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間，聽得左鄰右舍收拾行李，心裏有點慌張，莫非要把我留下坐穿牢底？思想正在激烈鬥爭之際，獄卒突然打開牢門，傳我談話。我默默跟在他後面，走進提審室，一個既面熟又陌生的提審員端坐在問案桌前，還是那張毫無表情的臉，示意我在對面凳子坐下，慢吞吞問：「這兩天你都聽到左鄰右舍的活動了吧？你心裏一定很急，是不是？現在告訴你，明天一早，中央美術學院就要派人來接你回去。你要明白，你的專案還沒有做結論，回去以後，留在本單位繼續改造，等候結論。不過，可以告訴你，你的問題是嚴重的，態度是老實的。你自己去考慮吧！」
三年牛棚七年牢的初步結論是「問題是嚴重的，態度是老實的」十二個字。最後的政治結論可能還得熬上幾年，還得在本單位的群眾監督下繼續打掃廁所。這幾年蹲在監獄裏，吃了睡，睡了吃，什麼也沒幹，練成了一副懶骨頭，現在又開始鍛煉筋骨，補償七年的禁閉，也是一件好事。何況，明天起，將要呼吸現實世界的空氣，未來的光明已出現在地平線上，管他媽嚴重不嚴重，充其量不過是一頂「反革命」帽子，橫豎已戴了十年，再戴十年也還是一個假想的反革命，只要文化大革命在某一天結束，什麼烏七八糟的帽子都得去掉！我葉淺予還有十年二十年藝術生命，不怕翻不過身來！
1975年4月25日，大晴天，好太陽，是北京的盛春季節。自由的喜悅，帶着心酸的苦悶，等候新解差到來。一個是保衛科的老×，一個是人事科的老×，司機老×開車來到，秦城提審員最後交待幾句，重複昨天的兩句話：「問題是嚴重的，態度是老實的。」然後退給我進監時扣下的手錶和皮帶。審畢退堂，獄卒押着我走出「秦城」大獄，美院的小轎車在監獄大門外停着，獄卒將我交給美院解差，我鑽進汽車。這回不是深夜，而是陽光普照的白天，保衛科在前座和司機並排，人事科在後座和我並排，開出不久，便是北京有名的療養勝地小湯山，向車後一看，秦城四座大牢仍然在望，它的背後是燕山山脈，氣宇不凡。我在此當了五年囚犯，今天才看清楚這片隔絕人間的「世外桃源」。
小時候讀小學，描紅本上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句，而我則有「獄中已七年，世事一如昨」之感。自1968年從美院掃廁所的崗位上押走，事隔七年，仍然回到美院廁所來。美院不是沒有變化，紅衛兵已退出歷史舞台，掌權的是新一代革命委員會，頭頭不叫院長，叫主任。當天解差把我押到美院後，革委會派了個秘書和我談話，表示接受我這個留原單位監督勞改的反革命分子，並當即命令我到行政科報到，由該科支部書記××負責管我。書記叫來專職打掃教學樓廁所的清潔工，是一位中年婦女，由她分配指導我具體工作，從即日起，我在她的監督下打掃男廁所。三年牛棚，練就了掃廁所的一套技術，也養成了聞不到臭氣的一種習慣。可惜七年監獄生活，剝奪了勞動權利，白天一小時「放風」，是唯一可以活動身子的時間，渾身肌肉鬆弛萎縮，如今重操舊業，不知能擔得起勞動否？精神上又添了一重負擔。
記得當年住牛棚時，曾經揭露一個偽君子，這個偽君子暴露思想說，「寧願犯政治錯誤，也不願犯生活錯誤。」我處此新環境，忽然發生奇想，和此人相反，「寧願犯生活錯誤，不願犯政治錯誤。」當小偷作流氓，算是生活錯誤，在公安局罰住短時期，然後派去勞改，見見天日，活活筋骨，有益健康；像我這樣一個政治犯送進監獄，與世隔絕，剝奪勞動，養成一副懶骨頭，該多痛苦！究竟什麼叫正確的世界觀，我真有點懷疑。回美院頭幾天，不怕周圍人們斜視、凝視、直視的目光，就怕自己這副懶骨頭受不了勞動的折磨。
