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秋，我高中畢業，「因故」高考落榜，到1965年5月正式就業，有近3年屬於「闖蕩社會」。偶爾去鄉村小學代課，或是在街道「普工隊」打零工，多數時間在家閒過。尤其1964年之前，不到20歲的年齡，腦子裏充滿幻想，除喜歡文學讀小說詩詞外，還深愛音樂、繪畫，且樂於實踐。自己練過素描，畫過水彩、油畫。臨摩名畫，也出門寫生。音樂方面，學拉二胡，崇拜劉天華、「瞎子阿炳」，甚至浪漫幻想像阿炳一樣，持一把二胡「行走天下」。可惜這些都是無師無門，個人關起門瞎摸索，難有什麼大的長進。
也由此，對地方上同齡或是年長的音樂、繪畫人士，尤其是道中「高手」，就多有接近追隨，及至心內敬慕崇拜不止。記得是1962年下半年至1965年間，家鄉城市活躍着一批民間音樂人才。開始是鬆散的「沙龍性質」活動，到後來正式組成一個民間樂團。外人呼之為「灑淇瑪樂團」。為何如此冠名？我私下多作打探，有人回應稱：「灑淇瑪可口好吃。」「灑淇瑪」在眼下已是很普通的糕點。而當時，卻是極稀奇的高級食品，一般人望而不得，只能心嚮往之。可見這個民間樂團在年輕人中的地位。其正式成員都是坊間樂器高手。
大概是1963年一個溫暖的春夜。在自貢一中一間燈光明亮的大教室里，這個「灑淇瑪」樂團的主要成員，有一次活動。那天真是熱鬧非凡，場面、過程，以至一些細節，幾十年了，我仍然印象深刻。平時這種活動，多在室外，如濱江路河沿，或公園長廊，以及某空曠地等。這天，不知是誰的關係，竟打開了一中的一間大教室，兩隻40瓦的大日光燈將教室照得如同白晝。那個年代，大日光吊燈簡直就是奢侈品，只有一些機關廠礦的大會議室，或是市內為數不多的重點中學的教室才配備。
那似乎是間音樂教室，因為室內有一台很漂亮的腳踏風琴。正在彈風琴的是一個年近30的男子，長臉，平頭，姓劉，聽人稱他「劉木匠」。其職業也真是個木匠，而且是游鄉走村那種，俗稱「遊方木匠」。他那一手風琴彈得真是好，左右手都能奏出「五度和弦」。也極投入，旁若無人。彈得興起，還會隨曲調引吭高歌（據說「劉木匠」遊走鄉村時興致來了，也不時亮開嗓子唱歌，唱的都是中外名曲）。
「劉木匠」嗓音也不錯，唱得有激情，動聽。那天晚上他亮嗓唱的是《外國民歌200首》上面那首經典的敘利亞民歌：「姑娘你好像一朵花，為了你的眼睛到你家。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斷了繩索就跑啦……」「劉木匠」唱到這裏，腦袋後仰，眼睛微閉，一副很忘情很傷感的樣子，兩眼不看鍵盤，10根手指卻能靈巧準確地在琴鍵上移動翻飛，並不走調按錯音，給人印象極為深刻。
那晚上還給我留下較深印象的，就是那位「短笛手」。當晚在現場吹笛獻技的笛手，一共3人，其中兩人我認識，還頗熟。一位是我初中同班同學的堂兄，他是自貢一中1960級高中畢業生，早我們兩級。此人一直是這個「灑淇瑪樂團」的第一短笛手。其家庭成分不好，1964年底在城市知青下鄉中被迫隨女友下鄉，在靠近雲南的珙縣安家落戶，十餘年後才返城。另一人小名叫「祥子」，是我一位堂姐高中閨蜜的弟弟，因堂姐關係，我與他早就相識，並在他家住過。「祥子」後來去了外縣一文工團當笛手，正式吃上了「專業飯」，算是從業餘愛好者轉為編制內專業人士。這在當時那批民間樂手中極少。
第三位就是本文要談的「短笛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也是幾年後在文革中「殘酷相逢」之外的唯一相見。我之所以對他印象深刻，在於他作為差不多同齡的年輕人（比我稍小或稍大，至今不詳），卻有一張略顯蒼白，沉靜憂鬱的臉龐，和似乎時刻帶着沉思神情的眼睛。模樣不算清秀，卻讓人過目難忘。
