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戴河會議時，由令計劃、李源潮操作了另一次黨內高層的民意測評，得票最高的，是令與李。這意味着，十七大之前由江曾決定的黨內民主，有可能讓位於令、李操作的黨內民主，習近平、李克強班子，可能要讓位於令計劃、李源潮的班子。」
黨內只有叢林沒有民主
中共政黨最高領導人與領導集體的產生，理論上講是「民主集中制」的產物。
在說到中共黨史上人們喜歡談論的七大、八大的黨內民主時，著名黨史研究專家吳國光教授有專著出版，他認為那個時期的「黨內民主」，完全是被操控的。一些人甚至連黨員也不是，居然被上級內定為黨代表，進京參與選舉，最為可笑的是，有人甚至在進京參加黨代會的列車上被突擊入黨。
毛澤東是通過控制黨代表，來控制選票，通過多種暗示，使自己中意的人進入中共高層領導集體，淘汰自己不喜歡的高層。當毛澤東在六零年代發現自己難以控制中共官僚體系之時，他認為中共主機有嚴重的病毒，於是發動文化大革命踢開黨委，通過外掛的「政治伺服器」——革命委員會，操作整個國家，讓原有的主機處於休眠或廢棄的狀態。毛澤東憑藉這樣的國家暴力機器，可以置任何一個異己者於死地。
毛澤東之後，中共幾乎沒有形成真正的領導人選舉制度，毛澤東曾通過法定方式，將林彪安排為自己的接班人，後來又有王洪文、華國鋒、江青等被選擇，這些人被毛選擇為繼承人，完全是他一個人的好惡決定的，沒有任何規則可言。正是沒有公開的選舉制度，才有了當代中共高層諸多悲劇事件的發生，無論是劉少奇，還是林彪、江青、華國鋒，還有胡耀邦、趙紫陽，以及我們現在看到的薄熙來與令計劃，無不是中共黨內民主或中共黨內無真正的民主選舉制度，造成的政治犧牲品。
我們看上述中共重量級受害人名單，毛澤東時代，迫害最為慘烈，劉少奇死時白髮覆面，火化時甚至不能有真實姓名，林彪死於飛機出逃，江青死於後來的監禁自殺；其次是近年來，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都是無期，相比之下，鄧小平時代的三位中共最高領導人華國鋒、胡耀邦與趙紫陽的結局顯得並不慘烈。當然，這三位中共最高領導人是在最高位置上被鄧小平聯合元老們拉下馬的，如果按中共的規則說事，鄧小平與相關元老們犯了參與非組織化活動重罪，他策劃並主導顛覆了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而薄熙來、周永康、令計劃，按照海外媒體普遍的說法，則是意在撼動中共既定的領導人接班安排。
如果說薄熙來只是想通過公開的政治博弈，以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話，海外媒體披露的令計劃的政治「計劃」，則意在問鼎中共最高領導人之大位。但這裏有一個令計劃沒有公開追問的大問號：江澤民與曾慶紅主導的中央黨校高層民主選舉，習近平得票高於李克強，所以形成了十八大的習李領導的中央集體，那麼，令計劃與李源潮在十八大之前通過他們策劃的黨內高層民主測評，為什麼在黨內就不可以作為進入新領導班子的參考？這裏，我要強調一點，本文只是質問中共的黨內民主規則，並不在意誰最終問鼎中共核心大位。
薄熙來事件與令計劃事件，讓人們看到的現狀是：黨內仍然是叢林狀態，勝者為王，贏者通吃。至於贏者如何吃定敗者，那則要看內鬥的激烈程度，或勝者的吃相了。
令計劃與習近平之間的「誤解」
有網友說，令計劃不愧為中共高級筆桿子，在受審判之時，用了一個成語「負荊請罪」，就完全表露了自己的心聲。這個成語故事發生在戰國時代，趙國重臣廉頗、藺相如之間因誤解而造成不和，但最後，廉頗知道實情後，親自背負柴薪，到藺相如門下請罪。令計劃通過這則成語告訴世人，他與組織之間或他與習近平之間，是重臣之間的誤解，面對這樣的誤解，他是主動負荊請罪的，在他被捕之前，他已在中共核心刊物《求是》雜誌上發表了文章，表示自己臣服於習的核心地位，願意扮演屬下角色。（令計劃這篇刊載在二〇一四年第二十四期《求是》雜誌上的文章題為《堅持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團結奮鬥》，在這篇約四千字的文章中，令計劃至少十六次引述習近平講話精神。）
既然令計劃認為自己與習之間只是某種誤解，那麼，其它的所謂非組織活動、政變或貪污腐敗，在令看來，都只是一種說法而已。
