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和鐵托一起打獵
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廣大民眾中間形成了「廚房政治」，就是在公用廚房中和親密的朋友討論一些敏感話題，發泄對蘇共特權階層的不滿。每當大家談話告一段落的時候，就會抬頭望着廚房電燈：「那個，少校同志，您還在聽嗎？」
在莫斯科的地鐵上，突然有一個人問另外一個人：「同志，請問您在克格勃里工作嗎？」「沒有。」「那您有親戚在克格勃工作嗎？」「沒有。」「那您有朋友在克格勃工作嗎？」「也沒有。」「那你趕緊給我把腳挪開，你踩着我了！」
1966年9月15日，蘇共政治局通過決議，對刑法第190條作了幾項增補：
以口頭形式散佈詆毀蘇聯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明顯謊言，以及書面形式創作同樣內容的作品，處以剝奪三年以下的自由，或勞動營改造一年，或處以100盧布的罰款；……對組織和參加破壞社會制度的集體行動者進行懲處。
到底什麼算是明顯謊言？什麼算是破壞社會制度的集體行動者？這件事情，本人說了不算；律師說了不算；甚至連法官說了也不算，蘇共中央把解釋權交給了自己最寶貝的機關——克格勃，讓他們隨心所欲解釋法律。1967年5月19日，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主持下，克格勃成立一個專門局來負責這方面的工作，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思想警察——第五局。
一開始，第五局只有六個處，第一處負責文化交流渠道；第二處負責針對國外，反和平演變；第三處負責大學生工作；第四處負責宗教界工作；第五處負責偵查「反蘇」作品和傳單；第六處負責理論研究。隨着克格勃對蘇聯社會生活干涉的深入，這個局迅速擴大，到1982年已經擴充到15個處共2.5萬名工作人員，負責監視藝術、文化、體育、新聞、出版、宗教等所有人們能想到的和意識形態沾邊的領域。這個局的工作「卓有成效」，僅1967到1970年，就有2456人根據第五局提供的黑材料被追究刑事責任，其中以反蘇宣傳和鼓動罪被判刑的有281人。而這些人可能僅僅是因為收聽了國外電台，然後在公開場合一不留神把聽到的內容當奇聞逸事給講了出來而已（庫布拉諾夫案，因定期收聽並轉述「以色列之聲」「美國之音」內容，被判刑兩年）。
但第五局可怕的地方不在於僅僅能把人送到勞改營，為了對付所有「思想顛覆分子」，他們甚至會動用國家資源對目標的名譽進行破壞，甚至將他們誣衊為「精神病」，然後送到精神病院加以囚禁。直到此人簽署自白書，承認自己是在精神不正常的情況下發佈了反蘇言論才有可能釋放——但這麼一來更坐實此人有精神病的嫌疑，第五局以後就更有理由把此人弄到精神病院去。這種比《二十二條軍規》還要荒謬的情景，就發生在現實中。活生生地將生活變成了笑話，而把人們原本以為的笑話變成了蘇聯現實！
到底有多少人被第五局誣衊迫害成精神病人？由於打着保護病人私隱的旗號，普通人並不清楚其規模和受害者姓名。但可以從克格勃的報告中見到一些端倪：1967年，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和總檢察長魯堅科聯名給蘇共政治局打報告，稱在全蘇各地都發生了「聞所未聞」的挑釁蘇維埃政權案件……這些案件是如此之多，以至於「精神病院不夠用了」，因此他們堅決要求中央「至少撥給他們（勞改營管理總局）5所精神病院！」這種瘋狂的政治精神病直到1988年才正式終止，而克格勃手中的精神病院已經多達16所，一次性被摘掉精神病帽子的就有80萬人之多！
除了將看不慣的人送到「精神病院」之外，對於一些名氣較大的人物，第五局則採取流放或者驅逐出境的措施，比如著名作家索贊尼辛，第五局在1974年2月13日直接將其押上飛機驅逐出境。而對於一些「小蝦米」，第五局則是進行威脅性的「預防警告」。光1967年到1970年3年之中，克格勃第五局的就對58298人進行了預防警告，平均約每天53人（全國範圍），而20世紀70年代後頻率更高，1971年到1974年同樣3年之中，第五局對63108人進行了預防警告。
在克格勃第五局的嚴厲監製和壓迫之下，蘇聯成了一座壓抑心靈的大監獄，正如笑話所講，在克格勃監聽和思想控制下，誰也不敢表露心聲，誰也不敢得罪克格勃這個權力無限的機關，但也絕不會有人會喜歡它。就在克格勃在政治地位高升的同時，它已經在人民心目中墮落為最討厭的機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