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1年10月被招工離開農村的。離開生產隊的頭天晚上，幾個同學來給我送行。我把最後那點紅苕和那點米煮了一鍋，好歹讓大家吃了一頓飽飯。大家邊吃邊教訓我，並為我「約法三章」：一、所有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東西全部付之一炬，不得帶回廠里去；二、到廠里後少交往些；三、做個好工人，少去拋頭露面。
那是山鄉漆黑的夜，煤油燈一閃一閃，映在一張張黑黑的面孔上，叫人終生難忘。
我與初一的一個女生本來有些姻緣，雖隔着一溝一山，卻能感覺到相互的白日心跳、夜來夢境。那年過年，她回城一趟，梳起兩個「掃把疙瘩」，從此我就不再理她——只因那些年頭梳「掃把疙瘩」就被認為是「操」（川語，講究打扮之意），這使我不能容忍。
招工單位通知我們在區上集中，那天正趕場，她也來了。好幾次撞上，她都欲言又止。終於我們在一條小巷裏單獨相遇。她說：「當了工人，別把我們忘了喲！」那含情脈脈的樣兒使我的心一震。但我看見她頭上那像七品芝麻官烏紗帽一樣晃動着的「掃把疙瘩」，心又硬了起來，竟不答理，轉身走開。極左思潮在我思想中根深蒂固，使我又一次失去自救的機會。
是的，如果我那時就墜入情網，我會上演後來的人生悲劇嗎？
望江機器廠是重慶一家上萬人的軍工企業，文化大革命中是「重災區」，武鬥之烈全國出名，該廠「反到底」派檢查過往船隻的武鬥哨卡，曾打沉軍分區的交通艇，從廠里開出的「艦隊」曾溯長江而上，打了一場全國有名的「八八海戰」。我當年也作為「反到底」派的中學生紅衛兵參加過武鬥，與望江廠的幾個頭頭認識。
我進廠時，廠里還在進行「批清」（四川搞的一場名為「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會」的運動，實際上是整四川的「八二六」「反到底」這一派），同學們為我「約法三章」，是為我好。
但是，我並沒有認真清理頭腦中的極左思潮，也沒有丟棄我的書生意氣（或所謂的詩人氣質）和對社會的迂闊見解，還繼續那赤紅色的革命夢幻。這就不能不使我再入歧途。
我們是在左傾思潮極度泛濫的年代長大的。我們曾那樣羨慕革命戰爭年代，那樣幻想成為英雄，從思維到服飾，從語言到行為，無不打上左的印記。正因為這樣，我是那樣積極投入文化大革命，成為「鋼杆」，在武鬥的槍林彈雨中是那樣亡命，好幾次都差點飲彈成鬼。也是因為這樣，一喊下鄉，我又毫不猶豫地報名，走了第一批，在農村不到三年，從勞動到外表，我幾乎都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民。在生產隊，每年年終結算，我做的工分都是最高的。對我們這一代來說，誰先跨過左的鴻溝，誰就先獲得解放。而我是在比別人多吃了更多的虧，栽了更多的跟頭之後才覺悟的。
我帶着惶恐和希望走進瞭望江廠。集中學習時，「批清」運動還在掀新的高潮。我們每人都必須寫一篇文化大革命中所作所為的材料。別人都寫自己是逍遙派，什麼也沒幹。我考慮來考慮去，還是如實寫了。我覺得我不能對黨說謊話。材料交上去了，我更加惶惶不安。誰知分配工作時，竟然沒有受到影響（那些材料其實沒有任何人認真看過）。我被分配到一個好車間，干裝配工。那時，林彪雖然死了，戰備依然緊張，生產任務很忙。我沒用多久便獨立操作，甚至比一些老師傅還幹得快幹得多，很快就在車間冒了尖。
那時我在車間混得不錯。技術考試從來都是前一二名，「壘砣砣」（幹活出成品）也行。別人一天做兩三件，我可以做四五件。
由於有點文字功夫，多少又讀了幾本馬列，寫批判稿廣播稿什麼的也順暢。有一次，車間指導員還把我叫到他家裏去，請我吃飯，半明半暗地用入黨、提干、介紹女朋友之類的許諾拉攏我，要我為他效力。如果我不把學生的那一套迂闊帶到工廠里，如果我不把這些一概視為鑽營碌位、當官上爬的罪惡，我只要默許，我現在至少也是「縣團級」了，而且也不會有以後的遭遇。由於我沒有答應，指導員心中從此對我便有了一個斗碗大的疙瘩。
由於是「重災區」，望江廠兩派之間的爭鬥很厲害，而我恰恰是廠里佔多數卻又掌不了權的「反到底」派。廠里的「批清」運動還沒有結束，中央又叫糾正「批清」的錯誤，被「批」被「清」者要求整人者平反落實政策，工廠被鬧得一塌糊塗，中央又把兩派頭頭叫到北京開「團結聯合」的會。後來又是批林反右、批儒評法，接着又是整頓，再後來又是批鄧反右，一個接一個的運動，旗幟不同，口號不同，兩派的命運也就不同。今日你得勢，明天我佔上風，「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由於我思想中的極左思潮沒有清理，我身上的派性也就難以消除。開始，我還記着同學們為我訂的「約法三章」，儘量小心，上班就上班，下班就看書，周末就回城裏的家，不去踩渾水。但是，「約法三章」僅僅是權宜之計，隨着時間的推移，我一步步介入到兩派的爭鬥中去了。