七年牢房，都是單身，除了一床、一盆、一桶之外，別無長物。空間雖小，行動無礙。在秦城的八米空間裏，我還編了一套練腰的健身操，可以奔走跳躍。回到家裏，八間房已壓縮成二間，所有家具擠滿空間，最怕磕磕碰碰。我問老伴這是什麼原因？老伴想了一下說，你對這家陌生了，是不是？我也想了一下說：「牢房寬暢，家裏擠。」老伴哈哈大笑，然後說：「我以為你悟出了什麼大道理，原來嫌家裏房間不及牢房大。你可千萬不能犯神經病，變成個大傻瓜！」
美院革委會給我的待遇，不但勞動受監視，還特地通知我住家的派出所和居民委員會，監視我的行動，「反革命」帽子戴定了嗎？
1975年國慶節前後的某一天，駐中央美院軍代表找我談話，說中央專案組的結論來了，說「葉淺予歷史上有反革命行為，屬敵我性質，為了寬大，不戴帽子。今後由原單位另行安排工作」云云。和摘帽右派一樣，不戴帽子也是一頂帽子。十年苦刑，聽命改造，落得如此下場，如高谷跌入深淵。要我在結論上簽字，我當然不簽。軍代表板起面孔說，不簽也罷，不過，我們仍然按結論辦事，從明天起，你可以不打掃廁所了，聽候分配新工作。
我把結論告訴了老伴，老伴的急性子突然發作。她正在灶上做飯，立刻摔掉炒菜鐵鍋，對我怒目相視，大聲叫道：「想不到你真是個反革命，這回真要和你劃清界限了！」她二話不說，馬上到屋裏收拾東西塞滿一個大提包，氣沖沖騎上自行車，往她的工作單位北京電影製片廠去了。約有一個來月，她不和我來往，我不得已只得請女兒出馬，一同到北影勸駕，但怎麼說也說不動她，她就是不肯回到反革命丈夫家裏來。後來還是靠北影的朋友反覆做工作，把她送回到大佛寺老窩，不過有個條件，我必須把事實講清楚，到底是真反革命還是假反革命。為此，我們兩人在一天上午來到玉淵潭一個僻靜處所，開誠佈公暢談我在重慶時期為中美合作所畫抗日宣傳畫的前因後果。我發誓，如果有假，咱倆就離婚。經此一談，老伴的氣消了，不但不疑我、恨我、氣我，反而為我動腦筋、跑腿，請人執筆寫報告，向上面申訴辯解，要求重新審查。經此談，也使我頭腦清醒起來，認識到在目前這個是非顛倒的情況下，一味俯首聽命是不行的，不採取主動行動，便不得翻身。
正在此時，戴了「叛徒」帽子的原美院黨委書記陳沛，由於美院領導班子改組，把他的問題查清，平了反，恢復了原黨委職務。他見到我，主動表示要幫我把問題弄清。他說到做到，親自翻材料，動筆桿，為我平反出大力。
陳沛在1964年社教時被打成走資派，「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叛徒，鬥爭他時，我也陪鬥，群眾指責他包庇葉淺予，他理直氣壯在台上答辯，說葉淺予在中美所乾的是抗日工作，絕不是反革命！儘管紅衛兵造反派無理取鬧，他還是挺直腰杆，侃侃而辯。指他是叛徒，他堅決否認。我在牛棚里對牛友說，「陳沛是條硬漢，我們有他的十分之一硬勁就好了。」我由秦城回美院初期，他還在廚房勞動洗涮鍋碗瓢盆。在廁所見到我時，他問我怎麼樣，我說還沒下結論，他說美院的牛鬼蛇神全解放了，就剩下我們兩個，一個黨內，一個黨外。他叫我別着急，最後我們也會解放的。他的樂觀情緒對我是一大鼓舞。第一次結論以後，我情緒低沉，他告訴我他的問題快解決了，等他恢復工作以後，一定為我出力平反。
這年10月以後，美院革委會把我調到展覽樓去打雜，負責管事的××，是1957年的女右派；另一個打雜的是男模特，戴着壞分子帽子。不久又派來一個打雜的，倒是個女造反派，見到我們幾個戴帽子人物，心裏老大不高興，專磨洋工，幹了沒幾天，擅自在進門處擺了個辦公桌，表示自己是個幹部。她在外揚言，「南樓里一個右派，一個特務，一個壞分子，聯合起來反攻倒算，專我這個造反派的政。我是教務處派來監視他們的，我可不服他們調遣！」不久她就拿這個歪理向教務處頭頭告狀，氣勢洶洶，大吵大鬧，教務處拿她沒辦法，只得把她調開。造反派的威風，連她的上司也不敢碰。至於我們這些牛鬼蛇神，天然是她的專政對象。幸而她被調開，我們這所新牛棚才平靜下來。
