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氣熏騰着肅穆的考場，一名19歲的考生小心地將手絹墊在腕下，以免汗水弄濕了考卷。但比起考場上的奮筆疾書，鄭州師專附中高中三年的苦讀更讓趙園難忘。她還記得冬天「半露天的廁所里一地厚雪」，她與留在學校的同學，「將課桌圍了火爐坐着，各自複習功課」。臨近高考，「氣氛緊張到了極點，宿舍熄燈後，還有同學在走廊上甚至廁所里準備功課」——這些餖飣零散的備考細節，即使以今天的視角來看，都不過是任何一名普通的高三考生都可能會有的經歷。
但這是在1964年，壓在趙園肩頭的不僅有課業的負擔，現實環境也不斷提醒她還背負着另一個沉重的包袱。她的母親在六年前的政治運動中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正在上小學的趙園也因此牽連遭受了一系列的打擊，「同學們古怪的目光、背後切切察察的私語」，她的少先隊大隊長職務被罷免，被迫公開表態與自己的右派母親劃清界限。在初中的農村勞動中，這個瘦小的女孩表現出比大學生還大的幹勁，作為「右派」的女兒，「唯有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獲得同學的諒解。」母親的「罪行」也成為了她身上的「原罪」。家庭背景帶給趙園的，是一個「被用了火烙上的，再也不能刮去」的「賤民印記」。
這種「印記」，在當時的正規說法叫做「出身」。這是1949年後井噴般湧現的眾多政治術語之一，但比起那些宣傳口號中的流於唇舌之間套話，「出身」這個詞則深深地楔進每個人的身上，它是一個巨大的口袋，不僅盛着這個人自己過往的歷史經歷，還包括他的家庭背景和親友關係，而家人親友各自的出身同樣也囊括其中——這是一個無比沉重同時又不斷擴大的包袱，每個人的出身包袱里裝着所有與自己相關人的出身，其他人也亦復如是，這些錯綜複雜的出身關係就像鐵鏈上的鏈扣，任何一個鏈扣出現問題，都會導致出身的沉重包袱砸在自己身上，招致嚴重的後果——對高中學生來說，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高考。
趙園的一名仝姓同學就是個典型例證，這名表面看起來非常沉靜的男生，吹得一口好銅笛，「每有聯歡一類的活動，照例被邀來獻藝」。在畢業離校前的告別晚會上，這名男生最後一次在同學面前展示自己的才藝，但對他的同學們來說，銅笛這項唯一能引人注意的薄技不過是讓人歡笑一時的陪襯而已。趙園心知不論這名同學考得如何，「結果總不會理想」。他的父親背負的罪名比趙園母親的右派帽子更加可怖：「歷史反革命」。
考試：政治即是一切
誠如趙園所認識到的那樣，對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學生來說，考試的目的已經不再像1949年之前，只是簡單地測試人的知識積累和學習能力，知識是排在第二位的，重要的是「政治」。對普通民眾來說，1949年後的「政治」定義與人們慣常理解的「政治」有很大不同，它指的不是一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具有參與國家政事管理的能力，而是在政權無所不包的支配體系中，認清自己被安排的身份和地位，以便在國家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正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在「政治」當先的時代，高考自然概莫能外。但在剛開始時，高考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是潤物無聲的，高考語文試題是個絕佳例證，展現了如何將正確的政治思想，通過預先設定好的標準答案的考題灌輸到考生的頭腦中。1952年首次全國統考的閱讀題是《一個走上正規的合作社》，就是一次考場上的政治文宣，讓考生在概括文章主題時接受了一次國家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教育。1955年的閱讀選用了毛澤東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則是讓考生親筆寫下自己對這個剛剛成立六年的新政權的自豪感。
唯一能發揮考生個人意志的作文題，也同樣不能偏離政治的繩墨。1953年作文題目《記我所認識的一位革命幹部》毫無疑問是對上一年「三反五反」中幹群關係調整的一個回應，而宣佈「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和「雙百運動」高漲的1956年，作文題目是《生活在幸福的年代》。而在趙園參加高考的1964年，作文的題目是《讀報有感——關於〈乾菜的故事〉》，作文材料講述了「支援災區物資徵集部門的同志，在匯集、清理各地捐獻物資時，發現了一袋乾菜里居然藏着牛肉。他們深受感動，然而又無法查明乾菜的主人，故只好藉助報紙來表彰這種克己助人的行為」。這篇報道看似只是單純表彰一種「克己助人」的行為。但只有從關心「政治」的角度理解背後深意，才能拿到高分。