糾正「批清」錯誤的時候，車間開大會，指定我發言。我的稿子當然不可能符合指導員那「空對空」的要求。審稿時，他把我聯繫工廠和車間實際的大段話全部砍掉，把工廠當權者定的「我廠『批清』運動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基調加了上去。我不答應，他就不讓我發言。我就把情況捅給車間幾個被「批清」過的人。
他們跑到辦公室連吵帶鬧，指導員只好讓我原稿發言。這就使我跨上了一條危險的道路。
車間有一個比我進廠早幾天的學工，是團支部書記。由於我的派性觀點逐漸鮮明，其他方面也還可以，被「批清」的人便拿我當炮彈，去轟打那團支部書記。那團支部書記的派性觀點比我還鮮明——只是他是另一派的。他學工轉正時，有人藉口他的一點小毛病，硬要讓他延期轉正。
在指導員的保護下，他雖然沒有被延期，卻在車間「髒了班子」（川語：丟了面子），於是就記恨於我，好像是我要出他的洋相。他不像我這樣迂闊，不久就到廠團委當幹事去了，後來又當了官。
那一年，我正好戀愛失敗。其實，那一次戀愛只是我的單相思，女方可能根本就沒有那樣的意思。如果我正確總結一下經驗教訓，認真解剖一下自己，就會發現我思想中和我性格中那引我栽跟頭的錯誤和弱點，那麼我也可能避免滑入泥坑。可是，我只把女方那高大英俊的男友和自己的外貌作了一個對比，把失敗歸結為自己的形象寒酸。
廠里有個「反到底」的頭頭叫張亮，他在南岸區革委當副主任。搞武鬥的時候，他是黃山「紅二連」的指導員，我是他手下，我們私人關係不錯。才進廠的時候我還遵守「約法三章」，還有意避開他。後來，我就經常到他家去了。那時我住在偏僻的單工宿舍，車間幾乎處在停產狀態中，過得很悶，又沒個走處，到他家吹吹龍門陣，有時也交換一下讀馬列的心得，竟是一件樂事。那幾年，我讀了好幾本馬列。現在想來，諸如《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之類的書，我或者從來沒有讀懂過，或者就是這些書本來就有問題，加重了我的偏見。當一個人抱着某種偏見時，不管他讀什麼書，都可能為他的偏見增加論據，所以說，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
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前後，工廠經常停電，車間幾乎完全停產，我到張亮家去得更勤了。有時，他家還來得有其他人，經他介紹也就認識了。我們談形勢，說看法，觀點相同話投機。當然也有爭論的時候，越爭論越有味，去得也就更加頻繁。隨着形勢的發展，廠里的派頭頭也常到張亮家裏來，我也與他們認識了。記得那是1976年1月底的一天，他們在張亮家聚會，我去串門正好碰上。他們決定在工廠「點火」，擬好了大字報的底稿。張亮要我看看，我覺得那文字的確有些問題，就忍不住作了一些修改。這張大字報以「從眾」（他們5人，不包括我）為名貼了出去，在工廠掀起了軒然大波。關於這張大字報，我後來就一直沒有能夠「說清楚」。
由於有了直接接觸，我對這些當頭頭的人有了一種說不出的反感。或者這也是我迂闊吧？我始終反感鑽營碌位的人，似乎現在都還有一點這樣的反感。其實，官總是要有人當的，你不當，想潔身自好，總不能反對別人也當啊！你想當文學家，總不能反對別人想當政治家、企業家啊！地位、追求不同，考慮的也就有所不同。只要不損傷大多數人的利益，也是無所謂的。當年我就缺乏這樣的寬容精神，認為他們是「宋江」（投降派）。有一次，我還和他們中間的一個人吵起來。他說我是左左派，是舉起一隻手打倒走資派，舉起另一隻手打倒造反派，是唯我獨革。
我血氣方剛，也把他批駁了一通。正因為有這樣的反感，我才沒有跟着他們跑，在泥坑中繼續陷下去。
後來我又做了幾件錯事，例如在廠團委召開的紀念毛主席檢閱紅衛兵十周年大會上，我發言把廠黨委書記批了一通。但是，我沒有參加過造反派組織的其他活動。在工廠完全停產的那一天，車間都沒有人了，我還在幹活，把「砣砣」「壘」完了才離開。
嚴重的是「四人幫」垮台後，我的思想轉不過彎來。同病相憐吧，我又常到張亮家去。我和他，還有他的一個「學工」（大學生），「英雄」所見略同，一起發泄不滿，一起發泄對「四人幫」的懷念。「講清楚」運動的時候，那些發泄便被人翻出來，成了我最大的罪過。
「四人幫」垮台，宣告極左路線破滅，但並不等於受極左思潮影響和毒害的人一下子就轉過彎來。從震驚到迷茫，從痛苦到反思，從解脫到反戈一擊，我經歷整整三年的時間！這三年是我人生路上最痛苦也最危險的時期。我終於闖過來了，沒有去跳長江（自殺），也沒有成為左傾路線的殉葬品，這是不幸中的萬幸。多年前，有人給我看手相，說我30歲前有一場大災大難，不死也要脫一層皮。真的算得很準啊，我真的脫了一層皮。豈止是脫一層皮，是思想觀念的大轉變！現在想來，心尖尖也禁不住一陣陣顫慄呢。
