對3票）均認定該雷達明顯違反了條約。1988年，參議員們敦促里根宣佈這一違約行為構成「實質性違約」，但國務院官員對此表示反對。里根雖向蘇聯提出了抗議，但最終並未廢除該條約。看來，即便是他也無意違背此類協議所享有的廣泛民意支持。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的違約行為最終未受任何懲罰。以1993年的《奧斯陸協議》為例。在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組織）簽署該協議時，以色列領導人曾表示，如果巴解組織違背和平承諾，協議將被終止，以色列此前做出的讓步也將被撤回。然而，巴勒斯坦領導層未能履行有關打擊恐怖主義以及制止煽動仇恨與暴力的關鍵承諾，甚至向被監禁的恐怖分子及其家屬提供經濟資助。儘管如此，以色列始終未能迫使巴解組織遵守協議。以色列既未退出協議，更未撤回其讓步措施。
如何解釋這種現象？這並非僅僅源於天真，而是有着結構性的原因。對於簽署此類協議的民主國家領導人而言，這些協議代表了一種政治投入；當對方未能履約時，維護這一政治投入往往變得比採取強制執行措施更為重要。
一旦有違規行為被曝光，民主國家領導層的最初反應通常是聲稱尚不清楚是否確實發生了違規。如果違規事實變得無可辯駁，他們的第二步反應便是淡化違規的嚴重性——1987年，一個國會代表團在視察克拉斯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後，便稱該雷達設施雖違反了條約的「字面規定」，卻未違背其「精神」，便是此類反應的典型例子。而當違規行為的嚴重性已無法否認時，第三步反應則是宣稱缺乏有效的手段來強制執行合規要求。這正是1988年裏根政府所處的境地。
萬斯（Vance）為伊朗協議所做的辯護存在自相矛盾之處。當被問及伊朗是否能獲得一筆3000億美元的重建資金時，他並未予以否認。相反，他列舉了伊朗的合作、其融入「世界經濟」的前景，以及美國邀請其他國家進行投資等情況。然而，一旦資金投入，它們絕不會因為伊朗違反協議而憑空消失。如果資金在違約行為曝光前就已經注入，那麼當美國領導人還在爭論違約證據是否確鑿、違約性質是否嚴重以及是否有良策進行補救時，伊朗幾乎肯定會把這筆錢據為己有。
正因如此，在伊朗領導人允許美國或可靠的第三方拆除並運走其核設施及導彈設施之前，該協議不應給伊朗帶來任何經濟利益。只有當伊朗在獲得任何制裁減免或解凍資產之前，就已做出不可逆轉的關鍵讓步時，萬斯的觀點才站得住腳。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有着長期違背承諾的記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旦獲得經濟利益，它很可能會違反協議，且最終無法得到有效執行。
作者道格拉斯·J·費斯是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高級研究員，曾在喬治·W·布殊（George W. Bush）政府擔任負責政策事務的國防部副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