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名目擊天安門事件的日本人
2020年10月，日本出版了一本由「六四回顧錄編輯委員會」編輯的《證言：目擊天安門事件的日本人》（六四回顧錄編集委員會『天安門事件を目撃した日本人たち：「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に何が起きたか』ミネルヴァ書房，2020年），收集了目擊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四十四人證言。包括原日本駐華使館館員，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教官，日本貿易振興會北京所所長，留學生，翻譯，醫生，銀行，商社等日企職員，駐華媒體記者（一名美國人）。
全書分作四個部分：（1）那天，在廣場目睹的；（2）在槍聲與混亂中；（3）凝視事件的思考；（4）直面危機。
當時在京日本人約有四千至五千名。也有不少目擊者一開始對「六四」解放軍開槍屠殺學生和市民憤慨，但在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之後，利用自己流暢的中文與在華人脈優勢，往返於中日之間做生意，從此緘口不言。本書記載的與日本記者同在北京飯店四樓的美國記者索爾滋伯里，鎮壓後對中共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但在「南巡講話」之後，又開始為中共唱頌歌。
五月的天安門廣場。四十四人在「六四」過了三十年之後才敢於打破沉默，站出來證言，是因為他們大都從第一線崗位退職，實現了身份過渡，財務自由與生活重心的轉移。有人在證言之後不久逝世，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真」。
當時日企和日媒大都集中在坐落於東長安街與王府井大街的交匯處，離天安門廣場直線距離只有一公里，徒步十五鍾以內的「北京飯店」。他們從飯店的高層客房和陽台目擊了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六四」清場。
商社「丸紅」駐華總代表中藤隆之證言，現場感覺6月3日晚至6月4日拂曉的死難者約一千人。前《洛杉磯時報社》的國際駐外記者大衛·霍利目擊軍隊動用催淚彈和實彈強力推進清場現場，推算遇難者也是1000-1500名。（「天安門母親」群體突破重重困難，確認的有詳細身份的死難者202名，2017年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一批1989年外交檔案，估計至少有一萬名平民死亡，而中共頒佈的數字為319人）
東京都立駒込醫院的醫生森武生的醫院與北京腫瘤醫院和上海醫大合作籌備醫學會議，與同事於6月3日到達北京。這天，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奉命向北京市中心挺進。緊急情況下，他泊的旅館由王府井改到中日友好醫院的宿宿舍。在宿舍周圍吃早晚餐時，看到颯爽英姿背着旗幟的學生，想起六十年代末日本的安保鬥爭的情景。接待方告訴他們兩天後的演講和手術照常進行，於是兩名日本醫生還悠悠自在地喝了點紹興酒早早就寢。
當晚到次日凌晨，森醫生經歷了充滿恐懼與絕望的「血腥之夜」。北京上空除了激烈的槍聲，坦克聲和群眾的呼喊之外，最密集的就是救護車悽厲的聲音。6月4日凌晨醫院的救護車一輛輛急促鳴笛疾馳進出，血染的紅十字在風中飄揚。被送進來緊急搶救的幾位腹部中彈的受傷者全身是血，瞳孔放大，一種生命驟逝的空洞與冰冷。也有人趴着窗戶焦急地尋訪親人。
森醫生作為外科醫生立即想參與人道搶救，但因為是外國人被拒絕參與「中國內政問題」。此時森醫生已經得知6月3日晚上解放軍開槍鎮壓，據傳已經有二，三十槍傷患者被確認死亡。
森醫生既然幫不上忙，就趕緊撤回宿舍以便不礙事。