那晚上，三位「短笛手」聚在一角落，輪流吹笛演奏，都是自己平時較拿手，發揮出色的曲子，幾個人帶有互相展示，比試演奏技藝的成分。我等幾個外行圍着看，不懂笛子演奏，只帶點艷羨的表情和心理看熱鬧。分不清幾個人吹笛誰第一誰第二第三。覺得都吹得很好，技法出色，我等只能望洋興嘆。
還有一點印象深刻的是，這位不知名「短笛手」的沉默少語。那晚上整個聚會中，他幾乎沒有說話，除了自己吹笛，就是看人吹笛，差不多與人沒有語言上的交談。隱約聽人說他姓吳，除此一無所知。
其後不久，這個民間的「灑淇瑪樂團」被區文化部門「收編」，承認為區文化館領導的業餘樂團。除參加區內各類文藝匯演外，還在文革前「大唱革命歌曲」活動中大顯身手，在鬧市街頭演奏演唱和教唱《人民日報》用整版推薦的幾首「革命歌曲」。以後樂團的這些活動，我再也沒見過那位臉上總帶沉思神色，眼神陰鬱憂傷的「短笛手」。想來，他不是樂團成員，那天只是偶然碰巧參加一次吧。
以後，不管我也好，樂團多數成員也好，面臨的是就業、婚姻兩件「人生大事」，各有所忙。再以後，就是文革，當年樂團可以三五人自由聚散，乃至演奏唱歌的氣候再也不復存在。人人提心膽戰過着平常日子。
轉眼到了「一打三反」。
記不起到底是1970年的上半年還是下半年。市里有一次規模很大的公判會。我是否在現場參加了那次公判會也無記憶。但卻在離大會場（檀木林體育場）不遠的燈杆垻街口，碰到了行刑前遊街示眾的車隊。那應該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人生經歷之一。
燈杆垻（1950年代後更名為中華路，但市民仍習慣稱燈杆垻，至今如此）是一條老街，當年街兩邊的店家，是帶房檐閣樓的舊式瓦房，街道很窄，除了行人，僅能容一部卡車通過，街面卻極熱鬧，商家極多。因這條老街與通體育場的檀木林大街相連，幾十年來，不管是重大遊行活動還是公判後的遊街示眾，都必須經燈杆垻。
那天，我正走在這條街上，忽覺街上行人騷動，一抬頭，方知「遊街車隊」已經到來。趕緊退到街邊，駐足觀望。那時當局處決人的車隊，尚無一路鳴着尖利警笛閃着警燈的現代警車。開道的，先是一輛老式軍用吉普，頂上一般裝有一個碩大高音喇叭，一路緩行，喇叭中反覆播放着剛才公判大會現場宣判的實況錄音。其後，照例是一輛裝載「行刑隊」士兵的大卡車。車頭架着一挺機槍，一個機槍手立於槍後，作欲射擊狀，以示警嚇。再以後，才是載着各類囚犯的數輛或是十數輛甚至數十輛大卡車。
一般來說，囚犯車輛的順序，是死囚在前，然後是「死緩」、「無期」及各類有期徒刑。死刑犯享受「優待」，是一車一人。其餘是兩人、三人乃至多人一車。曾被魯迅先生痛批過的中國民眾多年積澱的「看客」心理，人們最想看的，最樂意看的，自然是待處決的「死囚」。
那天，在街頭遭遇遊街車隊，前導車和士兵車過了，打頭的「死刑」車是一或兩台。我無論如何沒想到的是，第一輛「死刑車」（或是唯一），昂頭挺立前方的，正是數年前那個春夜與我有過一面之緣的「短笛手」！
其時，他被五花大綁，背上插着長條形尖角的「死刑標」，左右兩邊，各有一士兵用手抓住他肩膀。不過，頭頸尚可自由活動。我驚訝地發現，他正利用僅有的一點「自由」，微微轉頭，用眼睛打量街邊圍觀人群。
更令我驚奇的是，不同於平常所見的「死刑犯」，已被即將到來的處決，以及公審公判大會（數萬人至10萬人）的氣勢嚇得面無人色，雙眼緊閉以至癱倒。他依舊是數年前那個夜晚我第一次見到那副模樣，面色十分沉靜但蒼白陰鬱，眼神略帶思索和憂傷，卻看不到一絲恐懼之色。不掙扎也不畏縮，甚至能相當平靜地用他那眼睛來回注視街兩邊圍觀市民。真正是一首名詩里的意境，「你在看他當風景，他也在看你當風景。」
由於那條老街非常窄，車隊行走十分緩慢，大約就是一個人步行的速度。站在圍觀人群中的我，和車上囚犯的距離，頂多不過兩三米。所以對他當時神態乃至眼神，看得非常清楚。讓我驚駭不已的是，在他用眼睛往街邊人等緩緩注視時，有那麼一瞬間，突然與我對了一下眼神，真正的「四目相望」（也可能是我一時的心理作用，弄不清楚他是否認出了我）。
