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1998年《新華字典》裏這句知名的例句，在近30年後的今天，版本可能是這樣的：張華入職了一家大廠外包崗，李萍在家準備考公考編，我在靈活就業。
不過，當人們對張華、李萍頗為熟知的時候，或許沒有發覺，作為靈活就業者的「我」也已經成為勞動者中的重要角色。
「靈活就業」如今的定義十分廣泛，結合當前採用的就業標準，這個詞彙幾乎可以覆蓋沒有簽訂標準全日制勞動合同、但每周工作一小時以上並獲得相應收入的所有人，典型如自由職業者、基於平台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傳統零工等。
有關其規模，官方正式公佈的數據有兩條：一是2021年5月，人社部就業促進司司長宋鑫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披露，目前個人經營非全日制以及新就業形態等靈活就業規模達到2億人。二是國家信息中心發佈的《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報告（2021）》提及，2020年共享經濟參與者人數約為8.3億人，其中服務提供者，即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約為8400萬人。
2億靈活就業者、8400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這兩個數字的時點都停留於多年前。不少研究者及觀察者認為，當前中國靈活就業人員的實際體量早已超過這個規模。
2025年12月，國務院關於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工作情況的報告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人社部副部長吳秀章介紹：「據測算，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已超過2億人。」表述由過去的「達到2億」更新為「超過2億」。
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增長，背後有多重驅動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李佐軍等人2025年4月撰文道，由於技術進步、商業模式變革、企業優勝劣汰，以及年輕一代就業觀念轉變，「靈活就業正成為我國長期趨勢性就業形態。」這一判斷基於多種形式的調研，包括2023—2024年間開展的兩次問卷調查，合計覆蓋22個省份、逾萬名靈活就業人員和近6700家用工單位。
且以2億人計算，靈活就業群體在當前全國約7.4億總就業人口中佔27%，對於4.7億城鎮就業人口則占近43%。總量已然龐大，但許多靈活就業者仍被視為「非主流」，並面臨社會保障缺失、收入不穩、職業發展模糊等多重挑戰。青年群體傾向靈活就業，將怎樣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前景，也是不可迴避的現實問題。
李芸、羅伊、溫羽都是大學畢業生，也都是靈活就業者。在畢業後的最近幾年，他們有人在一小時裏包了三四十個帕尼尼，有人在兩小時裏倒了100杯咖啡，有人在三小時裏連拍了1500張照片。他們在兩小時內的收入從20元出頭到1000元不等。這樣的生活持續過一天，六個月，或者還在繼續。
有學者預測，未來中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將達到總就業人口的60%。波士頓諮詢公司（BCG）2017年也曾發佈報告稱，到2035年，中國整體數字經濟的總就業容量將達到4.15億個崗位。
當勞動者步入靈活就業，制度與社會保障能否跟上節奏？誰來承擔「靈活」的風險？更多的李芸、羅伊、溫羽們，又如何重新定義自己的「光明前途」？
龐大的靈活一代
中國靈活就業者的規模已不容小覷。據《消費日報》援引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24年底，中國靈活就業從業人員已達到約2.4億人。
暨南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院和智聯招聘共同發佈的《2024中國新型靈活就業報告》，將「新型靈活就業」定義為由數字經濟發展所驅動、依託於互聯網平台發展起來的新型就業形式。
該報告也顯示，2019—2024年，中國新型靈活就業的供需規模均呈擴大趨勢：從需求側來看，其招聘職位數在總體勞動力市場中所佔份額從8.4%增至15.2%；從供給側來看，投遞人數在所有求職者中的佔比始終保持在30%以上，並於2024年達到36.4%高點——意味着每三個人就有一個申請過這類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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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益增長的靈活就業群體中，參與者的結構變化值得關注：越來越多青年人加入，其中不乏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型、技能型人才。據全國高等學校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統計，2020屆、2021屆大學畢業生中靈活就業佔比超16%。