北京腫瘤醫院接人的車來了，避開有坦克和軍隊的主要道路，一路上，森醫生看到巷子裏的雞們昂首闊步，市民生活繼續日常。森醫生漠然地注視着眼前的和平景象，想起昨天平民傷亡的血淋淋的病床，仿佛兩重天世界。
車到目的地，接待的中方教授滿面笑容：「昨天的事件，造成今天的聽講者有所減少，但大家都非常期待您的講座，不管怎麼樣，我們有自行車為武器」。
森醫生整個人愣在原地，呆若木雞。
但森醫生想，可能像安保鬥爭，狂熱捲入的也只是少部分學生和市民，大多數人在韌性地等待頭頂的暴風雨過去。這大概是歷史悠久的中國老百姓的堅忍的生存方式。
《讀賣新聞》的記者保存了戒嚴部隊在北京使用真槍實彈進行武力清場的最直接物證-彈頭和蛋殼，成為海內外民間學者，難屬和歷史見證人拼湊歷史真相，反駁官方「未開槍，未死人」說法的核心關鍵。
原駐華使館館員證言，日本政府對四月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北京及中國各地學生和民眾的悼念活動以及迅速演變成的要求政治改革的民主運動並不看好，認為農業大國的農民漠然無關的話，知識階層的呼籲不會帶來根本性改變。因此在運動初期盲目樂觀，甚至有人認為是「樂趣不多的中國老百姓出來乘涼」。
紀念胡耀邦的學生隊伍。但6月7日上午，戒嚴部隊（據史料記載為第39集團軍步兵115師某團第七連）行至建國門立交橋附近時，突然用機槍和自動步槍對兩側的外交公寓進行了密集的掃射。日本駐華大使館人員住宅遭到槍擊，日本大使中島敏次郎向 中共外交部提出強烈抗議，但李鵬強調，這是內政，不容干涉，中國絕不示弱。「六四」使得中島「從民主主義的立場來看，對本國人民動用武力清場，實在太遺憾，中國人真可憐。從而對共產體制發生根本性懷疑」。
槍擊事件造成外交界和在京日僑極大的恐慌。同一天，日本政府發出避難規勸，當天就有近兩千名日本僑民集體撤離北京
但是日本大使館只把握千人左右的記錄，「六四」發生的初期表現出日本政府在撤離與營救「邦人」時的短板。這一事件成為日本戰後危機管理體制的重大轉折點，直接促進日本政府在後期改善並強化了海外邦人的保護與營救體制。
六月三日晚進入廣場的解放軍士兵。在撤僑最混亂的階段，ANA（全日空航空公司）北京事務所，冒着巨大的政治風險和法律風向，從市內搬來打字機打印飛機票，以「超法規措施」幫助乘客安全迅速撤離混亂中的北京，無現金者，只需一張名片或在紙上記下護照號碼和回國後的支付方式即可。且對邦人以及外國人一視同仁，其美談後被人稱頌。
水上勉的「六四」素描：生如螻蟻的血肉之軀
作家水上勉第一次訪華是1975年。
中國尚在文革期間。那是比他年長12歲的文壇前輩井上靖的邀請。自1957年發表《樓蘭》以來，以磅礴的浪漫想像與深厚的「西域情結」聞名。從1957年到最後一次訪華的1988年，訪華達27次，有時一年四次，是訪華次數最多的日本作家之一。
井上雖然在「西域小說」中將宏大的歷史背景與蒼涼的命運完美第融合，生前曾多次實地考察新疆與絲綢之路，但他只是對遠古時代的戈壁沙漠，海市蜃樓，未知冒險有興趣，據他的兒子說，父親對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中國民眾的實際生活並不關注。因此，這二十多年中國經歷的一系列密集的政治運動，比如「大躍進」餓死人，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國文化人遭受的迫害，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漢維民族矛盾，毫不關注，也未留下隻言片語。相反，甚至認為「毛澤東的臉上，展現了亞細亞的全部」，毛澤東逝世後，後悔自己那麼多次訪華卻從沒見過這位偉人。
日本作家、劇作家水上勉。跟隨井上訪華的水上，也同樣享受了中共官方的高規格待遇。團長井上乘坐紅旗牌轎車一領先鋒，水上等人隨從在後，一路都有歡迎的鮮花和掌聲。
80年代以後水上又多次訪華。水上幼年被迫入禪門出家，雖然最終還俗，但禪宗的哲學和文化，都成為他一生文學創作的靈感源泉與精神骨架。他寫過《南宋望向悲譚》，《蟋蟀》等小說，他的不少作品多被翻譯成中文。
