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1967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學的群眾組織《紅旗飄》被江青點名。江青不僅在召集北京各大學群眾組織的頭頭的大會上委過於人，而且誣陷說《紅旗飄》中有壞人，我們當時真的被弄暈菜了，把《紅旗飄》全部成員及其家庭成分的名單托人遞給中央文革，讓他們指出壞人是誰。記得是王忠林提出讓我們理智地冷靜下來，好好地學習有關文件資料，回顧和反思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全程，以確定自己的認識角度和立場，對當前形勢有一個清醒的看法。
於是原《紅旗飄》的幾個成員帶着怨氣開始了學習。從文革初起，回顧到毛主席提出「解放軍不聽我的，我就上井岡山打游擊」；回顧到七千人大會；回顧到廬山會議的彭德懷反黨集團；回顧到五七年整風反右；回顧到四二年的延安整風……，捋出的一條黨內重大政治鬥爭的歷史線索，似乎印證了傳說是康生說的那句話：「政治鬥爭無誠實可言」。這對我們這批理想主義的年輕學生的政治忠誠和良心無疑是一瓢兜頭的涼水。自1967年10月至1968年3月，我們這個學習小組的人對中央文革小組和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和立場，對毛澤東及其後期思想的態度和立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陸陸續續地說出了一些當時可謂大逆不道的議論和怨言。賈平凹說，話有三說。我們選擇的基本是第三種。比如，說毛主席搞的是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一言堂啦；林彪的「四個第一」「一句頂一萬句」和「頂峰論」是唯心主義，像個赫魯曉夫啦；有一種文革理論叫「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啦；中央文革出爾反爾搞兩面手法推罪給群眾組織頭頭啦；說劉少奇是叛徒是天大的笑話啦；彭德懷反黨集團是冤案啦；等等。這些話放在十年以後，人人都會說自己也是這麼想過，這麼說過的，可在當時確實是十惡不赦的反動言論。
終於有一天，我們暴露了。校文革的頭頭聶元梓把我們定為「牛輝林現行反革命小集團」，把材料報到了中央。雖然毛主席在1968年7月28日接見五大學生領袖時說，「不要殺牛宰猴」，「無非是攻擊江青，攻擊總理，攻擊林彪和我，統統一筆勾銷。人家在小屋子裏講的嘛，又沒有到外面貼大字報」。（引自《聶元梓回憶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但下面的人可不作此想。於是，我們這幾個人就被對方的群眾組織、工宣隊、軍宣隊和後來的八三四一部隊先後隔離審查了若干次，若干年月。先是被軍宣隊定性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處理，交給群眾專政監督改造。後被八三四一部隊定為「五一六」分子，不了而了之。
事情不難說清，難以說清的是靈魂的恥辱和良知的崩毀。下文談到的諸事，均從這樣一個當時的角度、身份和心態入手。
聖言與私語
記得剛上北大時，二年級的張榮德學兄曾經開玩笑式地告訴我，國際政治系的學生論文的寫法是，「首先，『馬克思說…』，其次，『恩格斯說…』，『列寧說…』，『斯大林說…』，『毛澤東說…』，最後，才是『我說』！」當時一笑，沒往心裏去。幾十年後，我才咂摸過味兒來。這是一條中國特色的政治意識形態鐵律，是聖言的邏輯。