第三方社會調查機構麥可思研究院的數據比例偏低，但亦顯示增長趨勢。其報告稱，2022—2024年的三屆本科畢業生中，分別有4.6%、5.1%、5.8%選擇靈活就業，包括受僱半職工作、自由職業、自主創業。高職畢業生靈活就業比例更高，2024屆學生中有9.6%走向這條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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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芸、羅伊、溫羽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李芸畢業於2025年。離開校園的快八個月時間裏，她做過漫展展台助理、肯德基配餐、紅娘公司文案、兒童職業體驗中心的「NPC」（non-player character，非玩家角色）。最後一段做得最久，她裝扮成一名牙醫或空乘指導老師，度過了12月的每個周末，每天掙100元。
最短一段是在肯德基，嚴格來說只做了一上午。李芸毫無經驗，同事示範了一次，就讓她直接上手。她手忙腳亂地組裝四種帕尼尼，操作滾燙的油鍋爐炸薯條和雞塊，笨拙又緊張。如果通過三天無薪試工期，她能拿到的工錢是每小時10塊5毛錢，隨着工時增加還會上調。但李芸覺得適應不了，當天就選擇離開，帶走的只有右手大拇指被燙下的一道疤痕。
李芸此前就讀於湖北一所本科院校的小學教育專業，同時輔修了漢語言文學雙學位。畢業前的秋招，面向同屆約120個師範類畢業生，只有兩個本地教師崗位。登記畢業去向時，李芸直接填了「未找到工作」，沒做任何偽飾，因為「希望誠實地面對自己和社會」。她去過上海闖蕩，結果無功而返。回到三線城市的家鄉，剩餘機會也不多，這才考慮先以零工過渡。
李芸是2025年全國約1222萬名高校畢業生中的一員。相較2024年，這一規模新增43萬人。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8月、2025年8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勞動力失業率分別達到18.8%、18.9%高峰，25—29歲勞動力失業率也達到6.9%、7.2%，高於同時期的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水平（5.3%）。宏觀經濟下行，隨着整體校招需求緊縮，市場競爭加劇，靈活就業成為一部分人不得已的選擇。
但也有人是出於其他原因。羅伊畢業於2024年，成為靈活就業者之前，她推掉了一份在他人看來相當亮眼的大廠offer。她本碩都就讀於上海一所985大學的設計類專業，放在同專業的近兩屆畢業生中，這都是個難得的工作機會。但這沒有改變她的決定。這是一家頭部互聯網大廠的遊戲部門崗位。羅伊事後得知，為了招聘這一個崗位，公司看了2000份簡歷，篩出50個人初審，經過5輪面試，每次淘汰一半人。她是留到最後的幸運兒之一，但條件是要從研三就入職實習，否則公司可能會優先考慮另一個人。她不得不開始同時兼顧畢業論文等學業任務和「三分之二個正式員工」身份。
還剩一個多月要畢業的時候，一盞紅燈亮起了。每天久坐9—10個小時，羅伊從早晨10點坐下打開顯示器，後背和腰就開始疼。晚上10點多回家，連手都在發麻，疼得睡不着。醫生診斷是腰肌勞損和一些肩胛肌肉問題，每周一次理療也效果有限。痛感輕時是酸，重時是刺，持續不斷，像一種不間斷的提醒，「我覺得這是工作對身體的透支，很快地反應出來了」。
身體不舒服時，工作里負面的部分也被放大。羅伊開始意識到，喜歡玩遊戲和設計一款遊戲的樂趣並不相同，行業發展也今非昔比。「缺少創造力的情況下，你會覺得做很多事情都是無意義的，但你卻要犧牲自己的時間、精力、身體來做這些事情。」一個念頭越來越強烈，「我心裏可能真的沒有接受這份工作」。
大廠、高薪固然是「香餑餑」，但在如今很多青年眼中，身心健康與休閒更加重要。前述李佐軍等人文章提到，近年來，中國年輕人對薪酬與勞動強度、閒暇和精神愉悅等的選擇偏好正發生明顯轉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傾向於閒暇時間更多、自主性更高的靈活就業方式。其問卷調查顯示，年輕人主要因「能體現自身價值」（佔比88.2%）、「工作自由」（佔比87.7%）而對工作感到滿意。
除了逃離職場，另一些人「主動選擇」的動機更加明顯。溫羽畢業於2023年，很早就是靈活就業的一員。大學第一個學期後，她就沒問家裏要過生活費。最初是靠做一些線上兼職，比如淘寶客服、幫小學生出語文試卷。2020年初，因為專業課需要買了一台7000塊錢的專業相機，她花半年時間、靠接單拍照把錢掙了回來，這成了她個人攝影師生涯的起點。