1989年4月水上訪問浙江。出發前，他從日媒已經得知北京經歷了中共建政以來規模最大的自發性民主抗議運動。此時，浙江省作為華東地區重要的政治與文化大省，爆發了僅次於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的抗議運動，以杭州為核心，運動迅速波及溫州，寧波等多個地市。但水上只是一邊訪問道元禪師修行的天童山等求法聖地，一邊閱讀隨身攜帶的《正法眼藏隨聞記》，對浙江學運無記錄。
接着又馬不停蹄地訪問了印度。
1989年5月20日，李鵬發佈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之後，日本政府對在華日本人發出了安全警告。日企和家屬以及留學生開始收拾行李，處於緊張中的觀望狀態，機場擠滿離境的外國人。
此時，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井上靖派遣的日本文化界代表團卻逆向而行，於6月1日訪問北京。團長是水上勉，副團長是該協會理事白土吾夫，團員有文藝評論家尾崎秀樹，演員河原崎一郎等一行七人。出發前有人對此行異議，但「患難中見真情」是該協會一貫的方針。
水上認為自己身體吃得消，也對緊鑼密鼓的訪華充滿信心。該團原定於6月15日回東京。一行泊北京飯店。
水上的房間在七樓的東轉角，朝向既能看到宏大政治感的東長安街，又能看到有人煙氣的繁華地段。
6月2日至6月3日，是「六四事件」歷史進程中局勢發生決定性轉折的48小時。這兩天裏，天安門廣場及周邊的局勢由對峙迅速走向了公開的軍事鎮壓。劉曉波等「廣場四君子」（劉曉波本人並不喜歡這個稱呼）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正式絕食抗議。《證言》證實進城的便衣潛伏部隊與裝甲車在前往廣場的途中被市民和學生發現並阻攔。6月3日衝突升級，軍隊開始發射催淚彈。6月3日晚間，官方發佈緊急通知，要求市民不要上街，戒嚴部隊向天安門廣場強行推進。
廣場上的劉曉波。日本代表團這兩天的行程和以往訪華時一樣，與舊交新知的作家，戲劇家等文化界見面歡談。只是出門時，他們的專用車得繞道而慢行。6月3日這天晚上，還去「老舍茶館」 欣賞傳統評書等曲藝。井上想起與老舍的交往。1966年老舍不堪紅衛兵的凌辱和迫害投湖自盡，1967年水上便發表了《蟋蟀葫蘆》表達對老舍的深切懷念。
晚上八點多，代表團終於各自回房。
窗外傳來槍聲和呼喊聲，不安與驚恐中，團員紛紛來團長房間觀察局勢。但接待的中方無任何消息。
水上後來在《骨壺之話》（『骨壺の話』集英社，1994年）與《心筋梗塞的前後》（『心筋梗塞の前後』文藝春秋，1997年）中，根據手記與回憶證言清場的佛曉，從飯店七樓的房間稍稍掀開窗簾，以及在陽台親眼目睹了「不屬於人世的地獄景象。」
坦克正在挺進，大量的市民和學生湧上街頭，試圖阻攔軍隊的推進，年輕人與對峙的軍隊呼喊。戒嚴部隊向空鳴槍示警，發射催淚彈和高音爆震彈試圖驅散人群。公交車被當作路障縱火焚燒，試圖通過火光與車體構築防線，延緩坦克和軍車的推進。集體逮捕。深夜裏機關槍的射擊聲。一波波翻湧的濃煙。搬運受傷者的景象。坦克仍在挺進。像蜘蛛的幼蟲般四散又圍攏聚集的年輕男女。槍聲不斷。中彈者與受傷者。滿身鮮血的女子抱着滿身鮮血的男子。
這一年，水上剛滿七十歲。作為訪華團長的責任以及連日疲憊，目睹武力清場造成平民死亡的震驚，此時他感到自己「即使突然猝死也毫不奇怪」。
水上繼續記載：
「五日清晨，天氣晴朗。我看見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慢吞吞地走上有坦克警戒的長安街。他把上衣掛在行人道的樹枝上，赤裸着上身，悠然地開始打太極拳。
美麗的朝陽自東方天空照耀着長安街。當然，由於已經頒佈了戒嚴令，街道上既沒有騎自行車的人，也沒有行人。
在一片幽靜的晨霧中，一位老人緩慢地活動着身體。而就在不久前這裏剛發生過血淋淋的大騷亂，公交車的殘骸里還冒着黑煙。然而，那位老人，以及照映在周圍樹木上的晨光陰影，卻顯得異常安詳和寧靜。樹木上晨光的陰影，此刻顯得異常的安詳與寧靜。
我不禁倒抽一口氣，感到幾乎窒息般的震撼。
