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口,是光照進心靈的地方。
——波斯詩人魯米
伊朗這幾天正在亂着，前兩天寫了一篇文字《伊朗，何以至此？》回顧了伊朗為什麼走到今天的歷史，有讀者在下方留言說：伊朗的文化還是很璀璨的，請問這是不是宗教國家的一個好處呢？
我聞言不禁啞然失笑，的確，提起伊朗、或曰波斯文化，很多人的第一印象還是非常不錯的，至少與伊朗目前糟糕的經濟和政治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很多人會想起前些年還在國際上到處拿獎的伊朗電影，對歷史了解再深遠一點的，可能還能想起波斯的詩歌，比如波斯詩人薩蒂和他的詩歌集《薔薇園》，魯米的蘇菲主義詩歌，民族史詩的作者菲爾多西和他的《列王紀》，伊本·西那（阿維森納）和他的《醫典》（該書在中世紀晚期長期作為歐洲醫學院的指定教材），還有波斯的建築、波斯的細密畫，等等等等。
如果將來旅行方便了，我們有機會前往伊朗去旅遊，你會對那裏獨特的文化色彩感到非常驚奇，波斯或者說伊朗人，的確是一個非常「文藝范兒」的民族，但這種文藝范兒真的是它的宗教，甚至政教合一給的麼？
我的看法其實恰恰相反，伊朗民族給人的「文藝范兒」感覺，恰恰是這個民族在其悲劇性命運下發出的哀婉悲鳴。這就好比蘇東坡為了悼念亡妻寫了「十年生死兩茫茫」，你若卻就此所說蘇軾老婆死的好，她不死就得不來這樣的名句，蘇軾要是聽了，估計棺材板會摁不住。
如果你考證一下就會發現，梁啓超當年在發明「四大文明古國」（最早叫四大文明祖國）這個概念的最初，是把「古波斯文明」也列在其中的，但後來還是將其刪掉了，究其原因，不是因為波斯文明不夠古老，而是因為在梁啓超的時代，新波斯帝國還活蹦亂跳，甚至在進行近代化改革，而梁先生談「四大文明古國」目的就是為了論證其他文明古國已經消亡、衰頹，唯有中華文明還堅持獨存的，放一個波斯在那裏，似乎也延續到了現代，就沒有了「唯我獨存」的那種悲壯感。於是波斯就從中被除名了。
但如果你真用心了解一下波斯的歷史，會發現這個文明的確是可以與我們至少等駕齊驅的，波斯文明雖然沒有其西鄰的兩河文明那樣動輒七八千年的古老，但早在公元前28世紀左右（距今4700多年前），這裏就誕生了實打實的青銅時代國家埃蘭王國。所以它自稱一句「五千年文明古國」，起碼是不算吹牛的。那個時候我們還處於傳說中的黃帝時代。
而後世更加著名的波斯（第一）帝國，就是在這片相當古老的土地上，在列強爭衡中最終崛起的，建立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公認的征服王，他用了一生的時間，先統一波斯各部，而後又先後擊敗米底王國、呂底亞王國和新巴比倫王國，迅速擴張領土，建立起了一個大大的帝國，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幾乎以一人之力忙完了從秦孝公到秦始皇，或者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到多爾袞的活計。
至於居魯士大帝為什麼這麼能幹，迅速打下一片大大的帝國，我看到有說法認為着可能是波斯這片地區出產良馬的遠古，受技術條件的限制，戰馬當時還沒辦法充當衝擊騎兵、乃至遊牧騎射的功效，但是只要騎上戰馬（而不是像古埃及和古兩河那樣用於戰車），一支軍隊就同時掌握了信息迅速偵察傳遞，和武裝力量迅速投送的能力。
波斯第一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長生軍（不朽者，Immortals）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隻騎馬步兵部隊，波斯皇帝以這支部隊作為他的禁衛軍，並在全帝國境內、以首都蘇薩為中心修築御道，這就在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掌握了武裝力量的快速投送能力。