說說我被審查時最怕聽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不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也不是記不清出處的「對於怙惡不悛，民憤極大的罪犯，我們應予嚴懲，不能手軟」，就是「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你想像一下，一個犯了政治立場錯誤的年輕學生，在接受群眾批判時，面對一個班，一個系，甚至全校上萬的師生，大家一起打開《毛主席語錄》，翻到第若干頁，大聲向你念或唱這段話的情景。簡直象張藝謀的大片《英雄》裏攻城一方萬箭齊發的陣勢，心裏完全毛了，恨不得自己縮小身形，躲到老鼠洞裏。
為什麼是這麼個心理狀態？事後我才明白過來，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你應當相信別人，你相當相信黨組織，而不應當相信自己。放棄你的思維，放棄你的想法，放棄你個人主義的立場。在我們面前，你永遠的錯的一方！」前面的緣起中說過，我曾經站在個人良知和事實經驗的立場上反思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領導層的言論和行為，我曾真實地感受過這種政治風暴中發動方的專斷和跋扈，完全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一言堂的邏輯。但它是通過什麼實現這一點，降服人心的呢？就是用這段話。它是毛主席說的。它是最高指示。它是聖言。從表面上看，它是完全正確的。革命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但當這種聖言與我們個人的私語發生衝突時，它的「神聖性、權威性」就成了強權的話語。何況是那樣一種「千夫指，萬眾怒」的場面。這種人民戰爭的場面，沒有魯迅那般的硬骨，是誰也頂不住的。它讓你放棄個人思考的權利，不管你的想法是否正確。你應該放下武器，無條件地投降。難道你不想成為革命群眾中的一員嗎？！難道你能說你比黨組織更英明偉大嗎？！
這是一個不易察覺的卻令人毛骨悚然的邏輯。它不僅可能解除一個青年學生的思想武裝，而且可能摧毀他的個人意志和道德良知，背叛自己，自己把自己綁在道德良知的恥辱柱上。是啊，馬克思說，恩格斯說，列寧說，斯大林說，毛澤東說……，那麼，我個人還有什麼可以言說的自由空間嗎？何況他們說的，往往並不是一回事！於是，我就被帶到溝里去了。歷史的陰溝、政治的陰溝、良知的陰溝。
當一個人在強權的話語而不是真理的面前放棄自己的思想和良知時，是什麼樣的可恥的事都可能做出來的。這道理，對小人物和大人物都是一樣的。
語錄與闡釋
編纂《毛主席語錄》絕對是林彪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大貢獻。文革中語錄的發行量絕對比《毛選》的發行量大，說全國人民人手一冊都嫌算少了。試想成千上萬的人同時念一段毛主席語錄的宏大場面：有什麼能比它更快速有效地控制好廣場政治的走向，統一人們的步伐？《語錄》在漢語語境中是個有宗教色彩和神聖性的詞彙。知道佛教禪宗的《古尊宿語錄》麼？它把博大精深的宗教道理用隻言片語表達出來，悟不悟得透，那就是參禪者的事了。
說實話，在文革中，我雖然也通讀過《毛選》四卷，甚至通讀過群眾組織編印的《毛澤東文集》八卷。但在具體行動中，運用得最多和最順手的還是那本小紅書。魯迅先生說，「無聊才讀書」。（《魯迅全集·集外集·贈鄔其山》）我的體會是，入獄才讀書。聽說彭真就是在入秦城監獄那些年才通讀了《馬恩全集》的。我被群眾組織隔離審查時，通讀的是《毛澤東文集》八卷。被系工宣隊隔離審查時，和同室的三年級的劉和生同學通讀的是《列寧選集》四卷。被校工宣隊隔離審查時，就只准讀《毛選》四卷了。1971年，再被八三四一部隊揪回北大時，因為事出倉促，基本上就沒得書讀了。幸好拾得了看守人員抄錄的十幾張詞譜卡片，如獲至寶，玩味吟詠了好幾個月。所以，監獄，才是真正的《我的大學》。比如我們班的幾個同學，明顯地被排斥在新北大公社這個群眾組織之外，於是我們自成一體，取了個名字，叫「猶可訓」。是「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兩句毛主席詩詞裏的一詞。什麼意思呢？是自嘲也是自我保護。我們是愚氓，但不是妖。——因為我們的成員中有幾個曾被視為「反動學生」。我們本能地用聖言來保護自己。