在真正開始全職攝影之前，溫羽也嘗試過其他可能性。她曾在一家廣告公司做客戶執行，但並不喜歡：這個崗位就像一條溝通的橋樑，將甲方需求傳達給公司內部的同事，但對產出結果影響不大，「主觀能動性很小」。每天定時定點的上班生活也讓她難受，「在公司坐一天，不說話、敲敲鍵盤，感覺生活沒有奔頭」。
當攝影師則截然不同，溫羽可以自己完全把控拍攝的時間、質量。每次兩到三小時，她要連拍近1500張底片，再篩選出有效的三四百張。雖然體力辛苦，她也覺得比上班舒服，「能收穫很高的情緒價值和社會認同感」。客人們會感謝她記錄了人生大事，還有回頭客每逢重要時刻就找她拍，最多的找過六次。見證被拍攝者的幸福，她也很開心。
在這家廣告公司結束三個月的試用期後，溫羽提出離職，重新拿起相機。「之前一直沒有嘗試過上班，總想着還有一條路會更好。但現在已經明確了這不是條更好的路，就堅定了要做自由職業的決心。」她說。
無論被動或主動，青年群體走向靈活就業，尚有選擇、探索、試錯的空間。家庭支撐往往成為退路：李芸如今住在老家，儘管與父母也有許多摩擦，每月還是會收到1000元生活費；羅伊家就在上海，加上過去實習、項目等攢下的積蓄，暫時不用操心生活問題。
而對於直面生活重壓的中年人，靈活就業更像一種不得已的生存策略。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課題組2025年發佈的一份研究顯示，對於以中年勞動者為主力的網約車司機，這份工作成為許多失業轉崗群體的就業「安全網」。
其獲得的超5000份問卷樣本中，77%的網約車司機是因失業轉入該行業。此前，他們有近七成來自製造業、建築業、餐飲業等傳統藍領工種，部分是自主創業失敗者或個體工商戶。從背負的經濟責任看，超過一半的司機是家庭惟一或主要的收入來源，約八成家庭處於財務壓力偏重狀態。
《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也總結，兩類人群構成靈活用工人員的主力：一類是30歲以下的未婚年輕人，他們生計壓力相對較小，多因為積累工作經驗、尋求發展跳板等原因從事靈活用工，也不乏缺乏職業規劃或偏好彈性工作模式者；另一類是30歲以上的中年男性、已婚勞動者，需要承擔養家餬口的責任，不得不從事靈活用工以獲取更高的到手收入。
總體而言，靈活就業正顯示青年化、高學歷化趨勢。據前述《2024中國新型靈活就業報告》，生活服務類和網約車類崗位等技能型工種半數及以上的求職者年齡在30歲以上。而知識服務類、媒體類、直播類以及網絡電商類技能型工種70%以上的求職者年齡沒有超過30歲。這些求職者在學歷水平上也偏高，有56.2%為本科及以上，超過傳統就業職位求職者（49%）。
單打獨鬥與朝不保夕
儘管靈活就業提供了某種程度的自主性，但獨立面對市場的過程，往往伴隨着收入不穩、保障缺失與心理迷茫。對許多人來說，這是一條踽踽獨行的路。
智聯招聘發佈的《2024僱傭關係趨勢報告》提到，由於項目周期性、僱主不固定等因素，靈活就業在穩定性上有着客觀短板。靈活就業者從業中遇到的首要問題是「收入不穩定」（佔比54.1%），其次是「兜底性保障較少」（佔比41.7%）。
「你要完全依據自己的判斷去做選擇，也不知道這種選擇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有一種巨大的不確定感和迷茫。」楊鵬說。他是一名靈活就業的對外漢語老師，每周教10個小時左右，一個月大約收入3500元，課時多的時候也能到四五千。
他原本依靠一家教學機構介紹生源，最近在考慮要自己招生，不過至今還沒正式啟動。在他看來，這需要把自己「像產品一樣賣出去」，而自己性格內向、不擅長營銷，連簡歷都不知道怎麼改，「還有一些心理障礙要克服」。
羅伊也形容，傳統的職場工作可以背靠公司、平台，但靈活就業就像是單打獨鬥，「你能否接受為自己全權負責，動用所有的資源讓自己過得更好？」
在接受採訪的靈活就業者中，溫羽是少有的底氣十足的那個。她主要拍攝結婚新人領證和學生畢業寫真，收入情況分淡旺季。譬如畢業寫真的需求集中在5—7月，這三個月里，溫羽每個月拍四五十單，每單定價500—1000元，一個月可以賺3萬多元。
因為大致了解有哪些渠道可以持續獲得收入，也見識了很多攝影師的「人生樣本」，溫羽現在不太擔心工作的穩定性。她見過有人同時是攝影師、瑜伽普拉提教練、線上首飾設計主理人，「多種身份，多種收入渠道」。
家人曾勸說，不讀書也可以攝影，還是找個穩定的工作上班。溫羽直接反駁道：「我攝影賺的錢比上班還多，為什麼不可以？」她自己現在還在嘗試開培訓課，把積累的攝影知識和經驗「賣」給別人。
但她也坦言：「自由職業本身是非常難的一個事情。」以獨立攝影為例，最困難的是找對方向並且堅持，尤其是找到能持續營收的賽道。「很多攝影師只是拍自己想拍的，沒有思考作為一個職業要怎樣長期發展。」
流行趨勢往往一年半載就換，真正的風口期很短暫。她舉例，新人領證品類從2021年、2022年興起，一年左右就成為普遍剛需，攝影師供給迅速飽和。她自認進場已經略晚，現在還想入行就更難，「除非真的天賦異稟、拍得很好，否則就是低價卷。」
行業也具有不確定性。「都說今年（2025年）攝影市場難做，因為大家的預算普遍都減少了，甚至能不找就不找。」溫羽表示，由於接不到單，很多同行都降低價格接單。
靈活就業者要靠自身抵禦風險，必須不斷增強不可替代性。溫羽舉例，對攝影師而言，能否調動被拍攝者的情緒、捕捉情感，是區分「低價」與「高價」的技術壁壘。另外，還要學習運營、積累客群：在小紅書發作品是「展示肌肉」，相當於廣告牌。在微信朋友圈多展示自己的日常生活，則可以增加客戶的信任感。現在新的潮流趨勢是要做自媒體，得露臉說出自己的觀點，才會有更多人看見，否則就會被淘汰。
