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於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雖然持續很短，但是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一個繞不開話題，因為這個事件中發生的很多事情太突兀，與改革時期和諧開放奮發的大氣候格格不入，歷史學家在論述早期改革史的時候，往往都會講到這個事。
促使「清污」的發生，其根本原因是1978年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以後，新舊思想意識形態的衝突。黨內的很多高層幹部，以及知識界在越發深入反思「左」的錯誤根源，希望以此解放全體社會的思想活力，更好推動現代化建設；同時，隨着社會管制的鬆動以及國門的打開，國外及港台生活潮流湧入內地，出現了很多新思潮和新風尚，主要體現在：
第一,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很多人經過對蘇聯意識形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反思，提出要完整理解和貫徹馬克思主義，很多過去被視為「修正主義」、「資產階級」屬性的馬克思學說或社會主義各流派學說，也被引進到國內。
第二, 在文藝界，隨着對建國來歷次「左」傾錯誤的反思深入，出現了「傷痕文學」以及「傷痕電影」，甚至這一時期「反思」成為文藝界主流，劉心武、張潔、馮驥才、從維熙、張賢亮都寫出了很多優秀作品。
第三, 在政治學、經濟學界，隨着西方思想的引進，大批知識分子開始質疑計劃體制的有效性，主張進行經濟市場化改革，並且進行配套的政治體制改革，宣傳新的社會管理和經濟管理理念的著作大量出現。
第四，在社會生活領域，西方及港台文學、藝術、時尚也開始進入中國，因為這些更關注人性、貼近生活，一經傳入就受到熱烈歡迎，比如港台流行樂，不足一兩年就風靡全國，甚至社會上有「白天老鄧、晚上小鄧（鄧麗君）」的說法。
而另一部分人堅持原來的意識形態，認為這些行為是離經叛道、思想墮落腐化，是新時代情況下產生的精神污染。正像當時一位重要人物憂心忡忡地說的那樣：「我們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們國家就這樣子！專讓青年看摟摟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裝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嗎？我們掌握了國家機器，對這樣的問題都沒有辦法解決，不是太可恥了嗎？」 他們迫切希望捍衛思想和社會生活的「純潔性」， 因此，從改革一開始就不斷發生新與舊的衝突，比如，「歌德與缺德」事件、《苦戀》風波等。
而這次「清污」的直接導火索是圍繞周揚所提出的「異化」問題風波及人道主義產生的爭論。1983年3月系馬克思逝世100周年，黨內老資格宣傳理論界領導人周揚受中央黨校校長王震的邀請，給學員做了一場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
周揚早年即爆的大名，在抗戰前系國統區「左翼」文藝界領導人之一。到延安之後，他更成為文藝界的黨鞭執掌者，督促引導監督文藝界落實無產階級文藝觀，與黨的政治路線保持一致。並且，後來周揚越來越「左」，參與或領導了很多對文藝界知名人士的大批判。
不過，經過那十年牢獄的折磨，周揚晚年痛定思痛，有了很多反思。這次，他藉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機會，非常認真構思了一篇長文，重點談「異化」及人道主義問題。這篇文章堪稱理論反思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充分顯示了這位老資格理論家的筆力，至今讀起來仍然具有鮮活思想衝擊力。
周揚提出，由於我們經驗缺乏及過去專制主義太濃厚，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在經濟、思想和政治領域都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嚴重「異化」。比如，因為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僕反而成為人民的主人，我們只**有實行制度改革才能消除異化**。
周揚還指出，馬克思主義是非常重視人、關心人的學說，其核心就是解放人類，而過去我們片面吸收階級鬥爭論，忽視了人的價值，並且把人性論、人道主義視為資產階級的東西，以致釀成慘禍。所以，以後我們要關心人的尊嚴，提高人的價值，提倡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