在我被隔離審查的初期，組織上要我交代「反動言論」。我往往在抬頭上先寫一段毛主席語錄。一是表明自己的心跡和立場，以示政治上的忠誠。二是所選的語錄總能被我用來為自己的言行辯護。後來到校工宣隊審查時，就不讓我那樣寫交代材料了。到再後來交給群眾專政監督改造時，同宿舍的同學都不願意和我一起「早請示」了。說我應該「早請罪」。我被剝奪了對毛主席語錄的引用權和闡釋權。所以，我對當時人們寫信或說話之前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語錄的心態，特別能理解。
其實，我當時最想引用而又不敢引用的最高指示，是毛主席1968年7·28講話中關於對我們應如何處理的語錄：「不要關牛輝林，讓他們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強，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同上）等等。就當時的情形，我敢嗎？！即使我敢，有用嗎？！
所以說，聖言雖然是聖言，有神聖性，有權威性，但一旦編成語錄，傳播海內，人手一冊，就像西方人忽然人手一冊《聖經》一樣，每個人都有了引用權和闡釋權，可以有自己的「有限度的」理解和「有限度的」利用。用得好的，不僅可以保護自己，甚至可以販些私貨。這就是文革中每次發佈最新最高指示都會引起兩派鬥爭加劇的主要原因：同樣的一句聖言，不同立場的闡釋者都可以用來販賣自己的私貨，證明自己行為的合法性、正確性、真理性。真理只有一個，闡釋卻有兩種，那還不得打起來？西方的新教為此就被對方殺死不少人。何況，任何話語都不能脫離它的語境，脫離它的上下文。一旦脫離開來，變成語錄，其意義的含混和遊動，就可能成為雙刃劍，其殺傷力是難以估量的。這種文革現象，叫做「打語錄仗」。你看華國鋒打倒「四人幫」時，就用了毛主席的語錄：「你辦事，我放心」，證明了自己行為的合法性、正統性和真理性。鄧小平放倒華國鋒時用的好像是：「鄧小平政治強，人才難得」。這叫做「完整地、正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意思是：你引用闡釋得不對，我才是真正完整地正確地運用了毛澤東思想。自從他說了這句話以後，打語錄仗的現象就徹底消失了。因為他的闡釋已經轉化為新的聖言，人們從此以後再也不怎麼引用毛主席語錄了，尤其是高層領導人的講話。當然，必須引用的，是鄧小平同志的語錄，比如他的「貓論」和「摸石頭論」。
忠誠與背叛
政治忠誠對於我們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學生而言，不是基本功、必修課，而是娘胎裏帶來的本色。所有同學的出身，不是工農就是高幹子弟（如果12級以上就算高幹的話。）用當時的話來講，就是有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所以忠於人民，忠於黨，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那是一回事。「三忠於，四無限」嘛！
忠誠不只是一種理性或非理性的信仰，它更是一種血脈相通的感情。但是，忠誠也是有兩面性的。在文革中，尤其是對於在文革中那樣處境中的我而言，對一方的忠誠，就是對另一方的背叛，更是對自己的背叛，對良知的背叛。讀過雨果的《九三年》麼？是的。