攝影也是體力活。溫羽有腰椎間盤突出，以前拍得久了就腰痛，嚴重時要拄着行李箱當拐杖走。決心以攝影為業後，她養成了健身的習慣。
溫羽總結，想要做好自由職業，需要同時有自驅力、洞察力、學習能力，尤其是自驅力。另外自由職業也不等於自由，反而等於工作充滿了所有的生活。
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課題組近日的一項研究也提到，許多基於數字平台出現的新職業，普遍不依賴國家級職業資格、學歷證明或機構認證，更加強調經驗、技能、興趣、人格魅力等非正式人力資本。「會技術，更要會自我銷售與項目運營，這是數字勞動新生態下青年的新課題。」
如果沒有獨行的決心和對市場的判斷，失敗在所難免。由於「缺乏行動力」，張茗的靈活就業就差點擱淺。「上班的時候，覺得有些愛好或想法沒實現，是我太忙了，才沒有時間做。但現在每天有大把時間，正事也沒做成，就很有挫敗感。」
2025年年中辭職後，張茗每天睡到12點才起床，沒特殊事情就不出門。她本以為自己會享受這種狀態，誰知不久就開始覺得太宅太悶，甚至抑鬱，「連肌肉都萎縮了」。
寄希望於回到職場能重建生活規律，12月末，她進入一家海外社交軟件公司的運營崗位，但這次「重回正軌」的嘗試僅在三天內就失敗了：新工作的節奏是「10—10—5」，時隔五個月再次體驗通勤的第一天，張茗覺得自己「老了十歲」。入職第二天，同事在晚上7點半安排了一場面試，候選人如約而至。當晚10點半，工作群里仍消息不斷，各種文檔來回。之前曾告訴張茗「公司不加班」的部門負責人，自己每天也呆到10點多。
入職第三天，她提了離職，決定全力投入原先啟動困難的小語種博主和教培計劃，動手寫腳本、拍視頻，粉絲量在一個月里破了千，「我這次充滿了動力，因為我的背後是萬丈深淵」。
羅伊也嘗過一次教訓。在與大廠解約了三方協議後，她曾動念自己開一家咖啡館，但這個計劃中途折戟。她原本用兩天時間做了一份框架完備的企劃，從產品理念、設計到品牌營銷，還規劃了粗略的時間線。
她一度確信自己可以做成，也做了嘗試：2025年4月，羅伊先去了雲南一家咖啡莊園做義工，回到上海後，又到一家大型連鎖咖啡品牌打工「取經」。但進展到6月，就放棄了最初的想法。
如今回想，她坦言還是想得不夠細，「背後和錢掛鈎的東西都沒有考慮到」。她後來意識到，在上海知名的網紅街區，咖啡店開得密集，但汰換也特別快。即便是她兼職打工的大型連鎖品牌，也不是每家店都賺錢。「像這樣的店都沒有活得那麼好，為什麼我開一家店就能很容易地成功？」羅伊逐漸把在咖啡店兼職當作常態，不再夢想自己開店。
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張成剛將當前的靈活就業群體大致劃分為三層：頂端是能夠自行與市場對接的自由職業者，無論是通過線上還是線下人脈；中間是依靠平台作為組織方，以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底部則是傳統零工群體。這些不同層次之間也可能互相流動，「什麼地方能掙着錢，就去什麼地方」。
英國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曾發表著作《朝不保夕的人》（The Precariat）。他表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着全球勞動力市場愈發彈性，企業更傾向將風險與不安全性轉移給勞動者，碎片化、非標準僱傭的勞動者群體日益壯大。不穩定的工作狀態、生活狀態以及伴隨而生的普遍焦慮，是他們的關鍵特徵。
平台經濟下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正是典型案例，雖然看似自主，但其工作強度與收入水平受到算法機制影響，由於「去勞動關係化」也容易缺乏勞動保障。
多份數據報告表明，儘管新就業形態入行門檻低、時間自由，但勞動者獲得的收入差異較大，在工作穩定性上也面臨挑戰。譬如《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2024）》顯示，直播行業頭部與尾部差距懸殊：0.25%的頭部主播通過平台算法流量傾斜和品牌議價權，攫取行業90%以上的收益，而93%的主播月收入不足3000元，31%甚至低於1000元。與之對應的是，網絡主播職業的勞動價值呈現體力化趨勢，精英主播的日均工作時長達到超長的12—18小時。
前述網約車司機就業報告亦指出，當前網約車市場運力趨於飽和、訂單增長放緩，行業整體供需失衡導致的價格競爭和收入下降，構成司機滿意度的核心挑戰，表明就業「蓄水池」亦有上限。
其援引人社部數據稱，2024年全國持證司機達748.3萬人，較2020年增長159%，月均訂單量增長約38.3%。同時，多家平台相互競爭壓價，訂單價格下降。為達預期收入，司機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據該報告調研，司機日均在線時長平均值為6.41小時，分佈峰值則出現在10小時附近。
用人方的選擇
除了勞動者的選擇，近年來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較大，也催生了靈活用工的需求。
