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政府教育部門指出，學生閱讀成績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數碼化課堂未能有效教育學生，因此正在嚴厲打擊學生使用電子屏幕的行為，加大對書籍的投入，恢復「傳統的紙筆教學」
我們已經實現了學校的數碼化轉型，但是學生的學習成績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差。本文嘗試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以及一些家長和教師為何呼籲恢復傳統教學模式。
美國人喜歡聽成功故事，尤其是那些克服了失敗和障礙後取得成功的故事。
想一想發明家托馬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1847—1931年）為了發明電燈泡所做的數千次嘗試，或者看一看第16任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年）在當選總統之前所經歷的一系列政治挫敗。他們堅韌不拔的精神激勵了無數人，讓他們在逆境中也能勇往直前。
而較少被人注意的是，那些看似成功的舉措往往會釀成失敗。
21世紀初發佈的《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簡稱NCLB，2001），目標是讓所有學生在八年級時具備科技素養。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裏，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投入巨資為學生購買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來實現這個目標，許多教育工作者也熱情地加入了這場科技教育革命。例如，到2024年，學校和政府在數碼化學習方面的支出超過300億美元。
這項巨額資金投入進展得非常順利。到2020年，三分之二的公立高中和40%的小學都為學生配備了此類設備。新冠病毒（COVID-19，即中共病毒）全球疫情後期，學校停課迫使學生居家學習，這兩個數字分別攀升至90%和84%。如今，55%的青少年每天在屏幕上花費長達四個小時，另有27%的青少年花費五個小時或更長時間。
大型科技公司、政府、學校和教師工會之間的合作，如今已基本成功地實現了課堂數碼化。
但是那些本應從這次邁向未來的飛躍中獲益最多的人——學生們——卻遭遇更多失敗了。
在走下坡路
美國國家教育進步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簡稱NAEP，又稱「國家成績單」/ Nation’s Report Card）顯示，美國學生的數學和閱讀能力均有所下降。來自其它80個國家的數據也揭示了類似的讀寫能力、認知能力甚至智商下降的現象。新冠疫情導致的學校停課無疑對許多學生造成了傷害，但是許多觀察人士認為，學習和思維能力的下降與學生在校期間過度使用電子屏幕密切相關。
2026年1月，神經學家兼教師賈里德‧霍瓦特（Jared Horvath）就這場教育災難出席美國參議院委員會（Senate committee）的聽證會。他作證說，美國歷史上首次出現學生成績未能超過父母的情況。「這並非一場關於是否應該摒棄技術的辯論。」霍瓦特在證詞中說道，「而是關於如何使教育工具與人類學習的實際運作方式相契合的問題。證據表明，盲目擴張的數碼化環境削弱了學習環境，而非增強。」
霍瓦特的證詞總結起來就是，那些被投入課堂幫助學生學習的工具，實際上卻在破壞學習。
展開反擊
在歐洲的瑞典，政府指出學生閱讀成績下降、注意力不集中，因此正在嚴厲打擊學生使用電子屏幕的行為，加大對書籍的投入，恢復「傳統的紙筆教學」（traditional pen-and-paper teaching）。在英國，知名演員休‧格蘭特（Hugh Grant）和索菲‧溫克爾曼（Sophie Winkleman）是「無電子設備課堂」（device-free classrooms）的積極倡導者，他們也是「關閉屏幕，開放思維」（Close Screens Open Minds）組織的贊助人。該組織是一個非黨派團體，致力於將教育科技產品從學校移除，恢復書籍、鉛筆和紙張作為學習工具的使用。與瑞典的倡導者一樣，「關閉屏幕，開放思維」組織也認為，課堂上使用電子設備導致識字率下降、認知能力降低、注意力不集中，以及社交互動減少。
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則更進一步，禁止16歲以下的人註冊或持有TikTok、X、Snapchat和Facebook等社交媒體賬號。這項政策的支持者表示，禁令旨在保護「澳大利亞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福祉」。
而在美國，關於控制或禁止學生在學校使用電子屏幕的爭論也正在進行。一些學區實行了從上課到下課全程禁止使用手機的政策，另一些學區則正在取消或限制課堂電腦的使用，還有一些州議會正在提議制定法律，在全州範圍內規範學校的電子屏幕使用。