一篇被評為優秀的範文就成功參透其中妙義，「當年輕的新中國剛跨進六十年代時，國內外敵人和連續三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就給我們帶來了特大的困難。在那艱難的歲月里，黨把人民組織成一支堅強的隊伍，他們同心同德、自力更生、休戚與共、相互支援，去戰勝那亘古未有的災難」。藏在乾菜里的干肉，也就成為了匱乏年代克己忍耐、毫不抱怨和奉獻國家的象徵。在文章的最末，作者由讚美個人的品質，升華到讚美能出現這種美德的政治制度：
「回想起這一切，我們怎能不由衷地唱出『社會主義好』的讚歌呢？又怎能不為這樣高度的共產主義風格所深深激動呢？我以生在這充滿團結友愛的社會主義大家庭而自豪！以我們的祖國有這樣忘我無私的人民而驕傲！」
不過，對那些「出身」有問題的考生來說，即使寫出如此政治正確的作文，在考官那裏拿到高分，也很難進入他們心儀的大學。政治氣息濃重的考試只是第一道關卡，而守在大學門前的最後一關才是決定一切的：對出身的「政治審查」。
政審：從蘇聯到中國
「政治審查」並不是新政權的發明，而是作為共產主義世界的中心蘇聯，在1920年代提供給共產國際支部中共的一項強有力的政治武器，通過對個人出身和政治思想動向的調查，用來篩選出在政治上可靠的同志，同時清洗掉那些潛在的危險分子。從1922年中共二大中的入黨審查，到瑞金時代的蘇區，再到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這套制度已經相當完備。1949年新政權成立後，只是把這套從蘇聯借鑑已經成熟的制度推廣到全國而已。
儘管政審制度嚴密完備，但卻很少有人能將其表述無遺。個人填寫的履歷只是其中之一，同事和領導的看法意見，家人朋友的談話聊天，甚至個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可能被身邊的人記錄下來，上報有關部門，成為日後政治審查的依據。升學、入職、轉崗、升遷，每一個決定人生未來的重大變動背後，都跟着一張甚至是一疊政治審查表。而審查表上最後一項上「政審意見」將決定這個人的最終命運。
高校招生的政治審查起源於中國人民大學，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樣，這所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創建的高等院校，是中共培養幹部的基地，因此，它需要從報名者中篩選出符合幹部特徵的候選人。蘇聯人對以往中國高校學生充斥着地主、民族資產階級和富農這些「黑色出身」這一點相當不滿，因此政治審查的重點就是出身，要選拔出符合新政權意旨的無產階級和農民階級「紅色出身」的子弟來修正中國高等教育中的這個「嚴重錯誤」。
在新政權眼中，「紅色出身」具有天然的向心力，是新政權使他們從一無所有變成了國家的主人，因此他們對政權的忠誠不容置疑。但此時新政權正忙於清理前政權的遺存，既無暇將自己的理念灌注到高校之中，也不能表現出對那些被定性為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的疏遠之意，後者此時與黨的關係仍然是盟友而非需要改造的對象。在1949年8月頒佈的《關於整頓高等教育的決定》中，對大學生的選拔標準只有一句話：「具有高中畢業程度，經入學考試合格者」，1950年5月26日，新成立的教育部頒佈的招生規定中，也只加上了「凡志願為人民服務，身體健康」這樣寬泛的條件。
但到1952年，隨着私立高校的公立化以及「院系調整」的最終完成，新政權已經掌握了全部的高等教育資源。第一次全國統一高考，顯示了新政權在全國範圍內統一調配教育資源的絕對支配力。韓戰爆發掀起的反美運動，也使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得以遂行。充足的條件使1953年高考政審制度正式出台變得順理成章。在這一年的招考規定中，工礦農場中工齡在三年以上的工人、本人是工農家庭出身或本人是工農成分且參加革命工作三年以上的幹部都可優先錄取，但對那些非工農家庭出身的幹部，優先錄取的條件則提高到「參加革命工作五年者」。而至於那些不被允許參加高考的人，則被刊載在另外一份政審文件上。
在最初的審查標準中，只有四類人被排除在高考之外：「現被管制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現行破壞活動分子，確因反革命及品質極端惡劣而被國家企業、機關、部隊或高等學校清洗或開除的分子」以及「歷史上有重大政治嫌疑者」。對最後一類，政審人員被要求在考生登記表上籤具「不宜錄取」的意見。
此時，出身不好但自己尚未過失的考生尚可僥倖入學，不會受到家人的累及。但1955年7月14日，高等教育部呈送的該年招生工作的簡報，卻指出讓這些考生通過政審，是工作的嚴重問題：