我們被隔離審查時，並不太怕打和罵，也不太怕威逼和誘供。最扛不住的是工宣隊和軍宣隊的領導跟我們大講階級感情，講出身，憶苦思甜。前面在緣起中說過，我們幾個人不論是法律系還是政治系的，出身都是「紅五類」。所以人家一講到出身，一講到對黨對毛主席的感情，我們一個個都哭得稀里嘩啦的，精神上就扛不住了。有一種要把一切都實實在在地交代出來的衝動和愧疚感。誰說中國只有樂感文化沒有罪感文化？每當這個時刻，我們就象跪倒在上帝的面前，罪感深重，抬不起頭來。
我大概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曾不止一次被這種忠誠和罪感壓倒，背叛我們的「攻守同盟」，坦白出我們的「反動言行」。
記得1971年初春，已經畢業的我又被揪回北大，這一回的罪名是「五一六」分子。我當時對系裏八三四一部隊的領導人說：「我們的事不是已經平反了嗎？我和王忠林還找過遲群同志，問以後再搞運動整我們怎麼辦？遲群拍着胸脯承諾：十年之內，有人整你們，讓他來找我！」領導說：「那次是那次的政策，這次是這次的政策。」弄得我莫名其妙，啞口無言。
大約一兩個月以後，我被叫到校八三四一部隊某個辦公室里去訓話。訓話者是位女同志，三十來歲，軍裝，短髮，不認識是誰。訓話的神態，口氣，總讓我想到傳說中的謝靜宜。訓話的情形大致如下：
首先，她問我交代得怎麼樣了。我說，過去交代過的，又交代了一遍。她聽了後怒斥道，這次要交代新問題，就是參加「五一六」的問題。我說，我不記得有此事。她說，我們是八三四一，你應該了解的。你不是「五一六」，我們會把你大老遠的弄來嗎？！我們有實打實的把握和證據。我們每天都向毛主席匯報工作的。你要準備一份坦白交代大會上的發言。記不記得沒關係，以後有的是時間慢慢回憶交代。先坦白交代參加「五一六」組織的事。我們的政策，你是知道的，不用我再多說了吧？！
我能懷疑曾經為自己平過反的八三四一中央警衛團嗎？我能懷疑這位可能是謝靜宜的女領導每天都向毛主席匯報情況嗎？我只能懷疑我自己早已被幾次隔離審查弄壞了的記憶力和腦袋了。
於是，開大會那天，牛輝林上台坦白交代完以後，我就走向了會場的講台。半路上轉頭一看，分佈在會場各個角落的「同夥」紛紛起立要求坦白交代。怎麼又是我！第一個把自己綁在背叛良知和道德的恥辱柱上，讓我悔恨一輩子！
我中了「忠誠」和「信任」的圈套！
大約七八個月後，八三四一部隊的王連龍政委笑嘻嘻地來到我的隔離室，問我最近過得怎麼樣？我說：「八三四一也搞逼供信！我沒有參加過『五一六』。我記起來了，我參加的是《紅旗飄》的紅衛兵。」王政委嘿然不悅，臉拉得長長的，走了。
後來我才知道，林彪在當年的9·13出事了。與三叉戟同時轟然墜地的，是我的政治忠誠。
從此，我也就沒有了背叛。
但，真的是沒有忠誠就沒有背叛了嗎？我想，這只是對我這樣的小人物而言。對於那些大人物，則未必，說表忠心就表忠心，說認錯就認錯，說揭發就揭發，說翻案就翻案。而且是只准他翻別人給他定的案，不准別人翻他給別人定的案。也許對他們而言，根本就無所謂忠誠和背叛。那些大人物後來做的事教我明白了這一點。
孟夫子不是說過嗎：「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這才是真正的聖言吶！
政治罪感與倫理罪感
回過頭來再說說「樂感文化與罪感文化」的話題。學術上的事自然不是我所關心的，我只是想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感心理做一個回顧。為了描述的方便，我生造了政治罪感和倫理罪感這樣兩個詞。