而這，居然是公元前6世紀-前4世紀就已經發生事情，比秦始皇統一六國還早了一百年，想像一下，一支數千人、裝備（在那個時代）非常精良的部隊，能夠騎馬沿着四通八達的御道進行投送。無論是抗稅的部落，還是反叛的總督，都在短則數日多則月余，還無法形成氣候的時候就被這支部隊所無情鎮壓。有這樣一支武裝力量打底，波斯才完成了一件前無古人，但後來啟發了無數來者的事情——締造一個真正的、龐大的、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
是的，波斯的帝國制在當時的世界上，早熟到幾乎可以說是穿越來的，大流士一世將帝國劃分為約20個行省（薩特拉皮），任命總督管理，同時設立獨立於總督的軍事長官和稅務官，形成地方權力的制衡，防止地方割據。為了方便徵稅，他還統一幣制、製造印有自己頭像的大流克，修建更加龐大的御道交通網絡，同時建立人類史上第一個國營驛站系統，此外還有統一官方語言、制定帝國法典。
是否想起了百年後秦帝國的「車同軌，書同文」？是的，史學界其實一直有一派認為秦帝國後世的很多做法，有可能收到了波斯帝國這個前輩的隱約啟發，即便這種猜想沒有確切的證據。但波斯帝國這種掌握核心武裝力量，居中央而治四方，皇帝大權獨攬而各行省總督受到分權制約監督的治理模式，的確和中國之後兩千多年中的秦制有相當多的相似之處。二者即便沒有親緣關係，也可以立即為一種皇權制度的趨同演化。
但波斯的不幸在於，它的地理環境不如秦帝國那麼隔絕。這意味着這套體系天然要處於地中海環境中接受更多其他文明體系的挑戰，而在相繼擊敗了兩河、埃及等文明之後，大一統的波斯文明很快遭遇到了它宿命中的對手，那就是希臘文明。
從希羅多德的《歷史》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希波戰爭前，波斯皇帝非但瞧不起，甚至可能根本無法理解希臘各城邦的聯盟組織形勢。與波斯帝國動輒一揮手就可以從二十多個行省中調集數十萬人進行遠征不同，希臘窮數個城邦之力才能勉強湊出的千把人實在太不經看了。
但是波斯帝國很快在戰場上接受了教訓，希臘與波斯之間的差距，不僅是裝備上的（由於公民兵的傳統，希臘軍隊裝備普遍比波斯軍隊更優良），更為重要的是，參戰的雙方，一方是保衛自身自由的公民兵，另一方卻是受到長生軍督陣，被迫「勤於王事」的奴隸兵，雙方在戰鬥積極性與韌性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於是兩次希波戰爭都以波斯的失敗而告終。
更令人驚異的則是，希臘文明在成功保衛自身之後，完成驚人的「倒捲簾」，在其後數十年的事件中，一位來自希臘的征服者不僅反過來踏上了波斯的領土，還征伐數千里，把波斯帝國捅了個對穿，直接打的對方徹底亡國，完成了「小國滅大邦」的驚人成就。
是的，這就是當時震驚整個已知世界的亞歷山大大帝征服。龐大的波斯帝國在亞歷山大征服時期完全成為了大帝用於刷新自身戰績的背景板，屢戰屢敗、直至滅國。被打的幾乎毫無還手之力。
為什麼曾經強大而波斯帝國會在此時如此拉跨呢？從戰術上講，最關鍵的敗因可能是因為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屢次選擇親自上陣與亞歷山大對陣。而亞歷山大大帝就利用了這一點，在伊蘇斯戰役、高加米拉戰役當中，採用了相同的戰術——親自率領王伴騎兵進行沖陣，直奔波斯皇帝的主陣進行「斬首行動」，膽怯的大流士三世每次看到亞歷山大直奔自己而來，都選擇率領親衛部隊逃跑。
而前文說過了，波斯帝國的組織形式，就是皇帝以少量禁衛核心部隊進行「滾雪球」，以武力裹挾更多僕從軍加入，亞歷山大一旦執行斬首，龐大的波斯軍隊頓時就指揮體系癱瘓、群龍無首，任你在伊蘇斯有十三萬人還是高加米拉有三十萬人，都直接成了擺設——因為大家看到皇帝都跑了，自己總不能比皇帝更愛波斯吧。本來就是被逼着上戰場的。
相反，亞歷山大率領的馬其頓子弟則無此憂慮，亞歷山大不過是他們的帶頭和召集人，他們本質上是為了自身的財富和榮譽而戰。於是波斯第一帝國就這樣被打到亡國了。