張成剛解釋，傳統的勞動用工模型是假設由企業應對市場上的風險，而勞動者被放在企業當中。「企業就像一個溫室大棚，如果外面風雨變化不大，可以承受，裏面的蔬菜就不會受到影響。」
「能否承擔」的關鍵取決於企業利潤率。在利潤足夠的情況下，哪怕工人閒着，企業也願意養。張成剛舉例，上世紀90年代，廣州很多製衣工廠按年薪制給工人發工資，就算沒訂單也沒關係，因為企業有信心能支付。
當利潤率縮減，溫室大棚難以庇護，勞動者也會受到波及。企業開始把僱傭時間儘可能切細，「恨不得雇小時工」。例如一家店下午兩個小時比較忙或只有開閉店時要人打掃衛生，就在這些時候另外僱人。
「現在的理念是向市場發放任務，而不是崗位。」張成剛說。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教授馮喜良也觀察到，用工的碎片化、精細化正成為普遍趨勢。他曾調研一家國內頭部的餐飲連鎖企業。2021年疫情期間，這家公司在全國約有14萬員工，全部採用標準僱傭模式，簽全職勞動合同。但到2024年，已有30%改用零工方式僱傭，主要就是服務高峰期需求。
據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楊偉國等人撰寫發佈的《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來自企業及員工的分別超千份有效問卷顯示，企業使用靈活用工的主要動機為應對業務波動（27.92%）和降低成本（49.66%）。
李佐軍等人文章也提到，企業優勝劣汰增加了靈活就業人員需求。其援引全國工商聯數據稱，中國民營企業平均壽命由20世紀90年代的約3.2年下降到目前的2.5年左右。「企業生命周期縮短意味着用工周期縮短，增加了靈活用工需求。」
其問卷調查顯示，近3年發生1次及以上倒閉重組或主營業務變更的企業，靈活用工意願更強。88.7%的用工單位為「降低用工成本」加大了招用靈活就業人員力度。部分企業表示，若拿出10%的崗位招用靈活就業人員，可節省20%—30%的人工成本。
張成剛補充道，現有勞動法律體系中，標準僱傭方式對調崗、裁員有一系列嚴格要求和成本。為應對不確定性，企業希望便於調整勞動力隊伍，就傾向採用靈活用工，如勞務派遣、外包等方式。
許多互聯網大廠通過靈活用工藉機「騰籠換鳥」：用年輕、低價的外包崗，甚至實習生補充隊伍。從2022年開始，吳瑜所在的大廠就釋放出「隊伍平均年齡偏大，需要年輕化」的信號。次年冬季，45歲的她成為部門中第一個收到裁員通知的人。在這之前，她拿過幾次優秀員工稱號，半年前還因工作表現優秀獲得了公司的期權，「從未想到（裁員）會輪到我」。
與裁員相伴，大廠對「外包」的依賴明顯增加。多位應屆畢業生曾向財新表示，自己在招聘平台上投遞簡歷，甚至過關斬將才被錄用的大廠崗位，實則都是外包。
前程無憂資深職場顧問王劍也曾告訴財新，對相關企業的定向調查顯示，在一些大廠中，外包員工比例已接近或超過正式員工，部分業務線（如內容安全、在線客服）的外包比例甚至高達70%。這意味着外包不再只是「短期補充」，而是成為企業長期用工體系的一部分。
《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顯示，2021年，中國逾六成（61.14%）的企業已使用靈活用工，同比增長5.46個百分點，比2019年增加超過16個百分點。這些企業中，靈活用工員工佔總用工人數的平均比例超過25%，更有超四成企業這一比例達到30%及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總樣本中，表示「穩定或擴大靈活用工使用規模」的企業佔比達到51.8%，較2020年的29.32%大幅增長；僅9.34%的企業表示會「縮減使用規模」。在已採用靈活用工的企業中，表示「穩定或擴大規模」的佔比更超過八成。
報告分析，這些數據都表明，企業使用靈活用工的傾向正在增強，未來靈活用工的市場將進一步擴大。
目前中國就業市場的用工形態主要分為三類：一是標準全日制勞動關係，企業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屬於勞動法領域；二是非標準勞動關係，包括非全日制用工、勞務派遣等，此類用工仍屬勞動關係，但工時、社保義務有特殊規定；三是非勞動關係，如勞務合同、承攬合同、業務外包等，基於平台產生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大部分屬於此類。
按照最廣義的口徑，除標準全日制勞動關係之外，其餘的非標準勞動關係以及非勞動關係，都屬於靈活用工範疇。馮喜良估算，目前近2.4億靈活就業人員中，除部分不具有勞動關係的「靈活就業者」外，大約1.5億可認為是「被靈活僱傭」的非標準勞動關係，雖然有僱主，但用工方式靈活，往往也缺乏應有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的保護。
從不同行業情況看，《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顯示，建築業的靈活用工人員占行業總用工數的比例最高，達到76.6%。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的靈活用工人員佔比超過46%，隨後是餐飲酒店批發零售業（22.15%）和製造業（14.73%）。由於從業人數規模大、靈活用工人員佔比高，全國約45%的靈活用工人員集中在建築業。