還是從具體事情說起。我們幾個人雖然在私下議論中央文革時知道有一定的政治風險，牛輝林也曾一再警告我們中的人「不要亂說」，但我們在議論的當下並沒有恐懼和罪感。政治恐懼是在東窗事發之後才有的。因為不知道對方掌握了多少真實的證據，就產生了一種對政治懲處的想像性的恐懼。政治罪感則發生得更遲，是審查方把一切證據落在實處並告知我們時才產生的。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定罪之後服了罪才產生罪感。不定罪，或不服罪，是不會有悔愧內疚的罪感的。所以各種組織開始審查我時，我的心裏雖然有些害怕，但沒有明顯的政治愧疚感，總能找到各種理由為自己辯解。頂不住這種恐懼時，我也曾想到過自殺，那種心理的崩潰，是一種對未來的未知而造成的。幾次審查前前後後有六個月，這種政治恐懼感也就積累了漫長的半年，好幾次產生逃跑和自殺的衝動。
然而真的宣判了自己的「現行反革命」罪名和罪行的時候，恐懼感反而瞬間消失了。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了，一個新的心理階段開始了。罪名落實了，我也認罪了，用當時審查方的話說我要「重新做人」了。沒有罪感是談不上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越想重新做人，越是罪感深重。我不再想着逃跑或自殺了，想的是：「爬也要朝着革命的方向爬，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爬。」前文不是說過，同宿舍的同學不願意與我一起「早請示」嗎？那麼我就一個人「早請罪」，爭取早日脫胎換骨，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去。（當然，這種服罪心理也不是死心踏地的，中間有過幾次反覆呢，這裏就不再細說了。）
但可怪的是，到了半年以後，北大的八三四一部隊給我們平了反，說是63軍和工宣隊搞了逼供信，我們只是「小將犯錯誤」不是「現行反革命」之後，我的罪感心理馬上消失了。事，還是那些事，話也還是那些話，材料雖然用一根火柴燒光了，那些事和那些話還在那裏，我卻不再有罪感和愧疚，不再想什麼脫胎換骨的事了。從此走路抬頭挺胸，理直氣壯的。——人，真是一種奇怪的政治動物。
可見，政治罪感是兩造的事，一造不定罪或一造不認罪，政治罪感就不會產生。所以，喜歡搞政治翻案的人，是永遠沒有政治罪感，沒有愧疚心的。而且我發現，政治罪感與時間成反比，時間越久，罪感就越輕越淡。到1971年八三四一再把我當「五一六」分子揪回北大時，我已經有點像個政治犯中的老油條，幾乎沒有一點罪感了。所以我想像，政治罪犯得越多越大越久的人，很可能越沒有罪感。政治罪感，應該只屬於我們這些小小的，小小的平頭百姓。
然而，倫理罪感卻不是這樣。如果說，政治罪感對應的是君臣之義，倫理罪感對應的就是父子之義、夫妻之義、兄弟之義和朋友之義。兩者之間，有個公域與私域的區別。在平和安定的年代，政治和倫理可能相安無事。公私分明即可，不必「大公無私」。在文化大革命這種大的政治風暴中，政治之義和倫理之義卻非常可能發生劇烈的衝突。不是簡單的「忠孝不能兩全」，而是水火不能相容，兩種罪感輪番折磨，無論怎樣心理上都是痛苦的。這裏對父子、夫妻、兄弟之義就略去不談，主要說說朋友之義。
文革中的同一派人叫做「革命戰友」，如果更加親密和信任，就是江湖義氣中的同志加兄弟般的朋友了。對朋友的背叛而產生的良心上的愧疚痛苦，我稱之為倫理罪感。
簡捷直說。我們幾個革命戰友的「反動言行」暴露了，政治上認了罪，就得徹底交代。因為事不是一個人做的，話不是一個人說的，一徹底，就要供出同學、戰友、朋友。當然，死不認賬最好。既無政治罪感的折磨，也沒有背叛同夥，沒有倫理罪感的愧疚。一些久經考驗的革命老幹部就有這方面的經驗，比如聶元梓就說過：「一口咬定，死不認賬。」但如果涉人較多，團體較大，就會出現博弈論中「囚徒困境」，幾乎沒有一個能死扛到底的。對於我們這些毫無革命鬥爭經驗的年輕學生來說，結局幾乎是一定的：陸陸續續地，幾乎是各人都一步步地擠牙膏似的退卻，直到供出了別的人，直到供出了最要命的反動言論。於是朋友之義，用工宣隊領導的話說，「江湖義氣是靠不住的」，終於坍塌了。政治罪感越強烈的，對朋友之義的背叛就越徹底。我就屬於這一類人。雖然我很羞於直面這一點，但良心不容我不實說。
