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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AI模型國際擴張之際,三份研究顯示中國AI嵌入審查機制與官方敘事

這些模型經常融入中國官方宣傳,有時甚至是無緣無故的。例如,在涉及烏克蘭戰爭的問題時,一些中國AI模型會重複中國政府的外交立場,對俄羅斯的責任描述含糊,甚至將部分西方國家描繪為衝突升級的主要原因。庫克指出,這類回答模式並非偶然,而是源於訓練數據和模型設計中的政治限制。其次,內容控制涉及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話題。「除了與烏克蘭戰爭相關的扭曲事實外,中國的人工智能模型還會加劇網絡安全風險和其他漏洞。

一、中國AI模型國際擴張之際,審查機制與官方敘事一同向世界輸出

人工智能(AI)正在迅速成為全球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在這個過程之中,中國的AI模型也逐漸走向世界,被一些西方國家的用戶所接受。

然而,中國問題研究者莎拉·庫克(Sarah Cook)近日發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至少三份研究報告指出,中國開發的大語言模型在輸出信息時,往往同時嵌入政治宣傳與內容審查機制,這種影響正隨着中國AI產品的全球擴散而擴大。

莎拉·庫克專欄UnderReported China截圖

文章指出,研究者在測試中發現,這些模型在涉及政治、安全或國際議題時,經常提供帶有明顯傾向的回答。庫克寫道,這些模型「嵌入了中共的內容控制機制」,其影響範圍已經超出中國國內政治議題,延伸到歐洲與美國的安全問題。比如,在愛沙尼亞外國情報局2026年發佈的國際安全報告中,研究人員發現:「在討論與愛沙尼亞安全相關的問題時,DeepSeek會隱瞞關鍵信息,並在其回答中插入中國宣傳內容。」

其他兩份報告分別是:非營利組織「政策基因組」(Policy Genome)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描述所做的簡要審計,以及由瑞典心理防禦局發佈、由中國媒體項目(CMP)研究人員撰寫的更為詳細的研究報告。

作者在仔細閱讀了近日發表的這三份報告後,總結了「與中國來源的大型模型相關的四個關鍵動態」。

首先,這些模型經常融入中共官方宣傳,有時甚至是無緣無故的。例如,在涉及烏克蘭戰爭的問題時,一些中國AI模型會重複中國政府的外交立場,對俄羅斯的責任描述含糊,甚至將部分西方國家描繪為衝突升級的主要原因。庫克指出,這類回答模式並非偶然,而是源於訓練數據和模型設計中的政治限制。

其次,內容控制涉及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話題。「除了與烏克蘭戰爭相關的扭曲事實外,中國的人工智能模型還會加劇網絡安全風險和其他漏洞。當被問及中國技術的安全性時,DeepSeek給出了聽起來很官方、很專業的可靠性保證,卻隻字未提任何已記錄在案的黑客攻擊、網絡間諜活動或跨國鎮壓案例。」

此外,這些影響不僅限於最初的模型,還擴展到基於這些模型構建的更廣泛的應用之中。

由於中國開發的模型是開源的,而且比 OpenAI或 Anthropic等公司的專有模型便宜得多,因此世界各地的開發者都將其作為新工具的基礎層。CMP的研究人員報告稱,在撰寫本文時,13個功能最強大的開源模型中,有7個來自中國公司。

最後一點,作者指出,AI模型的回答「因語言、版本和時間範圍而異」。與大多數人工智能測試一樣,結果並不一致。愛沙尼亞的報告指出,隨着問題越來越接近當下,關於愛沙尼亞相關話題的回答變得「越來越意識形態化、含糊其辭且晦澀難懂」。Policy Genome的審計針對來自不同國家的六個模型(包括 DeepSeek)就烏克蘭戰爭提出的七個問題進行了分析,發現英語和烏克蘭語的回答大多準確,但 DeepSeek的一些俄語回答卻支持克里姆林宮的論調或引入了誤導性細節。其結論揭示了其中的細微差別:

作者稱,這種審查機制並非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中國信息治理體系在人工智能時代的延伸。長期以來,中共官方強調「輿論引導」,要求媒體與信息平台傳播與政府政策一致的敘事,而 AI系統正在成為新的執行工具。

庫克認為,隨着中國 AI產品在全球市場的擴張,這些嵌入式的宣傳和審查機制可能對國際信息環境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她寫道:「這些模型可能成為一種新的信息漏洞」,因為許多用戶會把 AI回答視為客觀知識來源。

文章最後指出,這一問題對民主社會提出新的挑戰。一方面,中國 AI模型因成本低、性能強而迅速獲得國際用戶;另一方面,如果這些系統持續輸出經過政治過濾的信息,可能在無形中塑造全球輿論環境。庫克呼籲研究人員、政府和科技公司加強對 AI模型的審計與透明度要求,以避免「審查與宣傳被嵌入下一代信息基礎設施」。