不知為什麼，在長期睡眠不足的狀態下，我竟會一大早便淚流不止呢？仿佛身體裏所有的水分全都湧向雙眼，淚水沾濕了我的臉頰，最後全部流進嘴角。
我並非因為覺得人與人彼此相爭，不如安安靜靜地打太極拳來得美麗。只是無論如何，能看到人還活着，平靜地過着應有的日常生活，這，令我感到欣慰。而照在那位老人背上朝陽的一道紅光，更令我覺得近乎神聖。
畢竟，那是死了許多人的前一夜。這座城市裏，活着的人大概也仍像死去一般沉沉睡着；然而，那位老人卻走到街上，靜靜地開始打太極拳。儘管我無從窺知他當時的心境，但望着他那沉默的背影，我心中竟湧起一中『終於見到了應見之人』的喜悅。
而我正是因此而哭泣的。
六月四日後進駐北京城區的解放軍士兵。如今再回想起來，我甚至覺得，那仿佛是自己瀕死體驗中的一幕幻視。」
水上的「應見到之人」，大約是他心目中深愛的中國，應當見到的民眾生活的日常，悠久歷史中禪哲式真實得道，身心放下的得道之人。
代表團在震驚與恐懼中被足足困在飯店三天。
「六日清晨，我還在為那樣的景象流淚時，早餐前，中國對外協會的人忽然來了，通知我們必須轉移。沿途戒備之森嚴，自不待言。到處都停着坦克，頂部艙蓋探出士兵的鋼頭盔，並架設着似乎隨時都能開火的高射機關槍」。
6月6日，一行的飛機起飛，降落東京時間上已經是6月7日未明時分。但不是成田機場，而是羽田機場。
一下飛機，就被記者群包圍。
水上回到世田谷的家中，向家人講述了在北京的經歷時，「絲毫沒還有感覺到死神逼近的氣息」
他吃了一小碟泡黃瓜，喝了點啤酒就寢。但天安門的槍聲和混亂，市民用平板三輪車，戶板或擔架，源源不斷地運送血淋淋的傷者和死者，刻印在他的腦內。極度的悲傷和身心俱勞，徹底擊垮了他，導致當晚心筋梗塞突發，險些喪命，經過急救，仍然心肌有三分之二壞死。
上述的兩部紀實自傳作品是住院和康復期中，用極為克制且痛苦的筆，將這段北京清場的核心現場歷史見證記錄下來。
水上同時是一位畫家。他不管去哪裏，都隨身帶着幾樣東西：雙筒望遠鏡，素描寫生本和畫筆。這使得他能夠從窗簾的一角和陽台觀察外部局勢，並迅速記錄和素描。
他生前留下了十五幅「六四」歷史現場記錄畫。
逃過死亡劫難後的第十天，經過醫生的同意，水上就在病床上一筆一畫用心描繪。現存的作品，是在北京畫的素描的基礎上，用竹紙重新創作。竹紙在日本傳統上屬於和紙的一種，呈自然的淡黃色-水上曾致力於復興竹紙製作。
這些記錄畫，由他的長女蕗子保存2019年，曾向媒體公開過。
筆者曾詢問水上在家鄉福井縣大飯町設立的綜合文學館「若州一滴文庫」的工作人員，據答蕗子打算全部寄贈這批畫作，但整理和公開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
《證言》作者之一的媒體人加藤千洋見到了這些見證畫：
大約B3（36 公分 × 51 公分）尺寸，上了色彩，余白為文字記載。素描有塔克，裝甲車，燃燒的公交車，民眾用三輪平板車搶運渾身是血的受傷者。此外素描畫還有無數小黑點的聚組的人群。「就像螻蟻一般」。
水上在兩本自傳里也記載了天安門清場和槍響時人群陷入極度驚恐，四散逃命的場景：
「 凌晨四點多，接連傳來接連傳來小規模的槍聲。長安街一片騷動。在交叉路口被用作路障的三輛似乎二手車的公交車，正在燃燒的一輛四個輪胎突然爆炸，聲音如同四顆炸彈同時爆炸。人群中傳來掌聲，景象非常奇特。不久，從廣場方向傳來裝甲車的履帶碾壓路面的轟鳴聲。市民，學生仿佛被一腳踢散般，躲入小路或建築物，樹木叢的陰影遮掩中。從飯店七樓用雙筒望遠鏡俯瞰，穿着襯衫的青年，女性等人手牽手地奔散逃命時，如同螻蟻」。
水上一生熱愛自然，曾出版過以蟲類為主題的隨筆散文集《蟲之宴》（『蟲の宴』集英社，1982年）及《蟲之生命里》（『蟲のいのちにも』大和出版，1984年）。這些作品，表現了他對螻蟻等微小生命的深切悲憫與人生哲學的思考。
在龐大的政治鋼鐵巨獸面前，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生如螻蟻的普通個體，展現出的蚍蜉撼樹的勇敢，用血肉之軀在歷史的墓碑上銘刻不可磨滅的印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