若干個月後，我們被平反了。前文說過，從那一刻起，我的政治罪感瞬間消失了。可是，我幾乎不敢面對此案涉及的其他人——這是一種良心上的罪感、愧疚和痛苦。它是更深層次的東西，它是拿不出來，不能辯白的，更是翻不了案的。不管朋友是否原諒了你，這東西如胸中壘塊，長在肉里，永遠也去不掉。無私，真的就無畏麼？有的時候，它是無恥。
因為，它是倫理的罪感，它不需要另一造的證據和定罪。它就在你心裏，只要你有良知，有倫理道德上的自覺，它就牢牢地坐實在你心中，黥在你的臉上，不僅不會淡忘、消失，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愈加讓你—我指的是我自己，悔恨非常。它是我靈魂中的醜惡，人性中的黑暗……
因此，後來我常常想，對於文化大革命，如果它的參加者沒有一絲一毫的罪感和良知的悔愧，沒有一點兒反思和警惕，這場文革恐怕永遠不會終結。不知什麼時候，它又會找上門來。因為，在我看來，它絕不僅僅是一時的錯誤，也不僅僅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浩劫，而是現代性政治制度的必然的表達的一種。讀過奧威爾的《1984》麼？是的。
噩夢是怎樣煉成的
自從1971年，我又一次被八三四一揪回北大隔離審查八個月，然後又不了了之地放回鄉下後，我就開始重複性的做一個噩夢：我又被抓回北京大學了，我們又被定什麼罪名了，這個噩夢從我二十多歲一直做到五六十歲。最初，夢境清晰而緊張，幾乎每月一次。隨着歲月的推移，漸漸地，噩夢的緊張度淡化了，弱化了，間隔的時間長了，但依然辨得出它的基本特徵：在北京。在北大校園。在被囚禁的28樓。還是那幾個人。它幾乎伴隨了我一輩子！
它是由什麼煉成的呢？是政治罪感嗎？不是。早在1980年北京衛戍區來函告知我在文革中的材料已全部銷毀，政治上徹底平反之前，我的政治罪感早就消失了。是倫理罪感嗎？也不是。倫理罪感是一種清醒而有徹骨之痛的自覺的理性意識，不是夢的構成原因和材料。多少年之後，大約是中國再次出現政治風暴的時候，相似的政治環境使我突然明白了：是對政治懲處的恐懼感造成了潛意識中的傷痕。這種政治恐懼的傷痕，不是在第一次的政治懲處之後出現的，而是在再次的政治迫害（因為我根本不是五一六分子）之後出現的。如果它是一次性的，是有真憑實據的，也許我不會那麼的恐懼。但當它反覆出現時，當它是憑空捏造的時，巨大的政治恐懼感就會在我精神的最深處留下一道久久抹不去的傷痕，它會在潛意識中紮下根來，月月年年，開出噩夢之花。（明白了這一點，你就明白曹雪芹為什麼會寫出一部中國最偉大的政治小說——《紅樓夢》了。——他被聖上抄過兩次家哪！）
由此，你可以想見我這半個世紀的性格和命運的走向。（當然，我不是賈寶玉，沒有遁入空門。）
在當代中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做過這樣的噩夢，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還在做這樣的噩夢，更不知道這樣的噩夢還會再做多久。這也算是中國夢的一種罷。
從聖言到私語，從語錄到闡釋，從忠誠到背叛，從政治罪感到倫理罪感，再從罪感和恐懼到噩夢和潛意識。我已經把自己在文革中的個人精神之域從表層剖割抉剔到了最深層。
我已經說了。
我是否能夠贖回自己的靈魂？
摘自《燕園風雲錄》第四集，叢璋、亞大、林爻、戈辰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