我在南樓期間，主要工作是動動筆桿，寫寫展品文字說明。擦窗、掃地之類勤務，不讓我干。三人之中，我年齡最大，體力勞動諸事，年輕人包了。這也合情合理，在造反派眼裏，認為我們反革命專了革命派的政，實在可笑。
南樓貯藏了幾大箱歷年收購下來的畫卷，趁此業務清淡之際，清理一下十年「文革」以來被人遺忘的角落，很有必要。我自告奮勇，要求做個藏畫編目計劃，得到教務處同意，便動手幹了起來，等到畫目編完，已是1976年了。
1976年是國家遭逢大悲大喪之年，是文化大革命敲喪鐘之年，也是國家由亂變治之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全國哀悼，而「四人幫」卻百般打擊和阻撓全國人民對周總理的哀思與悼念。清明節天安門群眾悼念周總理的怒潮嚇破了他們的膽，於是心生毒計，誣衊鄧小平是天安門「反革命活動」的後台老板，想把反右傾翻案風這把邪火燒得更旺。豈知「文化大革命」的氣數已盡，革命元老們揭竿而起，推翻了騎在人民頭上的邪惡勢力。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結成的「四人幫」成了人民法庭的被告，關進了人民專政的監獄，真是天翻地覆，大快人心。
1976年也是我個人大悲大喪之年。我的兒子葉善藜，1953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分配在華東藝術專科學校任教，後轉入南京藝術學院任教。1958年大躍進期間，帶學生下鄉勞動，因負重致腰部受傷，患慢性腎臟炎十多年。文革中因他父親被打成反革命，他也受到衝擊，肉體和精神受到雙重挫傷。1976年病情惡化，3月14日以尿中毒病卒南京，年46歲。老年殤子，又在逆境之中，使我在精神上受到極大打擊。
1976年夏季，某日下午，忽感胸悶，下南樓去醫務所診斷。走出大門，兩腿乏力，心跳加劇，突然昏倒，被人發現把我扶到醫務所。量血壓，正常；量脈搏，正常。這時我已逐漸甦醒，反映胃部不適，值班護士給我包了助消化的藥片，讓我回家休息。二十四小時內我食欲不振，飯食乏味睡眠不穩。老伴急了，第二天送我去首都醫院看急診，血壓脈搏依然正常，待到查看心電圖，才發現是心肌梗塞。幸好急診大夫是熟人，馬上通知病房給我找床位，送進內科病房，叫我躺着不許動，輸液輸氧兩星期，才讓下床活動。這時兩隻厚腳皮全部脫落，換成新皮，留給我有生以來極為新鮮的一次記憶。住院後期，遇到唐山大地震。頭天晚上，明明陪床，凌晨時刻，忽見窗外白光閃，接着房屋一陣搖晃，明明急忙爬上我的病床，以身體掩護我的身體，以為房子要塌。我心裏明白，1965年邢台地震，我有過經驗。我說不要怕，這是地震，醫院建築牢固，搖晃幾下沒問題，就怕連續震動，那就難說。此時大病房裏騷動起來，好多病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告訴鄰床病號這是地震，不要驚慌，醫院會有措施。幾分鐘後，護士長宣佈，內科三樓病號全部轉移到本樓地下室，能行動者自己走，不能行動者派人背負下樓。我的心臟病雖已度過危險階段，還不能自由行動，由一個壯年醫生背我下樓。
在地下室安置好，天已大亮，急忙讓明明回大佛寺家中看看情況如何，如果處在震中地位，大佛寺房屋會塌。一小時後明明回來，說院子裏塌了一垛矮牆，正屋沒事，媽媽、阿姨在院子裏休息，預防地震繼續。大概過了幾小時，醫院宣佈，地震中心在唐山，離北京好幾百里，北京塌了一些舊房，沒什麼大問題。不過，醫院已得到通知，不久將收容唐山方面送來的傷員，本院決定輕病號提前出院，讓出床位給唐山的傷員。不久，我被送到西郊民族學院，住進我女兒明明的防震棚里；隨後，經親友商議，決定由老伴王人美陪同，乘飛機送我去上海繼續治療我的心臟病。