亞歷山大東徵發生在公元前334～公元前324年，彼時秦帝國甚至還沒有形成，但波斯帝國的迅速潰滅，其實暴露了這種大一統的東方帝國制一個致命的軟肋。那就是皇帝既然要居中央而處四方，那麼必然就要推行「強幹弱枝」，將原本存在的部落、小王國等組織壓抑在最弱小的狀態，所以帝國雖然貌似強大，實則卻是「虛胖」，它的存亡完全押注在波斯皇帝和其身邊的「長生軍」身上，一旦其出了問題，整個帝國的崩潰就在所難免。
這件事，不僅是之後中國兩千年帝制的一個預言，也影響了波斯這個民族其後的走向——亞歷山大大帝及其部將所開啟的「泛希臘化時代」，對波斯地區而言，是第一個接受異族統治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之內波斯雖大，卻鮮有有效的反抗，希臘人統治波斯人思考沒有波斯人統治希臘人時的那種「難治」感。其原因就在於，在異族來到之前，波斯人自己已經在過度早熟的帝國中完成了「自我馴化」，變為了帝國的臣民，既然已經成為了臣民，皇帝時波斯人還是希臘人，姓阿契美尼德還是塞琉古，又有什麼區別呢？
到了羅馬時代，波斯曾經一度完成了本族復國，建立了薩珊波斯（波斯第二帝國），我常常開玩笑的想，這個波斯第二帝國，真的有點像中國的明朝——這不僅僅時因為它是異族統治之後的一次復國，更是由於這個帝國信的國教就是張無忌、朱元璋的那個明教（瑣羅亞斯德教）。
薩珊波斯在據中央而治四方的統治術上承襲了波斯第一帝國，但吸取前者的教訓，在宗教信仰上遵從了一元化體系，它將瑣羅亞斯德教奉為國教，並把皇帝尊奉為光明神阿胡拉馬茲達的人間代言人，據教士們宣稱，只要波斯皇帝在處理政務時，光明神就會附身在皇帝的身上，讓他頭頂乃至周身都散發着一層神聖的光暈。
是的，這手最初為了君權神授所玩的宣傳伎倆，其實也就是後世大量宗教作品中聖光、天使環的由來，瑣羅亞斯德教通過這種敘事給了君主完全的執政合法性，並試圖喚起教眾基於宗教熱情而產生的忠君情緒。但這種敘事同樣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把皇帝當作神在人間的代言人，它最終只能成為一個教條，而一種能夠維持統治的敘事體系是不能夠單靠一個教條而獨存的，它必須有一整套利益分潤系統，替皇權維持一個「制勝聯盟」才能夠存在。
於是瑣羅亞斯德教所力挺的薩珊波斯王朝，最終被創立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帝國所擊敗、滅國了。從組織學上講，伊斯蘭教勝於瑣羅亞斯德教的最高明之處，就在於，同樣作為一種服務於軍事和統治的宗教，它凝固於教義當中的制勝聯盟分潤方案比瑣羅亞斯德教更加均衡、合理——神的聖光不再像瑣羅亞斯德教一樣只特殊照耀、眷顧於皇帝一個人，而是所有為其共同事業（吉哈德、聖戰）所獻身出力的聯盟內部人員，宗教內部的高層只是在這個分潤體系當中佔據較大的比例和對教義的優先解釋權而已。
而對於波斯這種民間自組織已經被東方帝制深度拆毀的區域來說，這場伊斯蘭征服與之前的亞歷山大征服一樣來了的容易。因為除了帝國的抵抗之外，統御已經被搭好、理順，後續的征服者是很容易接手的。
只不過，如果薩珊波斯的復國比作波斯版的明朝「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發生於中國盛唐時代的這次伊斯蘭征服，大約就可以算得上是波斯版的「滿清入關」了。古波斯帝國此前已經延續千年，在泛希臘化時代和安息帝國時代也沒有被更改的禮儀典章、宗教制度、文化信仰、乃至民間組織形式，到了這個時期被徹底滌盪、更改，波斯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部分。阿拉伯語成了通行的語言，乃至民間通行的波斯語也不再使用楔形文字而是阿拉伯字母拼寫，拜火教被取締、取而代之以伊斯蘭教，各地大量興建清真寺。受伊斯蘭宗教訓練的阿訇如毛細血管般深入到波斯各地，代替了原有的民間組織。波斯完成了徹底的伊斯蘭化。