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張丹丹團隊研究估算，中國製造業用工中派遣工的總規模約為4000萬人，占製造業從業人員的31.12%。「傳統的長期、穩定僱傭模式逐漸被短期工和『零工』取代，『零工』正成為製造業用工主體。」他們基於2022—2024年間在長珠三角製造業集聚地的實地調研還發現，平均而言，派遣工占企業用工規模的三分之一，用工旺季高達三分之二。其中用工規模在萬人以上的製造業大廠，派遣工比例更可高達80%。
技能勞動者也呈現出用工靈活化、精細化趨勢。馮喜良提到，科技人員兼職、醫生「飛刀」手術、退休人員返聘等，都屬於這種類型。
《中國靈活用工發展報告（2022）》也顯示，近45%的企業主要在低技能、基礎性崗位上使用靈活用工。除此之外，也有約20%的企業將半技術、半熟練崗位作為靈活用工的主要崗位，包括銷售、地推、催收、客服、內容審核、數據標註等。更有約29%的企業主要在技術性、專業性崗位上使用靈活用工，如IT人員、其他專業技術人員、行政、人力、財務、法務等。
馮喜良表示，新技術的產生把勞動過程、勞動任務分解成不同的小段，便於標準化管理、提高生產效率，帶來勞動分工的精細化，也給靈活僱傭創造了條件。隨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白領工作也將面臨這樣的「被分解」過程。
為匹配企業靈活用工的需求，人力資源服務迅速發展。據人社部數據，截至2024年末，全國共有人力資源服務機構7.41萬家，約為十年前的3倍。從業人員109.30萬人，全年服務用人單位5677萬家次，為3.46億人次勞動者提供服務，均接近2017年的2倍。
一些「零工平台」正在出現。馮喜良形容，這類服務平台就像人力資源界的「拼多多」，只不過拼的是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直接在平台上見面，「企業需要10個零工，3個小時馬上就可以對接10個」。他曾調研過一家上海的零工平台，前幾年約登記有20萬用戶，而2025年3月，這個數字已經達到2000萬人。
誰來兜底
儘管靈活就業的隊伍愈發壯大，勞動權益保障不足的困境仍存。馮喜良總結，首要面臨的問題是社會保障缺失，其次是缺乏相對穩定的勞動標準，工資待遇、福利、休息休假等保護不足，再者是缺少持續的職業技能培訓，這對未來的職業發展造成影響。
社保問題在這之中最為突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2024年11月發佈的關於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實施情況報告指出，目前五項險種繳費額占職工工資的35%左右。有受訪專家直言，對於靈活就業者，這將近四成的社保成本都需自己承擔。「在現在的勞動力市場，大家現有收入已經捉襟見肘，要拿出去40%應對未來的風險，意願可想而知。」
張丹丹課題組2024年底對美團3萬餘名騎手的調研顯示，由於收入波動大、流動性強，騎手的社保支付意願普遍較低。騎手的自報月收入差距顯著，高則可達1萬元以上，低則僅2000多元。若強制個人繳納社保，23.5%的騎手明確表示「不願參保」，38.9%的騎手僅願意繳納月收入的5%以下，能接受現行繳費比例的騎手不到一成。
受訪勞動者中，因身體狀況常要就醫，羅伊按照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在上海繳納了職工社保。張茗離職前就早有準備地註冊了個體工商戶，也可以在北京繼續參保。由於擔心影響應屆生身份，李芸沒有交社保。溫羽則通過一位朋友的公司掛靠代繳了職工社保。不過她說，自己不太焦慮以後養老的事，「我覺得年輕的時候夠努力，賺了夠多的錢，為什麼擔心老了沒有？」
不論何種想法，現實情況是，超過2億的靈活就業人員，仍是當前社保制度擴面面臨的挑戰。據人社部數據，截至2024年底，靈活就業人員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分別為7057萬人、6615.9萬人。
即便考慮居民社保，仍有相當數量的靈活就業者未被覆蓋。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書長房連泉在2024年調研時發現，城鎮就業人口社保覆蓋率為92%，有8%處於「應保未保」狀態。斷保人群集中於靈活就業群體，以農村戶口為主，其中48.7%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45.4%從事其他形式靈活就業工作。
一個深層問題是，以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為代表的靈活就業人員，沒有明確僱主、難以認定勞動關係，究竟該由誰來承擔社會保障責任？
目前在工傷保險方面，人社部自2022年啟動了職業傷害保障試點。吳秀章2025年12月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時提到，將用三年左右時間，推進職業傷害保障廣覆蓋。截至2025年10月底，試點企業共11家，試點省份達17個，累計2325萬人參保。