10月間，我正在上海治病，某天早晨走到馬路上，突然發現「四人幫」垮台的大字標語，才知道形勢已經大變，我的歷史問題應該徹底平反了。
1976年底，心臟病徹底治好，由上海回到北京。美院革委會已經撤銷，恢復了院長制，恢復了招生上課。我的最後工作崗位展覽樓，自從我進醫院以後，似乎已經把我除名了，回京以後，一直不叫我去上班。我每月仍然領四十元工資，按照這個待遇看來，被監督改造的地位仍然沒有變。我的身份和地位，到底該由誰來確定，是一個大問題。可是從另一種情況看來，葉淺予的社會地位儘管沒有落實，社會關係卻逐漸在解凍，顯著的例子是：1978年大連棒棰島招待所請北京畫家畫賓館畫，全國美協推薦的畫家中有葉淺予其人；在大連，畫家們住在中央大首長住的一座大別墅里，還給《大連日報》作畫寫文章，向大連美術界示範表演並講話，新聞記者給拍照。這一事實證明我已從十年荒唐夢中甦醒過來。再前進一步，回到北京，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丹心譜》，請我去畫速寫，上電視；美院附中請我去講課，美院國畫系招考研究生，請我去評考卷。這些活動，不證明葉淺予已經回到「文革」前的工作崗位了嗎？最使我感到新奇的是，一個造反派頭目提了一筐蘋果來探望老師，說了些慰問的話，懺悔的話，抱歉的話；另一個葉淺予專案組的小頭目來請示，要求聽我講課。有幾個本系的教師，鬥爭會上鬥過我，大字報上揭過我，見面時，低着頭，閉着眼，裝做看不見，我也覺得怪不好意思。十年以來慣於在人前低聲下氣，靠邊行走，此時此刻突然換了個地位，真使我感到換了人間，反而嘀咕起來，自己發問：「這難道是真的嗎？」
1976、1977、1978這三年，如同長夜夢醒，心理很不平衡，幸而在幾次旅行中接觸了人間，接觸了自然，接觸了美好的事物，恢復了健康的思維，心理逐漸恢復平衡。
1978年到1979年，我大便長期帶血，以前的老毛病痔瘡發作，用坐浴方法治，總不見效。1979年夏天到醫院檢查，診斷是結腸腫瘤，動了手術，切除鵝蛋大小一個毒瘤，看了病歷，才知是癌。手術期間，順便取出一粒膽結石。治癌期間，躺在病床上，肉體傷疤尚未癒合，而打開精神枷鎖的靈丹妙藥突然降臨：中央美術學院通知我，定於8月2日召開全院大會，宣佈葉淺予政治平反。我只得由女兒葉明明代表我出席大會，會上宣讀了文化部黨組為葉淺予所作的複查結論，結論原文如此寫着：
中央美術學院領導小組：同意你院報來的《關於葉淺予同志的複查結論》。葉淺予同志於1944年9月至1945年春在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戰組擔任漫畫設計工作，是對日偽軍進行宣傳，應屬抗日宣傳工作，葉淺予同志並未加入過軍統特務組織。中央專案審查小組1975年7月24日和1978年1月10日兩次所做結論是錯誤的，決定予以撤銷。在適當範圍宣佈複查結論，恢復葉淺予同志的政治名譽，恢復原工資級別，補發扣發工資。按有關政策規定，歸還抄家物資，安排適當的工作，消除家屬子女所受的影響。
中國共產黨文化部黨組
1979年6月13日
選自《細敘滄桑記流年》，葉淺予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12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