「政治審查工作方面，西南地區原來存在着嚴重問題。由於專區對四部聯合通知貫徹不夠，在介紹社會知識青年報考時很不認真，高中畢業生的評語，一般只反映學生在校的一般表現，未涉及學生本人的政治面貌、家庭情況與主要社會關係。就四川省中學情況來看，一般學生的家庭情況與主要社會關係較複雜個別中學的畢業生中，有半數以上的人，其家庭成員被我殺、關、管者」。
政審標準即刻加以修訂，在不宜錄取的名單上又加入了「直系親屬被我處死而本人堅持反動立場者」。出身成為了政審標準之一。不過仍然有一些考生成為漏網之魚。參加1956年常州考生邱學華。儘管父母被定性為「反革命分子」，但他同樣參加了高考，並且被華東師範大學錄取。但他未來的妻子，在反右運動如火如荼的1957年參加高考的葛蘊春，卻因為家庭出身是「歷史反革命」而被內定為「不予錄取」。
到1958年，不予錄取的政審名單變得更長。除了直系親屬被處死外，直系親屬有「因政治問題被判處徒刑、管制或在資本主義國家、台灣、香港、澳門等地從事反革命活動」、「有反革命分子、或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等情形都不予錄取，除了直系親屬外，「親密社會關係」出現上述問題的考生，也不在錄取之列。
親屬和友人或許還可以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僥倖兔脫，但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樣，一個人永遠無法擺脫的是他的家庭出身。在政審標準開列的不予錄取的最後一項，就是「地主、富農和反動官吏等剝削家庭出身，沒有劃清思想界限，表現落後的」。
「不予錄取」
「不予錄取」四個字越來越多的出現在那些自己並無過失但家人親友犯罪，出身不好的考生政審表上。儘管問題考生可以隱隱約約地感覺到自己可能是政審未過的名單上的一員，但政審人員是如何評定的卻是個謎。迄今為止，尚未有一名昔日的高考政審人員現身說法，回憶自己是如何在考生的政審表上寫下那四個令人絕望的大字的。一些有自知之明的問題考生，會特意在志願書中填報一個高校序列中位於末端的冷門院校，試圖用卑微來博得政審員的同情，讓他對自己的大學夢放過一馬。
但大多數人卻沒有這種先知先覺，他們往往是在最終結果公佈的那一刻，才知道自己是「不予錄取」或「降格錄取」名單上的一員。1958年的開封考生呂延梅就接到了一封詭奇的大學錄取通知書。這名成績一向優秀的考生報考了北京大學數學系，她的高考成績也讓北大發出了那封夢寐以求的錄取通知書，但當通知書送到她手裏時，「信封右下角印着北京大學四個字，但被藍水鋼筆劃掉，改寫成了『開封師範學院』，又被鋼筆劃掉，最終改定為『開封師範專科學校』」。可以想見政審人員為了粉碎她的北大夢如何殫精竭慮，而唯一的原因只是她的出身是富農。
呂延梅的遭遇儘管看來荒誕，但也透露出政審員承受的巨大壓力。他們的工作就是在不予錄取率的分母上增加分子。就在趙園參加高考的1964年，高教部在上報的招生工作簡報中，以一種刻板但卻不失讚賞的口吻寫道：「全國不予錄取的考生比例，由1963年的3.6%上升至1964年7.07%」，這顯然是高考政審工作日趨嚴格的一大進步。簡報中也批評了判卷人，認為他們在評分時沒有足夠的政治敏感性：「作文評分標準中提到，對於立場觀點有嚴重錯誤、思想感情極不健康的文章，要扣分或給予不及格分數，而沒有指明這種作文不應該給分，這種學生根本不能錄取」。
這種情勢下，趙園仝姓同學的結果可想而知。唯一讓自己孩子不受家庭出身牽連的辦法，就是雙方劃清界限。仝的「歷史反革命」的父親就選擇離婚來保全自己的兒子，但即使如此，「人們仍以其為某種子弟，並非就能如期待那樣脫清干係」。
趙園的「右派」母親也險些遭受同樣的下場。在熬過了勞改、孤寂和疾病後，這個瘦弱但堅忍的女人還是被她可能帶給家庭不幸催垮了。1962年的一個星期六，當着孩子和丈夫的面，她的眼淚像決堤一樣痛哭起來，最終凝結為一句話：「我和爸爸離婚吧，離了婚，徹底劃清界限，就不會連累你們了」。趙園和他的父親姊妹圍了過來，伸手為母親拭去眼淚。
趙園的幸運在於，不久之後，她的母親被摘去了右派的帽子。「摘帽右派」比起「反革命分子」是輕得多的罪名。她在高中里的優異表現也讓老師青眼相加，甚至為了保障升學，動員她入了團。
許多的偶然，為這個19歲「自信而任性的孩子」，在苛刻的出身政審荊棘中找到了一條通往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幽微小徑。而更多像她一樣成績優異的人，卻被這些攔路的荊棘刺得鮮血淋漓。當趙園進入北大後，很快發現「同班同學中，多半有着『工人』『貧下中農』『革干』『革軍』一類『響噹噹』的好出身。對於自己竟然混跡其間不免暗自驚異。」她也發現這些同學在上課時「格外起勁地記筆記」，並不是因為求知若渴，而是為了備足台上老師的批判材料——暗流洶湧激起的微瀾。已經預示着暴風的來臨。兩年後，在運動中已經學會政治敏感的趙園養成了一個新的習慣：在臨睡前將小手絹銜在口中，以防自己不自覺夢囈引來那些偷聽的耳朵。
2026年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