對於養老、醫療保險，吳秀章表示，將研究完善促進靈活就業人員參加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相關辦法，完善繳費方式，探索由平台企業承擔部分社會保險繳費責任的可行性，增強政策靈活性和包容性。
有觀點提出，當靈活就業越來越常態化，可以探索養老、醫療保險與勞動關係脫鈎，由政府承擔更多責任。不過，學界內部對此尚有不同看法。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原所長，現任中國社會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勞動關係研究會名譽會長常凱主張，要克服和糾正平台用工的「去勞動關係化」傾向，平台用工必須在勞動用工中推行勞動合同制度。
常凱擔憂，工人原子化、勞資不對等問題正成為平台用工的普遍現象。他介紹，當前平台勞動者人數佔整體勞動人數的17%，但其勞動爭議的數量佔到整體的32%。而在2024年，全國共辦理勞動人事爭議案件425.7萬件，較十年前已翻了近3倍。「勞資衝突勞動矛盾頻發，影響的不光是勞工權益，也直接影響企業的穩定發展。」他說。
據國務院《關於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國將抓緊出台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辦法。但常凱直言：「我覺得中國現在平台勞動法律不是創新的問題，而是要回歸基本法制。」他認為，核心問題首先就是確定平台用工為僱傭勞動者、適用勞動法。
也有相當數量的學者持不同意見。張成剛認為，現行勞動法對應的是工業時代的經濟社會現實，而在數字經濟尤其人工智能時代，這些底層邏輯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偏離。「不是說大家守不守法的問題，而是過去的經驗和做法難以套用到今天的現實。」
他進一步解釋，從歷史經驗看，標準就業形態並非人類社會的常態。它出現於19世紀中後期機器大工業時代，當時生產資料比較昂貴，企業主認為使用技能熟練的固定工人，不易損壞機器。這種模式隨後被制度化，才有了所謂的標準僱傭。
「標準僱傭至今也就是200多年，而且還在不斷瓦解的過程當中。」張成剛舉例，上世紀80年代就有了居家辦公的「SOHO一族」（Small Office,Home Office），如今又有新就業形態，這都表明標準僱傭的整個就業範式在變化。
他認為，制度想要適應新的經濟社會現實，關鍵在於理清當前勞動者創造價值的模式，並據此重新確定勞動者、企業等各方利益劃分的邊界。例如，「歸到勞動者、企業、社保池子裏的各自應該有多少？是把價值的40%劃分到未來可能存在的風險上去，還是把收益留給勞動者？」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勞動關係系主任、副教授張皓也曾向財新表示，傳統勞動法律框架中，對勞動者的安全性保障比較關注僱傭安全保護，其他很多安全性保障，比如收入安全、社保權利、人力資本的投入等，往往作為僱主義務附隨在僱傭安全，也就是勞動關係的建立之上。
但他提出，數字平台的出現推動了去組織化和去僱傭關係化就業的大規模實現，需要承認「靈活就業」存在的現實性。「在靈活就業成為越發重要的吸納就業機制的時代，可能需要政府承擔更多直接的責任，勞動者個體也應當更具主動性意識，來確保這些安全性的實現。」張皓說。
「我們阻擋不了用工的靈活化、精細化，只能考慮怎麼不斷解決它所引發的新問題。」馮喜良提出，例如要對不同群體分類、分層次地監測。「當勞動過程被分割成一段時間、一個任務，研究與衡量的顆粒度也應該隨之變得更加精細化。」
他還表示，到現在為止，人們更多關注了數碼技術的技術屬性，即如何提高生產效率，而對其社會屬性沒有太多關注，即如何對待生產效率提高後的成果分配以及勞動者的相關保障。「技術發展紅利勞動者也應得到，這是一個基本的出發點。」
具體怎麼做？馮喜良說，一是對於標準僱傭，技術發展帶來效率提高，可以考慮縮短工作時間，相對提高單位時間勞動的收入；二是對於靈活僱傭，應加強各類保障措施、權責對等，讓他們在僱傭不穩定的情況下也能保障基本生活的穩定。
適應靈活
對於青年群體，當供需兩側的結構性矛盾未改變，就業市場還將度過相當長的一段艱難時期。前述李佐軍等人文章判斷，隨着90、00後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靈活就業人員規模還將持續擴大。
有擔憂聲音認為，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從事靈活就業的「非主流」工作，是對人力資本的浪費。張成剛對此表示，首先要明確，如今靈活就業並非都是低質量的就業形態。另外，「我們當然希望所有的青年人都能有穩定的職業發展生涯、有上升通道，但問題是現在的市場能提供的就是這樣的崗位，你只能接受和適應它。」
他認為，要區分微觀和宏觀兩個視角看待。在宏觀層面，的確有很多問題需要反思。例如，一方面青年就業形勢嚴峻，另一方面製造業企業招工困難，這表明中間還有很多結構性難題沒有打通。「為什麼大家寧可去做餵貓遛狗的伴寵師，也不願意去當技術工人？這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擔憂和改進的。」