「說清楚」運動中，我在班組和車間的大會上不知作過多少次交代和檢查，不知認了多少回罪。我寫的交代材料，至少也有幾十萬字。但是，還是「說不清楚」。好在我在車間人緣還算不錯，幾個當車間主任的都認為我工作不錯，還需要我「壘砣砣」，需要我為車間完成生產任務，所以我還沒有挨過打（批鬥時按腦殼之類是必不可少的，不算挨打）。有一段時間，我不能離開工廠，不能進城回家，我的信件被指導員私自拆開，我除了寫材料和「壘砣砣」外，什麼也不能做。連廠里一些派頭頭都過了關，我還要「翻燒餅」。十一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廠團委還是決定給我「撤銷團內職務（我是團支部組織委員），勸其退團」的處分。據一個知情人說，廠團委在研究的時候，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見，某書記說：「就憑他這個名字，就曉得他有野心，想奪取政權，所以必須給他處分！」
「說不清楚」使我失去了讀大學的機會。1977年和1978年兩年高考，車間都不許我參加，後來我就超齡了。
自己挨整，親身體驗，我才真正認識到「鬥爭哲學」的殘酷和荒謬。從內心來說，我並不反黨，更不反社會主義。相反，對黨和社會主義我還有深厚的「階級感情」，因為我父母解放前受苦受難，他們的教育對我影響很深。而且，我畢竟讀過幾本馬列，畢竟信仰馬列。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在廠團委對我所作的「處理決定」上，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這使我不能不對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思。開始，我感到自己是上當受騙。這使我想起李白，懷着「為君談笑靜胡沙」的壯志，參加永王李璘的軍隊，結果卻因為李璘與李亨爭奪皇位而獲罪流放。何其冤也！
我責怪自己太「浪漫主義」。我從小愛好文學，進廠後寫了不少諸如「我是車刀，我是車刀」之類的詩，還在《重慶日報》上發表過散文和散文詩。
我下決心告別「詩歌姑娘」，在整整一年多的時間裏，除寫交代材料外，一個字也不寫。作為單身工人，我不打牌不下棋，又無心思看書。下了班，宿舍里呆不下去，便一個人在空蕩蕩的馬路上躑躅，腦海里一會兒亂鬨鬨的，一會兒又空寂得像黑洞。那時，我才理解了李白那「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的苦悶。
人只有在地獄裏熬過，才能真正理解人生，才能珍惜每一個平平凡凡的白天和黑夜。在最難捱的日子裏，我體會到絕大多數人的善良，我不會忘記那些曾向我投來一顰一笑的人們，不會忘記那些哪怕只說過一句公道話的人們。當然，我也嘗夠了某些人的勢利，遭遇了某些人的落井下石。一個與我幾乎快要同居的女子，聽說我是「說不清楚」的人後，立即和我「拜拜」。在我最困難的時候，後來成為我妻子的姑娘走進了我的生活，支撐了我的精神，給了我莫大的安慰。
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使我擺脫了左的泥沼，使我逐漸拋棄了虛幻的理想和迂闊之見來面對現實。從這個意義上說，是胡耀邦挽救了我，是鄧小平挽救了我，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挽救了我。當我面對現實，我才真正感到解脫，渾身都有了輕鬆的感覺。當然，不是說外界的壓力已經完全消除，在車間我還繼續列在另冊里，還只能夾着尾巴。我說的是思想上的解脫。我從極左思潮中，從左傾路線的那一套中解脫出來，似乎走進了一個新的天地，於是就有了重新做人的舒暢。
我重新拿起了筆。我開始寫小說。我寫了一個年輕工人，寫他是怎樣紅起來的，又是怎樣死的，死後又是怎樣成為英雄的。1980年元旦，我把自己關在家裏，坐在一張小板凳上，伏在床邊，一口氣便寫了15000多字。這篇題為《願他在地下安息》的小說，刊載在《紅岩》雜誌1980年第一期上。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翻過了一個山坳。那是一段多麼崎嶇、多麼危險、多麼艱難的路程啊！
（作者附記：本文寫於1993年，當時的思想認識就是這個樣子，文中諸如「極左思潮」之類是當時流行的術語，為保持原樣，只好不改了。）
《昨天》2012年4月30日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