如今，學校是科技公司產品的主要市場，因此科技公司正在奮力反擊這股日益高漲的抵制浪潮。在《焦慮的一代：童年「大重塑」如何引發精神疾病大流行》（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2024）一書中，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寫道，這場爭奪青少年思想和情感的戰爭「讓這些公司競相吸引用戶的注意力，就像賭場一樣，為了留住用戶，他們會不擇手段，即使這意味着傷害用戶」。
這些公司對社交媒體造成的危害漠不關心，並將繼續向學校推銷他們的設備。
加入抵抗運動
如果你是父母、祖父母或導師，並且是第一次參與這場「抗爭」，不妨先讀些書。喬納森‧海特的《焦慮的一代》和神經科學家賈里德‧霍瓦特的《數字錯覺：課堂技術如何危害孩子的學習——以及如何幫助他們重獲新生》（The Digital Delusion: How Classroom Technology Harms Our Kids』 Learning—And How to Help Them Thrive Again，2025）都是必讀之作。如果你身邊有Z世代的青少年女孩，千萬不要錯過專欄作家弗雷婭‧印迪亞（Freya India）的《女孩®：Z世代與萬物商品化》（Girls®: Generation Z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verything，2026），這本書將於今年5月出版。
感興趣的話，不妨觀看YouTube上對海特、霍瓦特和印迪亞的採訪。尤其值得推薦的是英國知名女演員索菲‧溫克爾曼（Sophie Winkleman）在2025年ARC（全稱為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負責任公民聯盟）大會上的演講，絕對不容錯過。
接下來，一定要開始關注孩子的學習情況。作為一名曾經的教師和四個孩子的父親，我深知父母很容易把孩子交給學校系統，並滿懷信心地認為他們會接受良好的教育。千萬不要犯這樣的錯誤。在孩子上小學期間，讓他們大聲朗讀給你聽，看看他們的閱讀水平如何。隨着孩子年齡的增長，可以在網上搜索一些閱讀理解測試，讓他們做一下，看看他們是否能夠理解文章內容。同時也要關注他們在數學和寫作方面的表現。3R技能，即閱讀（reading）、寫作（『riting，即writing）和算術（『rithmatic，即arithmetic）等，對於任何類型的高等教育都至關重要。
如果他們落後了，那就安排和老師見面，開始尋找解決辦法。
如果課堂學習嚴重依賴教育科技，不妨考慮換所學校。如果家庭經濟或其它情況不允許，那麼無論孩子多大，都應該養成每晚和他們一起閱讀的習慣。讓他們帶着半文盲的狀態進入社會，無異於讓他們終身受困。
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無論他們將來想做什麼，你們都有責任為他們打下堅實的基礎。如果出了問題，你們就有責任去解決。
這並非非此即彼
霍瓦特在《數字錯覺》一書的引言中寫道：「這本書不是關於抵制電子設備的，而是關於將教育重新定義為一項深刻的人文事業。它不是要遠離屏幕，而是要走向深度思考和真正的理解。它不是要將電腦從課堂上徹底清除，而是要恢復課堂的嚴謹性。」
海特在他的《焦慮的一代》一書中也提醒我們，人際關係在課堂內外都非常重要：「同步的、面對面的身體互動和儀式是人類進化中深刻、古老且未得到充分重視的一部分。」
適度且謹慎地使用電子屏幕可以提升教育效果，但不應取代教師。同樣，也不應允許懶惰或低效的教師假數位之名，行荒廢教學（non-education）之實，而這種情況顯然正在發生。不——那些支持在學校保留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的人必須明白，我們需要找到一種平衡，這種平衡應該更加側重於教師的教學。將電子屏幕與傳統學習方法恰當地結合起來並非難事。例如，一些家庭教育者就採用了這種折衷的方法，他們利用在線課程教孩子代數，同時教授歷史、文學、寫作和科學等。
生活中很多時候，平衡（balance）才是最重要的能力。
作者簡介：
傑夫‧米尼克（Jeff Minick）育有四個孩子，孫輩成群。20年來他在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Asheville）市，在為在家上學（Homeschooling）的學生開設的研討班上，教授歷史、文學和拉丁語等課程。他著有兩部小說《阿曼達‧貝爾》（Amanda Bell,2013年）和《翅膀上的塵埃》（Dust on Their Wings,2015年），以及兩部非小說類作品《邊走邊學》（Learning as I Go,2013年）和《電影塑造人格》（Movies Make the Man,2016年）。他目前在弗吉尼亞州的弗蘭特羅亞爾（Front Royal）市生活和寫作。
原文：Pencil-and-Paper Learning Versus Screens: Digitalized Classrooms Are Failing to Educate Student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