從微觀層面，張成剛強調，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與市場結合，都是在其所處環境中尋找最優決策。「假如有幾億人的群體從事靈活就業，這肯定是一個理性選擇。」
南京師範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諮詢中心專職教師王佳瑩長期關注青年問題，也是「一席」《大學生，困在大學裏》的講者。她表示，不應一味指責青年自身。
「找不到工作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由多重因素導致。」王佳瑩說，最首要的是先去除待業青年的羞恥感，讓他們相信自己有可取之處。其次，就算找不到工作，也要把自己的生活過好，找到更多支點。另外，要讓青年看到更多樣生活的可能性。
許多受訪的青年勞動者雖然沒有緊迫的生存壓力，但迷茫與焦慮是他們口中的高頻詞。「不是找不到工作的焦慮，而是對自己內心飄忽不定的焦慮。」羅伊解釋，「你還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想做什麼，未來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離開了傳統職場的評價指標，他們需要新的坐標系來定位自己——很多人提到「脫下孔乙己的長衫」。楊鵬本科畢業於華北一所985高校，後來又去香港讀了研究生。「坦白說，我的那個長衫很難脫去。明知把它當回事又做不了什麼，但是潛意識裏面放不下，成為一種限制。」
2024年以藝術設計類專業研究生畢業後，陳宛經歷了三段「非常失敗」的離職。她的教訓是，自己可能不太適合職場工作，也不太會處理人際關係。作為過渡，她現在在一家書店做店員，上一休一，其餘時間也去咖啡店兼職。但陳宛不知道自己會做到什麼時候，「每天還是一種很不安的狀態」。她認為，自己一直沒有找一份專業內的正經工作，有點偏離正常的軌道。在大廠做設計的研究生朋友問她最近在做什麼，陳宛說自己在家躺平，也沒說在書店打工。「我之前那麼多份大廠實習，她肯定會覺得我特別沒有規劃。我就怕她問我怎麼想的，因為我也回答不上來。」她仍然想做設計類的工作，不過覺得獨立接單收入會不穩定，還是打算找機會進公司。
想要重回職場並非沒有可能，只是在當前就業市場中，這段「脫軌」的經歷可能被視為一種不穩定因素。陳宛投遞過一些國企崗位，「他們都比較介意我前兩段的經歷為什麼這麼短」。張茗重新求職時，也在多次面試中被問及，離職後的幾個月時間都去做了什麼。
摸爬滾打了大半年，李芸則覺得自己成長了很多。她如今認為，無論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每份工作都有自己的優缺點。「如果就要從裏面選一份去討生活，不如選擇一份相對沒那麼討厭，但能把自己的能力展示出來的工作。」
這些觀念的轉變得益於過去的每次行動。李芸表示，很多事情要實踐後才真的懂得，就像當初天真地以為體力勞動很簡單，幹完以後還能有時間和精力充實一下自己，而現實像一盆冷水：體力勞動也有入行門檻，保障機制也不健全，「當一個人要干三個人的工作，我確實是沒辦法勝任」。
前陣子在兒童職業體驗中心的兼職，又是一次啟發。李芸印象深刻的是第三次去的時候，一個四五歲的孩子告訴她自己想做牙醫，因為這可以幫別人把嘴巴裏面壞的東西都修好，「能幫到別人，我就很開心了」。這句話讓她觸動良久，「大家現在可能都說工作為了錢，真的沒有想到他能這樣說」。
這份兼職雖然也辛苦，但每次回家，李芸常常回想這一天見證的童真有趣，以及時有的笨拙。她忽然意識到，也許與孩子打交道的教師崗位，仍是相對適合自己的一份工作。「我知道教師辛苦，但我只是幹了半年的實習教師而已。是不是我真正投入去做了，才能從中有所體會？」她打算再給自己一次機會，準備考教師編。如果考不進，就計劃去支教一段時間。
靈活就業帶來不穩定的風險，但也蘊藏着能動性。張茗說，她認識的很多人畢業後在家花三五年考公、考研，好像這樣才能得到社會認可。但在她看來，他們現在到了一個很尷尬的境地。「他們沒有任何工作經驗，可能是在一個清閒的小地方混着，但越混越沒有鬥志，甚至慢慢失去了對考上的渴望。」
張茗直言，很多人可能只有考試這一件能力，也不敢想離開了這種生活還能做什麼。與其如此安逸地「溫水煮青蛙」，她寧願自己迎接風險。
無論面對世界還是自身的變化，先行動起來、流動起來，這是今天靈活就業者重要的工作哲學。儘管仍有時感到內耗，畢業後至今，羅伊一直沒有讓自己閒下來。除了咖啡店兼職，她不久前又開始嘗試創業跨境電商。她也表示，不確定自己之後會不會再做回全職工作。她的主張是，與其想像靈活就業的樣子，不如直接去做。「想像會讓人產生恐懼。如果你不確定自己要不要做，你就應該嘗試。」
「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羅伊認為這句流行語是一個現實性的語句。「我覺得世界的容錯率是很大的。」她說，「沒有人能給你的世界砌牆，除了自己。當你的世界沒有牆的時候，它不就是曠野嗎？」
文中李芸、羅伊、溫羽、楊鵬、張茗、吳瑜、陳宛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