周揚在中央黨校的講話當場受到學員的熱烈歡迎，事後卻受到宣傳領域主管領導的嚴厲批評。隨後，宣傳工作領域負責人立即組織北京大學教授黃枬森等人反駁周揚的觀點。《人民日報》正副總編輯，也因為全文發表周揚的講話，受到了撤職處分。進入夏季之後，先是在理論界、文藝界，一場「清理精神污染」的運動開始轟轟烈烈展開，這時候很多理論機關開始審查研究人員作品的思想傾向，圖書館、美術館等開始大量下架有「污染」傾向的作品。
接下來在10月中旬，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次大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黨的決定》，提出要整頓黨的思想組織渙散、清理「左」的思想遺毒、清除「三種人」、清除資產階級傾向精神污染等，總體上是既反「左」、又防右，以反「左」為主。
不過，一些人利用鄧小平同志對「精神污染」的擔憂（注釋一），在整頓的執行上，將重點從反「左」轉到清除精神污染，整頓範圍從黨內擴展到黨外群眾，整頓對象從思想戰線擴展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10月24日，關於清理精神污染的36號文件被正式下發，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廣度展開。
不可否認，當時思想界和社會生活領域，的確存在一些不健康消極因素，很多偏激的、片面的言論有必要重視，加以消除社會影響。但是「清污」運動，並沒有明確規定什麼是精神污染，某個行為或言論是否是「精神污染」，全憑各級各部門領導根據自己的理解去解讀；處置權也無限下放，各種基層組織領導乃至保衛科幹事等又得到了丟失了才六七年的，對下屬的「生殺予奪」大權。因此，過火行為越來越多，本文試舉幾個例子：
1. 某大城市市委機關門口寫着：「男士大包頭，女士披肩發，塗脂抹粉，佩戴首飾者，均不得進入大樓」。
2. 北京大學學生會舉辦的學生交誼舞會被勒令停止，一些同學因頂風偷偷舉辦，全部音響設備被沒收，並且面臨紀律處分；談戀愛也被視為精神污染，晚上校保衛部人員打着手電，在燕園四處抓捕談戀愛人員（見北京大學法律系1981級鄧傑《燕園追憶》）。
3. 文藝界積極開展對流行音樂的批判，人民音樂出版社還出版了《怎樣鑑別黃色歌曲》，《何日君再來》、《夜來香》被定性為「黃色歌曲」的典範，連李谷一的《鄉戀》和蘇小明的《軍港之夜》也被認為是靡靡之音。老音樂家賀綠汀說，美國「先鋒派」這種奇奇怪怪的東西，虛無飄渺，叫人聽不懂，商品音樂、港台時代曲，這中間有很多是三十年代酒吧歌女的黃色音樂，黨中央提出消除精神污染，我們也應該淨化音樂領域。（《人民日報》1983年11月5日）
4. 科幻文學也被定性為「嚴重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錢學森在中國科協發表講話稱：「有些人打着『科普創作』『科幻小說』的招牌，販賣一些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破爛，因為它的影響面寬，我們必須十分注意……對廣大群眾是個嚴重污染。」（《光明日報》1983年11月3日）。這次運動之後，當時最知名科普和科技文學專家葉永烈開始思考「左」的思想的根源，轉行研究「文革」主要人物，後來寫下了赫赫有名的四人幫傳記。
5. 某期《瞭望》雜誌因為雜誌封面系穿着緊身褲的女性體操運動員，被認為有「黃色」嫌疑，列為禁書；新出版的《馬克思傳》，內頁因有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頸胸的傳統歐洲裝束的照片，而被視作「黃色書籍」沒收。
6. 浙江大學歷史系近代史學教授楊樹標，因為說「國民黨是個有光榮傳統的政黨」，被浙江省紀委列為「精神污染」大案，幾番被調查。西北大學經濟系研究生張維迎由於給《中國青年報》投稿寫了一篇《為「錢」正名》，也被視為嚴重精神污染，對於是否處置，一直向上驚動到省委。筆者以前工作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即原國家經濟體改委的一部分，裏面也有很多經濟學家因為主張市場經濟，被定為「精神污染」分子。
改革開放後制度進步的本質是權力執行的科學化、規範化，而這場運動卻反其道而行之，頗有回歸那種極端人治化的苗頭。對於什麼是精神污染，下面執行中越來越寬泛，罪與非罪之間全憑個人解讀，一時間人人自危，剛剛形成的寬鬆、心情舒暢的社會氣氛，陡然又凝固起來。加上之前不僅開始的「整頓特區」、「經濟嚴打」等行動，也令外部質疑，中國是否要繼續改革開放。
