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極左的意識形態在美國大學中迅速蔓延，影響了校園文化、學術自由和思想的多樣性。民主黨認為這一趨勢推動了社會公正，但共和黨則指出，它限制了言論自由，破壞了學術環境，並對美國政治氣候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華二代大學生們全面傾向左翼，以至於華人家庭時常出現價值觀的大分裂。風行的極左思潮，讓今日的美國亦步亦趨、重蹈着中國文革的覆轍。
極左派思潮的興起
極左派的崛起並非一夜之間，它源於美國大學幾十年的思想演變。20世紀中期，美國大學是自由主義的中心，學生們在1960年代通過民權運動、反戰運動推動社會進步，主張個體權利和社會公正。
然而，進入21世紀，校園的政治氣候開始從傳統自由主義向極左派轉變。特別是隨着「文化戰爭」（Culture Wars）的加劇，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社會正義成為主要議題。1970年代的Neo-Marxism、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等左翼理論，逐漸取代了傳統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這一轉變導致了極左派思想在大學中的迅速擴展。
要理解美國大學中的極左派現象，必須區分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自由主義強調個人權利、法治、自由市場和有限的政府干預，其哲學基礎可以追溯到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主張通過漸進改革實現社會進步。進步主義則更加關注系統性不平等，主張通過大規模政府干預和制度改革解決社會不公。認為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父權制等制度。
進步主義比自由主義更願意採用激進措施，認為快速的結構性變革比漸進式改革更有效。在大學校園中，進步主義逐漸取代自由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這種區別也在美國的政治舞台上得到體現。自由主義者如克林頓強調漸進性政策和妥協，而進步主義者如伯尼·桑德斯和目前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則主張快速的大規模變革，如全民醫保、取消學生債務等。以前的左派稱自己為自由派liberal left，而現在的左派稱自己為進步派progressive left.
極左派與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
極左派思想與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存在歷史上的相似之處。1789年，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Jacobins）代表了最激進的革命力量，他們推翻了君主制，實行了恐怖統治，以實現他們對社會平等和正義的願景。這些激進的思想與方法與現代極左派有相似之處，特別是在通過激進行動追求社會變革的方式上。
今天，雖然大學中的極左派並未像雅各賓派那樣採用暴力手段，但他們的行動方式反映了同樣的哲學基礎——通過「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抵制和抗議，壓制與他們立場不同的聲音。這種策略不僅僅在言論自由問題上引發爭議，還讓人聯想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排他態度。
例如，2021年，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喬舒亞·卡茨因批評校園激進主義被校方施壓，甚至面臨解僱的威脅。卡茨曾公開反對一封由數百名普林斯頓教職工簽署的信，該信要求實施一系列與種族有關的政策改革。他的遭遇反映了大學中的極左派如何通過輿論和行政手段壓制異見，這與雅各賓派在法國大革命中的手段頗為相似。
極左派對大學的影響
言論自由的削弱
美國大學曾是思想自由的堡壘，但「取消文化」如今威脅着言論自由。越來越多的教授、演講者和學生因持不同政見而面臨沉默壓力。例如，2020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因抗議而取消了保守派演講者安·庫爾特的演講。抗議者認為她的觀點種族主義且充滿仇恨，反對其在大學這一公共平台上發聲。這類事件反映了大學中言論自由的削弱，也引發了關於思想多樣性被壓制的廣泛討論。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曾被稱為「自由言論的搖籃」，現在卻成為極左派的堡壘。
