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國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時，30歲的梁中堂就公開表示反對。他預警這一政策將造成養老危機、勞動力匱乏和人口老化，並提出說「未來你們想讓人們多生，至少會像今天想讓人們少生一樣難」。近40年後，當預言成為現實，他感慨：「用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這麼多的一個民族的彎路來證明我的正確，其實是一個很傷感的問題。」
梁中堂提出的「晚婚晚育加間隔的二胎政策」曾得到胡耀邦、趙紫陽的關注。1984年他給胡耀邦寫信反映計劃生育「長期建立在與群眾對立的基礎上，違背客觀規律」，這封信獲得批示要求測算。1985年，山西翼城縣成為他方案的試點，五千個獨生子女家庭的數據竟是虛假的統計。試點實施後異常平穩，1985-1991年翼城平均生育率2.158，低於全國水平。但這個試點從未得到推廣機會，梁中堂說：「我領着幾個人在北京待了五六天，連王偉（時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在不在北京都不知道。」
1989年後，翼城試點被稱為「趙紫陽的試點」。在1990年的學術會議上，梁中堂公開反駁：「翼城實驗是1979年我提出的學術觀點與實踐的結合，不能因為政治風波就把趙紫陽參與的所有事都否定了。」他堅持邀請媒體到翼城調查，自印書籍寄給軟禁中的趙紫陽作「交代」。2012年他撰文稱《計劃生育法》是「中國法學的恥辱」，並當面將這本小冊子送給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珮雲。他說：「我把一生的生命給了它（計劃生育），然後發現它應該是一個廢棄的（政策），所以最有資格（要求）廢棄它的就是我。"
制度的籠子與反思的缺失
梁中堂認為計劃生育的根本問題不在一胎或二胎，而在於政府干預生育本身：「生育權是國際公約共同確定的，公共部門不該干預。」他又批評當前鼓勵生育的政策仍在重複當年的錯誤：「現在許多宣傳和1979年提倡一個孩子一模一樣，那個氛圍和感覺都一模一樣。」
梁中堂的大部分著作只能在小出版社出版，但他說：「我還能夠自由地發表我的看法和認識，只有這個享受就夠了。」從1985年起，翼城老百姓每年給他寄小米，他吃了40年。他認為自己的價值是「歷史中有記錄顯示，我們這個民族曾經思索過、反思過、反抗過」。面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實，他堅持：「生育率不是原因而是結果，中國應該考慮的不是直接的人口政策，而是持續改革，讓市場經濟釋放人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