對於這場運動，最先警覺並且全力踩剎車的是胡耀邦。11月初，胡耀邦首先找到《中國青年報》總編輯佘世光，委託他寫一篇《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的評論，明確提出反對將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而後又讓《人民日報》予以全文轉載，以給當時形勢降溫。
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又召集人民日報社長秦川、新華社社長穆青和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這三位宣傳口最關鍵領導談話，提出了對清理污染的總體看法：清除思想戰線上的污染，不要搞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興趣愛好上面去；我們做思想工作必須注意兩個干擾：一種是「左」的思想干擾，一種是封建思想干擾，這兩種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為此，他提出要嚴格劃清七個具體的界限：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裝異服一詞，總的來說，我國的衣着還是單調的，不要把剛剛出現的活潑多樣又打回到古板、單調狀態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們提倡有革命內容的歌曲，提倡昂揚向上的歌曲，但是對抒情歌曲及輕音樂，不要禁止，如要禁止，也得須經過批准；
第三，文學方面，所有世界公認的名著不能封閉，資產階級作家寫作的有名的小說中，即使有點色情描寫也不要緊，我們要禁止的是那些露骨淫穢的東西；
第四，電影、戲劇、舞蹈、曲藝、雜技等，凡是中央沒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濫禁亂砍；
第五，應允許青年人跳集體舞、少數民族舞，共青團要主動組織；
第六，繪畫、雕塑方面，不能禁止表現人體美的作品，考慮到中國民族習慣，可以採取逐步開放的政策，原則上不能禁止；
第七，教育方面，生理衛生課不是精神污染，現在青少學生基本生理知識缺乏，越禁止、他們就越感到神秘。
這裏還有個小故事，胡耀邦一次在談起不要干涉人們穿衣問題時，某位領導幹部插話道：「有些人太不像話，還是應該管一管，機關有一位工作人員，喜歡穿一條超短裙，叫人實在看不慣」。耀邦當即幽默地回覆：「誰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慣不看就是了。」耀邦說完，滿堂哈哈大笑。
對於最關鍵的，如何應對這些所謂的「精神污染」的問題，胡耀邦認為：精神污染就像個人主義、唯心主義，是無法清除的，我們只有解放思想、鼓勵創作，推出更多文藝、體育、電視優秀作品，才是最好抵制精神污染的辦法（1984年2月11日在上海錦江飯店、17日在石家莊同有關負責同志的談話）。總體來講，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取代「清除精神污染」是胡耀邦的應對思路，在他的努力下，1986年的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並且肯定人權、自由、博愛等思想是全人類的普遍共同價值追求。
在胡耀邦明確劃定這七個界限之後，事實上清除精神污染就在各領域急速剎車了（注釋二）。同時，鄧小平也意識到，「清除精神污染」早已經違背了他一開始就提出的，決不能採取「過去那種簡單片面、粗暴過火的所謂批判，以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處理方法」的警告。1984年初，他明確告訴中央有關負責人，此事可以告一段落，這實質上是放棄了「要搞三年」的設想。這樣，「清除精神污染」持續了兩個月左右，就逐漸偃旗息鼓了，中國迎來充滿寬鬆記憶的1984年，人們卸掉精神包袱，這一年在改革上做出來太多突出成就。
那麼「精神污染運動」留給我們的教訓是什麼呢？那就是對於管束性政策法規，一定要有明確的範圍，否則依據中國文化慣性，下級執行一定會從嚴從寬、寧左勿右（去年核酸及封控也是例子）；嚴格規範執法程序，不能隨便授予執法權，否則會濫用國家權威，損害公權威信，製造官民、黨群對立局面；政治與經濟信心是高度關聯的，但是如果不慎產生緊張局面，會影響經濟政策的執行效果，由於我國千百年來是一個大政府社會，人們從骨子裏對公權邊界變化特別明顯，一舉一動影響到人們對未來的預期打算，所以我們處理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經濟形勢不好，亟需搞好建設、增強國力的時候。
在這場短暫的運動中，胡耀邦在關鍵時刻，不惜得罪很多人，挺身而出、扭轉方向，堪稱大無畏的英雄勇士；鄧小平敏銳洞察動態，及時止損，也不失一位偉大的政治家睿智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