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道消息曾是研究中國共產黨內部動態有效工具，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還非常重要。當時中國觀察家多半是學者或學者型資深報人。他們的研究範式是：結合從各方收集得的小道消息，例如在香港長期蹲點訪問從羅湖出境的單程證客，再對比其他渠道所得，例如收聽中國各地方電台、分析當時黨政機關出版的「兩報一刊」即《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紅旗》的大字標題和字裏行間的蛛絲馬跡，等等，然後結合中國政治文化，提煉出若干理論。按此套路，觀察家亦曾有輝煌戰果，其中最膾炙人口的，當是以《明月》系出版物（特指六七十年代《明報》社論、《明報月刊》）為代表總結出的「溫和派」、「激進派」之間的論述、最終以「溫和派」在毛死後全面勝出而獲印證，充分顯示此範式在當時中國資訊極度匱乏的大環境裏的推斷力。
時移世易小道失靈
在毛時代，這個以小道消息為基礎的研究方法，不包含實地調查（field work），也不過分標榜當紅或過氣人物及其近身關係者提供的資訊。那個時代的研究者要到中國實地調查，根本沒可能，有的只是統戰部安排絡繹不絕的「參觀學習團」；至於大人物的近身關係者或為親者諱、進而誇大其貢獻以至無中生有，或剛剛相反、公報私仇。此皆不可取，幸而未多納入當時的研究里；這比起今天坊間各種經常號稱包含驚人內幕消息的論述，反而可靠得多。
然而，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出現一由共產黨催生的經濟寡頭壟斷階級，受黨控制、與黨密不可分卻又與其過去的政治單頭壟斷不盡相同。這個新的、橫跨政經二界的金權複合體成為新的權鬥暴風眼，箇中轉變可分兩方面講：
a.權鬥緩和、更隱蔽齷齪
毛時代的黨內高層權鬥都以意識形態作主軸，強力牽動整個社會，但其實只是由十幾個頂多幾十個紅色家族主導一切，其他次要家族和庶民都是配角、閒角。後鄧時代以降的權鬥，金錢愈發深廣摻進涉事者動機，既成為他們所追求目的之一，也是他們能運用的一個權鬥手段。毛時代權力與物質誘因之間當然也有關係—用糧票的那些年頭在櫃枱負責割豬肉配給的同志都能討得靚老婆；但今天要正確分析政治權鬥，不能再用老套，而必須先理解金錢如何已然改變高層權鬥性質。
1978年之後，中國的（即那幾十個紅色家族裏的）政治矛盾和對立，透過新崛起的企業對社會關係的重構和金錢方面的討價還價，得以緩和。那些私營大企業大財團，為要籠絡政治背景立場不同的各個紅色家族派系（例如陳雲家族是反對鄧家族搞「改革開放」的），必須同時討好各派才可順利經營，於是紛紛向各派的關鍵家族成員贈送「乾股」，使成為大股東而進入企業決策層；於是，本來那幾十個帶頭鬧政治矛盾的家族及由其組成的派系逐漸和解，為了共同企業利益即家族私利而合作、共生。「敵我矛盾」於是透過企業擁有權逐漸變成「人民內部矛盾」。曾有人說：「人民內部矛盾就是用人民幣可以化解的矛盾」，此對理解紅色家族圈子裏發生的變化而言，堪稱洞見。
除了企業利潤動機能緩和政治矛盾之外，紅色家族圈這個極其封閉的小圈子內部次世代、三世代成員之間的婚姻也有同樣功效。當然，婚姻也有破裂收場者，但只要育成下一代，則一些紅先代的政治對立還是會透過 DNA層次的耦合而得以緩解。
然而，這些大人物、大家族的經濟活動都是見不得光的，必須密實進行，以免自己聲名狼藉、黨國蒙羞。一個企業多少本賬簿，乾股派給誰家，哪些家族之間因股份關係聯婚了或決裂了，在在都影響國家政治和政策，大量金權運作的真相更隱蔽又齷齪，但都沒必要讓公眾知道，這就是江澤民說的「悶聲發大財」。
一些金權運作甚至可能還成為了新的社會秩序之下的派系鬥爭導火線，而在鬥爭的同時，策略性發放真假資訊也成為了鬥爭的手段。十多年前，一些西方和香港媒體大量發掘和披露了習派和團派家族的海外資產，當時適值習近平開始大規模反腐清洗，而江澤民的上海幫受壓，極可能因此積極拋出對家的黑材料。誰知道今天最高層里進行的反腐鬥爭是否某些錢財利益衝突的溢出效應？誰知道從這些隱蔽了的矛盾衝突中流出的小道消息包含多少造假？
b.小道消息質降量升
但是，儘管源自中國黑箱的資訊質素不斷下降，其量卻以乘法增長。
以前搞路線鬥爭，參與的是少數紅色家族主要當官成員，一人得道，雞犬升天，輸了就舉家被誅連。今之派系鬥爭因涉金錢，牽涉人數卻大幅增加，家族中不只所有核心成員都可投入，其他所有分沾利益的親朋戚友阿貓阿狗亦然。在這種格局底下，各紅色家族有意無意甚或精心蓄意泄露出來的真假訊息大增，透過各種小道洶湧而來，在各種社交平台上汎濫。這是供給量的大變。
需求側方面，也一樣經歷了結構改造。從前關於中共高層內鬥的消息，受眾是小眾，主要是海外華人圈中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外國嚴肅媒體、智庫和外交圈子裏專責中國事務的官員。幾十年後的今天，海外華人圈子膨脹，知識水平提高，更由於中國一舉一動在在影響他們的中港親友，於是普通人也關注中國政局；閱讀或收看中國新聞和有關評論成為他們的生活、消費甚至消遣習慣的一部分。外國和中國的生意做大了，西方商界和千百萬投資者都關注中國，都想知道中國發生的大事。這是需求量的大變。
如此，中國政治訊息的供需都增加，流傳的訊息縂量自然更倍增，經常目不暇給。
兩個原因範式失靈
處於供需之間中介位置的網上觀察員因而也越來越多，成為一個頗具規模的 cottage industry，具備自己的生態，展現多元觀點、風格和表達手法。這個發展依足經濟規律：市場深廣化會增加同類產品的色樣異化（ product differentiation），更能滿足不同傾向消費者的偏好。但這無疑也導致了一些供方為增加自己的受眾而在出產過程中採取各種包裝、調味、加料甚或其他更出位的怪異推銷術，飽含資訊經濟學裏認定的道德險情（ moral hazard）。因此，不是所有的這些手法都能增加受眾對中國權力政治的真切了解，反而往往是誤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