二、英國發展研究所:非洲「智慧城市」監控迅速擴張,中國AI監控技術成主要來源

英國發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IDS)3月12日發佈了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對非洲11個國家的智慧城市監控系統進行了系統梳理,結果發現非洲正經歷一場快速擴張的數字監控浪潮,而中國企業與金融機構在這一體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報告封面截圖

報告警告,大規模公共空間監控正在改變非洲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研究指出:「非洲大陸正在經歷數字監控的大規模擴張,這種趨勢正在侵犯公民的私隱權。」研究團隊在阿爾及利亞、埃及、肯雅、盧旺達、烏干達、贊比亞等11個國家展開調查,發現各國政府在「智慧城市」或「安全城市」項目中投入巨大資金。僅在這11個國家,政府在面部識別與車牌識別技術上的支出就已超過20億美元,而真實規模可能更高。

報告指出,中國正是這些監控系統的最大供應方。「中國向研究涉及的所有11個國家提供了智慧城市監控技術。」典型項目模式通常由中國政策性金融支持,例如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約2.5億美元貸款,同時要求採購中國企業設備。監控系統通常包括成千上萬台攝像頭以及數據中心,由華為或中興建設指揮控制中心,而海康威視提供攝像設備。

比如,肯雅是非洲最早採用中國「安全城市」系統的國家之一。2014年,該國政府、當地電信公司薩法利通信公司(Safaricom)和華為合作推出了全國公共安全通信與監控系統。該系統原本旨在打擊犯罪,然而許多批評人士稱該系統也被用於監控示威組織者和政治反對派。

此外,尼日利亞則是非洲最大的監控技術買家之一。報告指出,該國在面部識別和自動車牌識別系統上的支出超過4.7億美元。烏干達的系統規模也迅速擴大。該國在2018年部署華為攝像網絡後,監控系統已覆蓋全國主要城市,並具備面部識別、車輛追蹤以及自動交通執法功能。

然而,英國發展研究所發現,這些系統並未明顯降低犯罪率。報告直言:「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智慧監控減少了恐怖主義或嚴重犯罪。」相反,研究團隊引用人權組織的話表示,這些技術很可能被用於政治控制。例如,「監控反對派領袖、和平異議人士和邊緣群體,以加強執政者的權力」。

研究還發現,多數國家缺乏監管框架。許多國家雖有數據保護法,但幾乎沒有專門針對公共空間視頻監控、面部識別或人工智能系統的法律。更嚴重的是,幾乎所有國家在部署監控系統前都未進行正式的人權風險評估。

最後,報告表示,公共安全監控並非完全不可接受,但必須受到嚴格限制。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應在部署監控系統前進行人權影響評估,建立明確法律規範,並設立獨立監督機構,以確保監控「合法、必要且相稱」。他們警告:「如果缺乏透明度與監督,智慧城市技術可能延續殖民時期以來的監控傳統——只是從人工監視升級為人工智能驅動的全天候數字監控體系。」

三、西藏之聲:《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旨在加速同化與鎮壓非漢族群

3月12日,中國人大通過了一項備受爭議的法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該法律一經推出就引發了國際輿論譁然,批評人士普遍認為該法律「將進一步侵蝕非漢族群體的身份認同,並可能將任何質疑這種『統一』的人定性為可受法律懲處的分裂分子」。

聲明封面截圖

西藏之聲在法律發佈前夕就表示,該議案要求「少數民族」兒童從學前教育起學習普通話,並賦予政府跨境追責權,「旨在加速同化與鎮壓非漢族群」。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草案)》共計62條,於2025年9月8日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際人權團體人權觀察指出,議案如獲通過,藏語等非漢語言的使用空間將進一步縮小,境內外異議人士將受到更嚴重的打壓與報復。

該法案要求少數民族兒童從學前教育起必須學習普通話,並在15歲前「基本掌握」。法案第61條賦予政府跨境打擊的法律依據,要求追究境外個人或組織「破壞民族團結、煽動民族分裂」的法律責任。

人權觀察表示,新法草案企圖取消現行《民族區域自治法》(1984年通過)明文保障的少數民族「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權利,轉而強調漢語普通話的主導地位。

該團體表示,這部新法將建立廣泛法律框架,為中國當前從境內到境外對少數民族的鎮壓和強迫同化提供正當理由。一旦通過,這部法律可用來加強意識形態管控,以取消少數民族語言權利等手段打壓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並促進對中國境外的控制。

類似表態還有,維吾爾人權項目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這些做法「違反了國際人權標準,並加劇了新疆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

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主任恩格巴圖·托戈喬格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要求在公共生活中掌握普通話也可能限制蒙語使用者就業的機會。他解釋說:「從經濟角度來看,這將使蒙人邊緣化,因為漢語水平成為獲得就業和晉升的門檻」。

責任編輯: 江一  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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