我立時大驚，趕忙避開眼光或是乾脆低頭。事隔多年以後，我痛恨我自己很怯懦，很可笑。可是當時，來自內心本能的恐懼，我真的生怕他認出我，被他用眼神甚至點點頭招呼（其時，他口中並未塞什麼東西，仍可開口說話）。如此，自己將被視為他的「同案犯」，惹得車上押着他的士兵和公安，跳下車來，抓我上車，或是被周圍「階級鬥爭觀念強覺悟很高」的「革命群眾」大喊：「這裏還有一個同案犯！」爭先恐後過來抓我送上囚車，一併帶走……
謝天謝地，「遊街車隊」終於過去了，什麼事也沒發生。
不過，當天及過後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處在不安、驚嚇、恐懼，還有深深為之惋惜的複雜心緒中。竟然連處決人通常會張貼於大街小巷的「佈告」，都不敢去看或是不忍心看（這是多年來我最為後悔的事）。那麼年輕的一個生命！那麼富有才氣富有教養的一個有為青年（那晚上他吹短笛的技藝以及那種沉靜優雅的舉止，包括憂鬱的眼神真是叫我着迷）。在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之後，僅僅幾十分鐘，就將被「行刑隊」士兵的槍彈打爆腦袋，血肉橫飛（那年頭的處決，一律是近距離槍擊後腦，場面十分血腥）。
也謝天謝地，隨着毛澤東去世，變幻莫測，令人膽戰心驚的文革終於結束了。我自己也是幾次有驚無險，什麼事也沒發生就過來了（毛澤東逝世，我被單位同事舉報為「反革命」，有些人聯名直接上書公安局，要求逮捕法辦。市局也派員調查一陣。好在單位頭頭及上級機關保衛科長原衛生局同事力保，僥倖逃過一劫）。
再以後，我開始文學寫作，1980年代末我離開原單位，不久也離開那個城市，在外邊闖蕩，直到新世紀初回歸故鄉。開始致力於一點文革研究之後，那位「短笛手」被處決之謎，自然成了我最想打探了解者之一。可惜事情一直沒有頭緒。我問過好多人，包括當年那些樂團成員，以及和我們那批「社會青年」年齡相仿，當年又有些交情，對所謂「政治」有點興致者。仍是一無所獲，都說不知道有「吹短笛吹得很好，文革『一打三反』中被槍斃了」那樣一個人。我也不便於到有關部門查證，招惹麻煩。
久尋不得，到後來，連我自己也疑惑起來。畢竟只見過一面，那天在街頭刑車上偶然撞見，也不過10來秒最多幾十秒功夫，一晃而過。是不是自己看花了眼，認錯了人？但疑惑在腦際，始終不散。
直到今年5月，一個很偶然的機遇，才終於解開這個謎。消息證實，那次遭難的，正是這位「短笛手」。
那天下午，一個熟識的年已7旬「老書販」給我送來一批文革中某農村公社，奉命全面清理審查境內所有地、富、反、壞（缺「右派」）「四類分子」的原始檔案材料。很詳細齊備，每人一大冊，什麼材料都有。
我照單全收，兩人在住宅樓下一背街小店閒談一陣，正欲分手，小道上迎面走來一對老年夫婦。男性老者70多歲，體弱多病，步態很差，是位老教師，其實應算近鄰，在樓下小區我多次見過，卻不知身份姓名，從未打過招呼。不料他與這「老書販」卻是熟人，極熟極友好那種。
「吳××，你這個『反革命』，還健在呀？」
這是「老書販」招呼調侃對方的第一句話，然後彼此一陣笑語。可見兩人關係熟到開玩笑毫不顧忌的程度。後來方知，兩人文革前的1960年代中期均因「反革命罪」坐過十多年牢。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雖「平反」，卻未「落實政策」，為謀生而打工相識，彼此同病相憐，成為朋友。
這位吳老師，身上頗有故事。原是重慶15中學物理教師。他之蒙冤入獄，如今看來，簡直可稱「天方夜譚」。1959年，他響應號召下放在某工地勞動。有一個處得好的朋友。有天，在寢室里，朋友拿出自己的飯票在清理，已臨月末，尚余有飯票3斤半。這人很高興，當眾報出數來。旁邊有人羨慕說：「你好闊氣啊，一個月怎麼吃法？還有3斤半！」那人回答說：「你沒看見，我這個月四處打游擊哇？」「打游擊」為當時四川方言俗語，意為去別處「蹭飯」。都是玩笑說談，幾個人笑說一陣也就過去了。沒想卻因之惹禍。
