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網王篤若報導/中共給鄰國28萬簽證對方只回2000份北京傻眼！中共駐印度大使徐飛洪日前透露，2024年向印度公民發放超過28萬份赴中共簽證，2025年前4個月又發出8.5萬多份。然而與此同時，印度發給中國公民的各類簽證卻僅約2000份，與2019年超過20萬份的規模相比暴跌逾99%。
兩組數字擺在一起，形成強烈反差。這意味着，中共發出的簽證數量大約是印度的140倍。
更耐人尋味的是，兩國貿易額卻在同期創下歷史新高。
數據顯示，2025年中印雙邊貿易額達到1556億美元。中國仍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大量電子產品、機械設備、化工原料和工業零組件持續進入印度市場。
貨物流動越來越頻繁，人員往來卻越來越困難。
2020年中印邊境加勒萬河谷衝突後，印度持續收緊對中國公民的簽證政策。雖然今年7月恢復旅遊簽證申請，但申請人仍需提交銀行流水、無犯罪記錄、公證翻譯文件，並親赴北京、上海或廣州辦理指紋採集。印度對全球166個國家和地區開放電子簽證，卻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
與此同時，中共近年來持續放寬印度公民赴中共國限制，包括網上申請、取消預約、降低費用以及短期免采指紋等措施。
表面上看，這是簽證數量的不對等。
但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認為，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28萬對2000，而是為什麼？
首先，這說明中印關係已經進入一種特殊狀態：經濟高度依賴，政治高度戒備。
1556億美元貿易額說明印度仍離不開中國供應鏈，大量工業設備、電子零組件和原材料仍需從中國進口。但另一方面，印度又將中共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之一，因此在人員流動、投資審查和技術合作領域持續設限。
印度實際上正在執行一種「不斷鏈、不信任」的政策。
其次，這種局面背後，暴露出中共長期製造的信任危機。
過去幾十年，中共不斷強調「黨領導一切」。企業、資本、科技、學術交流乃至海外活動，越來越被納入國家安全和政治體系之中。
尤其是《國家情報法》《反間諜法》等法律出台後，中共要求組織和個人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這意味着在許多國家眼中，中國企業已不再只是普通企業，中國資本也不再只是商業資本。
當中國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時，當地政府擔心的是政治影響；當中國資本進入關鍵產業時，當地擔心的是控制風險；當中國工程師和技術團隊進入當地時，當地擔心的則是情報與安全問題。
這種疑慮未必全部合理，但它已經真實存在，並正在影響越來越多國家的政策制定。
第三，中共宣傳中的「大國外交」與現實出現明顯落差。
中共長期宣傳「命運共同體」「周邊友好」「合作共贏」，但現實卻是，與中國接壤、貿易規模最大的鄰國之一，至今仍對中國公民維持全球最嚴格的簽證限制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並非沒有付出代價。
印度智庫曾估算，由於中國技術人員難以獲得簽證，僅電子製造業就損失約150億美元產能。部分設備安裝、生產線調試和技術維護工作被迫延後。
即便如此，印度仍不願全面放鬆限制。
這說明在印度決策層眼中，防範中共的優先級已經高於部分經濟利益。
王篤然指出，這件事真正暴露的並非簽證問題，而是信任問題。
世界各國或許仍需要中國市場、中國工廠和中國供應鏈，但越來越多國家同時選擇對中共保持警惕。
貿易可以買來訂單，卻買不來信任。
經濟合作能夠創造財富，卻無法自動消除戒備。
28萬份簽證與2000份簽證之間的巨大落差，揭開的不是印度的大門，而是中共面臨的現實困境：經濟影響力持續擴大，但政治信任度卻未同步增長。
而最終為這種信任赤字付出代價的，往往不是中共高層，而是普通企業、工程師、商人和兩國民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