黨內民主不可能真正落實的原因是，中共體制內長期養成了聽從組織安排的黨內奴性，組織考察與安排成為慣例，而黨內的人身依附與派系，使官員們更相信人脈關係是升遷的法寶，所以，黨員幹部們從現實中發現，黨內民主是靠不住的。所以也是不可行與不可能的。
黨內民主並不是絕對沒有可能，在派系博弈能量達到某種平衡，或出現內部危機之時，黨內派系可能會坐下來，讓元老們說話，讓一定級別的黨代表或中央委員們投票，來選舉新一代最高領導人或最高領導集體。當然，黨內民主有一個前提，就是軍隊、武警等力量完全中立，任何政治勢力可以支配軍警力量，或軍警力量擁擠某一政治派系，黨內民主就不可能出現，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在黨國體系之內，則演變成槍桿子裏面出極權、威權。
令計劃被審判，是黨內權鬥的結果，如果細細觀察，某種意義上他也是所謂的黨內民主的犧牲品。
2013年時的令計劃。 Jason Lee/Reuters
「黨內民主」與非組織活動
胡錦濤能夠成為江澤民之後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是因為鄧小平隔代指定，江澤民沒有成功撼動這種指定，但他可以效仿鄧的作法，隔代指定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只是陳良宇因為過分藐視胡溫，被胡錦濤打擊掉，江系只能在紅二代中物色自己新的政治代理人，習近平成為幸運者，而習的備胎則是薄熙來。所以，二〇〇六年的中央黨校中共高層選舉，習近平得票最高，並被視為是江、曾系運作的結果（如果這種黨內選舉的方式公開化，在中共黨內形成一種制度，那麼，後來的事情就不會如此複雜詭異了）。
由於是黨內暗箱操作，這給了團系一個機會，也就是十八大之前的北戴河會議時，由令計劃、李源潮操作了另一次黨內高層的民意測評，得票最高的，是令與李，這意味着，十七大之前由江曾決定的黨內民主，有可能讓位於令、李操作的黨內民主，習近平、李克強班子，可能要讓位於令計劃、李源潮的班子。
中共黨內已勝出的派系不會容忍來自黨內的顛覆，這種顛覆，就可以定性為非組織活動或「政變」，即便不判處極刑，也要監禁終身。
胡錦濤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人們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胡、溫最終捨棄了令計劃，因為令計劃兒子的那場車禍，以及他自行其是的處置方式。更為重要的是，胡放棄了江澤民的留任方式，不再續任中央軍委主席兩年，將所有黨政軍權力，轉移給習近平，習因此高度讚美胡錦濤「高風亮節」，但這給團系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像朝鮮、古巴這樣的小國家，紅色政權能夠順利地搞血親繼承，與皇權時代無異，當然接班過程中清理異已，比傳統皇權時代更血腥殘酷，而老牌紅色帝國蘇聯與中國，卻搞政治血緣（紅色基因）繼承，中國的毛澤東終身制之後，血親繼承因故沒有可能，政治血緣繼承也告失敗，華國鋒靠聯手老將與軍方的政變，得到繼承權，而鄧小平靠另一次不流血政變，將政權轉換到自己名下。鄧小平發明了最高權力的隔代指定方式，這種方式並不是全黨智慧的結果，也沒有寫入黨章黨規，只是成為某種潛規則，但這種規則，說被廢棄，就立即會被廢棄，只要最高領導人自信自己擁有政治實力，完全不在乎其它派系的意見。
中共的黨內民主，完全是虛談，實用的、隨機性的方式，主導着權力的移交更遞。
傳統皇權時代立太子立皇儲，是風險與影響極大的事件，稍有不慎，就朝廷震盪，甚至出現政權危機與顛覆。而中共現在的權力移交，看似和平，但風險指數越來越大，變數越來越多，為什麼？紅一代靠打江山有了威權，有了某種血酬秩序，紅二代勉強有一些政治遺產可資繼承，但其政治資產很快就會耗盡。紅二代之後，威權靠封殺與滅殺，不可以得民心，不可以得合法性，而靠政治業績，又非常困難，各種危機都在爆發中，只能拼命維持政權的穩定性，窮盡一切手段，但其結果難以避免山窮水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