1962年，毛澤東又大抓「階級鬥爭」，各地響應。此事被人無端揭發。又正逢台灣在叫喊「反攻大陸」。這句所有四川人都理解的「打游擊」俗語，竟被說成是配合台灣「反攻大陸」，試圖拉人「上山打游擊」。說這話的那友人就此被捕。可是「打游擊」不能只是一個人打。辦案人員深挖「同黨」，嚴刑逼供下，那人只好胡編亂咬，這就牽出了已返市內15中任教的吳老師。然後又揭出他曾經議論過赫魯曉夫之類的其他「反動言行」。
1963年，吳老師以「反革命」罪被判刑8年。有意思的，後來的判決書中卻沒有了所謂「打游擊」的內容，而都是新「揭發」羅列的罪行。那位說「打游擊」惹禍的朋友，也判刑8年。
這位吳老師勞改生涯最終長達13年。最初在武隆修水庫，數月後移到雅安「苗溪茶場」。這個「苗溪茶場」因關押過胡風夫婦在海內外享有大名，章詒和女士也曾在此服刑。聽名字，「苗溪茶場」頗帶點田園色彩和詩意，其真正名字，應叫「川西監獄」，是省公安廳直管的四川幾個大監獄之一。聽吳老師講，最多時，擁有1萬多犯人。省會成都也屬川西地域，所以胡風夫婦才會送到這裏來。因與胡風、章詒和等同獄多年（吳老師1976年10月才離開勞改場地返家，共服刑13年整），筆者很想打聽一點當年情景。也曾多次拜會吳老師，想弄點「口述史料」。可惜的是，當年勞改地，只知胡風在此，卻從未有任何謀面機會。胡風夫婦單獨關押，與其他人犯隔絕。一個在山上，一個在山下，一切不知。此外，吳老師年事已高，眼下走路說話都相當吃力，也從未有過將其經歷訴諸於文字的想法。交往中，我曾借給他那冊梅志所著《我陪胡風坐牢》，讓其一閱，試圖讓他相應回憶起一些往事。然而，他看書認字已十分吃力了，心臟也不好，醫囑忌激動（其夫人電話中告我，那天他初讀《我陪胡風坐牢》後，確實十分激動，大概勾起了許多往事記憶）。從老人身體着想，我只好作罷，打消了進一步訪談的念頭。
現在回頭來說那位「短笛手」，原來是吳老師的堂弟。他那吳家，似乎也是大族，他那一輩叔伯兄弟姐妹十多人。「短笛手」名字叫吳光曦，生前是自貢市鄧關鹽廠（文革中改名「躍進鹽廠」）職工。確於1970年「一打三反」中因「反革命」罪被處決，其時僅20多歲，尚未成家。遺憾的是，這位吳老師其時正在「勞改」中，一切都是1970年代末「平反」返鄉後才聽吳家族人所述，詳情不知。也談不出我想深入了解的那些情形。
結合當天「老書販」所簡單談及的，其罪行主要是「為劉少奇鳴冤叫屈」等等，被捕後不認罪，甚至對審訊人員揚言「要告到海牙國際法庭」等等。因之在「一打三反」中遭極刑。
不相信「偉大、光榮、正確」的執政黨主持的中國法律和司法體系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完美、最「代表真理」的法律和司法機構，而試圖在「國際法庭」中去「討公道」、「求司法正義」。這種事，在眼下都是很犯忌諱的（甚至可能遭罪），何況當年那等黑暗無比的文革中。「短笛手」吳光曦的悲劇性命運當然是註定了，萬難逃過一劫。不過，當年那種輿論一律，且封閉嚴酷的社會背景下，年僅20多歲的年輕人，竟有這種非同一般的眼界、膽識和勇氣，而且敢於將之表達出來，敢於抗爭，不得不令人肅然起敬，真是類似遇羅克一般年輕思想者。
行文最後，筆者不得不更加遺憾地提及，這個敢獨立思考，反抗極權，反抗專制的勇者，至今仍背着「反革命處決犯」的罪名，未獲任何形式的「平反」。直接原因是，其遇難時未成家，無子女。文革後，其父已亡，其母病弱（據說有精神病）無力申訴，不久亦離世。親兄妹年齡又小，不明世事。族人中亦無人站出來（可能有顧慮）向當局要求申訴。如此情形下，當局（包括原單位）也就視而不見，不聞不問。直到現在，吳案仍以當初那種罪名罪狀，存於共和國司法檔案中。為當年的「打擊反革命」運動，顯示着實績，增添着成果。
《昨天》2012年4月30日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