極左派認為，言論自由應服務於社會正義，某些「有害」言論應受到限制，尤其是那些可能激化種族、性別不平等的言論。這種觀念導致持保守主義觀點的師生往往在校園中被迫沉默。
學術自由的政治化
學術自由在某些大學中面臨挑戰，極左派的政治議程正在影響學術研究。例如，麻省理工學院（MIT）因大批學生抗議，取消了地質學家達里奧·艾林頓的演講，僅因他批評了大學的多樣性DEI政策。2019年美國學術自由協會的報告顯示，30%的教授認為發表與主流觀點不符的研究會威脅其職業。這種趨勢反映了學術界的政治化壓力。
思想多樣性的侵蝕
許多美國大學的課程設置越來越集中於社會正義、批判種族理論和性別研究，而傳統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j經典理論被邊緣化。學生只能接觸到單一的意識形態，限制了他們的思想成長。
例如，紐約市立大學系統大量投資「社會正義」課程，但對保守主義或自由派的理論則避而不談。這種課程單一化被批評為可能培養出缺乏批判性、多元思維的學生。
校園的激進化與招生政策
隨着極左派思想在校園中的影響力增加，抗議活動也變得更加激進。例如，2017年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抗議導致保守派演講者米洛·揚諾普洛斯的演講取消。這類抗議使得校園活動無法正常進行，也影響了大學的思想開放性與安全環境。
此外，極左派推動的多樣化招生政策也引發了爭議。2023年，哈佛大學因其「種族平衡」政策被起訴，最高法院最終裁定該政策違憲。支持者認為這些政策對長期被壓迫群體是必要的，但批評者認為它們是「逆向歧視」，違反了自由競爭和平等機會的原則。
保守主義在大學的衰落
與極左派的崛起相對應，保守主義在大學中的影響力明顯下降。保守派思想強調個人自由、市場經濟和有限政府，曾在美國教育體系中佔據重要地位，但近年來已逐漸被邊緣化。持保守立場的教授和學生常面臨輿論和學術壓力，保守派的聲音被認為與大學的「進步」方向不符。
例如，2019年史丹福大學的保守派學生報《斯坦福評論》因批評校園內的進步主義政策，遭到部分教授和學生團體的強烈反對。這一趨勢反映了保守主義思想在大學中的衰退，取而代之的是進步主義和激進左派思潮。
民主黨的政策轉變
民主黨的政策轉變是極左派在大學崛起的另一個重要反映。20世紀90年代，比爾·克林頓總統曾推動了一系列以務實為主導的政策，如福利改革、削減赤字和自由貿易協議（NAFTA），這些政策使民主黨在相對保守的選民中贏得了廣泛支持。克林頓的政策強調市場經濟的靈活性，同時適度地改善社會安全網，保持了自由主義的漸進性。
然而，近年來，民主黨逐漸遠離克林頓時期的務實路線，轉而採納了更多與歐洲社會主義接近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全民醫保（類似於歐洲的全民健康保險體系）、大規模政府支出計劃和財富重分配等。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人是這一轉向的象徵，他們主張類似於歐洲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強調通過高稅收和高福利來實現社會公平。
這一轉變在2020年大選中尤為明顯。雖然喬·拜登在競選時依然以「溫和派」自居，但他在政策平台上卻採納了激進進步派的諸多提議，如加強氣候政策、擴大公共衛生服務、推進最低工資上漲等。這些政策反映了民主黨內部激進左派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推動該黨遠離克林頓時期的「第三條道路」（Third Way），向歐洲社會主義靠攏。
民主黨的這一左轉引發了廣泛的社會討論。許多傳統的中間選民對這種政策方向表示擔憂，認為它可能削弱美國的核心價值觀，市場競爭力，並導致財政赤字失控。
未來選舉中，極左派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力可能繼續上升，尤其是在年輕選民持續增加的情況下。隨着社會對氣候變化、種族不平等等議題的關注，進步派可能會在政策辯論中佔據更多主導地位。然而，激進政策的推行依然面臨來自中間派和保守派的阻力。
西方文明大約已經不可避免會改變其路徑了。我們也許不必太過擔心，我們這代人一生努力，已經為後半生打下了穩實的基礎。然而我們不敢對我們的後代抱以太大希望。華裔子女在道德崇高的理念中成長，充滿了同情心，但是甚少寬容心，這讓我們痛心疾首。
左右之爭是歷史時時刻刻的、也是永遠的印記，但願我們從中汲取智慧，在文明的起伏之中，促成並見到文明綿延不盡的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