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徹底消解了作為一種可計算價值的「資本」這個概念本身。市場是一個持續探索的過程，而非靜止不變的狀態。忽視市場信號，正是社會主義失敗的主要原因。(Custom image by FEE)
經濟學（economics）不是零和博弈，一方的收益並非以另一方的損失為代價；它也不僅僅是關於數字或無目的統計總量，而是有意識的人類行為。
奧地利裔美國現代著名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在其著作《人的行動：關於經濟學的論述》（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1949）中解釋說，人們採取行動是為了用更令人滿意的狀態取代不太令人滿意的狀態。這個過程本質上是主觀的、目的論的，這意味着指導經濟活動的價值根植於個人選擇，而非物質對象本身。
經濟計算（economic calculation）是連接人類主觀欲望與資源稀缺性客觀現實的橋樑。試想，一定數量的鋼鐵既可以用來建造醫院，也可以用來建造工廠。如果沒有一套反映社會偏好和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我們就無法確定哪個項目能創造更大的價值。經濟計算，即價格（price），使得我們可以比較不同的方案，並將資源引導至最有價值的用途。
同樣地，假設一位企業家正在評估是否應該開一家麵包店，他必須決定在設備、租金、勞動力等各方面投入多少資金。通過比較這些成本與預期的銷售收入，這位企業家可以估算出這家企業是否能創造價值。如果預期收入（expected revenues）超過總成本（total costs）和稅金（taxes），就能盈利。
因此，利潤（profit）不僅僅是經濟收益，更是稀缺資源得到更有效地滿足社會需求的證據，因為社會在無意識中已經決定以這種方式滿足自身需求。反之，虧損（loss）則表明這些資源本應用於更有價值的用途。如果沒有價格、利潤和虧損，企業家就無法得知資源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
在勞動分工高度發達的複雜經濟體中，個人不能僅僅依靠自身的直接知識來決定如何在眾多可能的組合中分配資源。他們需要一個共同的衡量標準，以便比較成本（cost）和收益（benefit）。這個衡量標準就是價格，它源於市場中的自願交換。
價格並非任意數字。它們是由消費者（consumer）和生產者（producer）之間競爭互動產生的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所決定的。價格反映了某種商品相對於使用相同生產要素（factor of production）的其它可能用途的相對稀缺性。
當企業家投資新技術或基礎設施時，他們會依靠貨幣計算（monetary calculation）來評估最終產品的價值是否會超過投入的總價值。這種「盈餘」（surplus）就是利潤，它明確表明社會已經創造了價值，並且這種價值也惠及了社會。相反的情況——虧損——則表明稀缺資源的浪費。
當我們回顧歷史上人為控制價格的種種嘗試時，價格的重要性就更加顯而易見了。縱觀歷史，各國政府都曾試圖用中央集權機制（centrally-directed mechanism）取代市場價格體系（market price system），但結果卻總是災難性的。
最早的例子之一可以追溯到羅馬帝國戴克里先君主（Diocletian，242/245年—311/312年）統治時期。公元301年，君主頒佈了《最高限價法令》（Edict on Maximum Prices），對數千種商品和服務設定了價格上限，其中包括小麥、肉類和服裝等基本生活用品，以及農民、麵包師、工匠和教師等各行各業的工資。通過將價格設定在低於市場均衡水平，這項政策降低了生產者供應這些商品的積極性，因為許多生產者無法再收回成本或獲得利潤。與此同時，人為壓低的價格刺激了消費需求。供需失衡導致了大範圍的短缺。結果，許多商品從官方市場消失，轉而以更高的價格進行非法交易，這助長了黑市的擴張，並擾亂了正常的生產活動。最終，這項政策被證明是不可持續的，並因其失敗而被廢除。
上個世紀，巴西在若澤‧薩爾內（José Sarney）於1985-1990年期間擔任總統時期也實施了類似的政策，尤其是在1986年的克魯扎多計劃（Cruzado Plan）期間。最初被視為解決通貨膨脹的措施——價格凍結（freezing of prices）——很快導致了大範圍的供應短缺、貨架空空如也，以及平行市場（parallel market）的出現。由於無法調整價格，生產商減少了供應，這暴露了此類措施在協調複雜經濟體系方面的不足。
當代案例進一步印證了這個模式。在委內瑞拉，過去幾十年實施的嚴格價格管制導致長期物資短缺、國內生產崩潰以及對進口的依賴性日益增強。基本商品從商店貨架上消失，而非正規市場則成為民眾生存的關鍵。
這些事件都導致了相同的結果：稀缺（scarcity）。價格源於個體間分散的互動，反映了他們的偏好和商品的相對稀缺性。然而，一旦形成，價格也發揮着協調經濟活動的作用，傳遞信息，指導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決策。當價格不再反映供求關係時，它們就失去了這種信息傳遞和協調功能。價格管制非但不能促進秩序，反而會造成混亂、短缺和浪費等。
米塞斯的理論受到了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Oskar Lange，1904-1965）等人的挑戰，後者提出了一種「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模式。蘭格認為，計劃委員會（planning board）可以通過反覆試驗來模擬市場，並在出現供需過剩或短缺時調整價格。然而，米塞斯和他的學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駁斥了這種觀點，強調問題不僅僅在於數據處理（data processing）。關鍵在於，經濟計算所需的數據，例如主觀偏好和地方知識，只能通過真實的市場交易才能產生。
試圖將經濟視為一個聯立方程組（simultaneous equation），並試圖通過數學方法確定其均衡狀態，這種做法忽略了現實的動態本質。市場是一個持續探索的過程，而非靜止不變的狀態。經濟管理不能像工程或機械物理問題那樣進行，因為它涉及持續變化、主觀預期和真正的不確定性，而這些因素是任何固定方程都無法完全捕捉的。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徹底消解了作為一種可計算價值的「資本」（capital）這個概念本身。當國家壟斷所有高階生產資料（包括機器、土地和原材料）的所有權時，私有主體之間便不再針對這些物品進行交換。因此，資本資產（capital goods，也譯為「資本品」）也就無從形成市場價格。一旦缺失了這些價格信號，中央計劃者（central planner）——無論其初衷多麼良善——都將因缺乏必要的信息，而無法判斷其所實施的決策究竟是在創造財富，抑或僅僅是在消耗國家的資本存量。
本文刊自總部位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經濟教育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簡稱FEE）網站。
作者簡介：
黛博拉‧帕爾瑪（Deborah Palma）是一位巴西作家，擁有知名大學工商管理（Business Administration）學士學位。她曾在多個刊物上發表文章，並為多個機構撰稿。她擔任巴西自由學生組織（SFL Brazil）的協調員。她曾就金融教育進行講座，並且是大學辯論社的成員。
原文：Why Socialism Fail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