之後的波斯，無論是花剌子模時代、蒙古征服時代、伊爾汗國時代還是帖木兒帝國時代，都是由外族征服政權統治的，直到16世紀本土的薩法維王朝建立，波斯有持續了近一千年的時間長期處於異族統治之下，這段時間對波斯民族的性格養成其實非常至關重要。
因為異族帝國是天然缺乏統治合法性的，想要獲得合法性就必須依賴已經搭建好的宗教敘事體系，這就是導致伊斯蘭教權在無論哪個朝代的波斯權力體系中都處于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本土的波斯知識分子，在異族統治的王朝當中，是缺乏通過血緣或者軍功進入統治階層途徑的，想要實現階層躍遷，唯一的辦法就只有進入宗教學校，接受神學訓練，最終以教士的身份躋身統治階層。
類似的情況，其實在中國的清代也有發生，為什麼程朱理學在清朝反而獲得了大幅度的推崇乃至發展，就是因為大量漢族知識分子將其視為進入統治階層的唯一途徑，而滿清貴族也將其視作了有效彌合民族矛盾和籠絡漢人精英的一種手段。
所以宛如清朝兩百餘年的統治在中國民族性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一樣。從伊斯蘭征服到薩法維王朝重建「波斯第三帝國」，這近一千年的歷史，也給後世波斯打下了兩個洗不掉的性格基礎——馴服性和宗教性。
就像我在《伊朗，何以至此？》一文中為您呈現的那樣，想在波斯-伊朗這樣一片土地上推行近代化改革，最困難的地方就在於——近代化改革首先改變的必然是最先沐浴工業文明之光的城市，其希望在於不斷新興和壯大的城市中產，可是伊朗這個國家的沉重基本盤，卻始終在它的農村，那些崇山峻岭阻隔，在千年的時光中被打上深刻的宗教烙印的農村。接受千年馴化，至今仍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伊朗農民們，習慣了在一個二極管的兩端來回反轉——要麼在苦難中逆來順受，要麼則掀起由宗教領袖所引導的宗教狂熱，試圖在塵世間實現宗教所許諾的平等。
而這種極端化的來回顛倒，幾乎是現代化最難處理的絕症與頑疾。它是導致一個文明無法邁入現代社會的絕症。
實際上本土的薩法維王朝就是在宗教狂熱爆發與近代化帶來的列強入侵的夾擊下滅亡的。隨後波斯又進入了長達一百多年的突厥僭主時代，近代再次復興的巴列維不是沒有看到這個夢魘，為了逃出這個魔咒，巴列維王朝的初代國王禮薩·汗甚至把延續幾千年的國名都強行更改了——不再叫波斯，而叫伊朗——雅利安人建立的國度。意思是，我們不搞什麼宗教至上了，我們學歐洲、學土耳其，我們建立民族國家行不行？
然而不行，延續一千多年的慣性，豈能是國王一句話，一朝一夕就能更改的呢？這個民族，因為曾經過於早熟，已經在歷史的亂流中沉淪的太久了。
波斯的不幸，在於它過度的早熟，帝制發源的太早、太成熟，而後是宗教、最後才是其他的東西，如同一個某一方面過於早慧的孩子，阻擋了他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至於那位朋友所說的，伊朗人玩藝術玩的好，顯得很文藝，這我的確承認。但追根溯源，最初為什麼那麼多伊朗人要去「玩文藝」呢？還是上述歷史悲劇使然。
如前所述，其實在伊斯蘭征服之後，波斯本土精英就失去了除宗教以外階層上升的可能，所以大量的知識分子在讀經之外，只能把自己的滿腔熱情投之於文藝。比如寫作伊朗民族史詩《列王紀》的菲爾多西，他將自己的一生都花費在著書懷念那個波斯被伊斯蘭征服之前的帝王時代。可是卻也因之受到了迫害，畢生顛沛流離。
而在他之後更多的波斯知識分子則將精力花費在了更加風花雪月、遠離世事的文藝中，詩歌、愛情、美酒、舞蹈、音樂、薔薇，成為了伊朗人熱衷談論的一切，如同中原知識分子自豪於他們的古典詩詞征服了征服過他們的馬上皇帝一樣，伊朗人也曾自豪於他們雖然被征服，但其文藝成為了冠絕整個中東世界的翹楚。
我承認波斯的文藝曾經很璀璨。
但又有什麼用呢？沉醉於淺酌低吟、詩詞婉約中，江山依然板蕩、士氣依然被摧殘、被消磨，歲月蹉跎中，波斯，依然成為了那個早熟卻又早衰的國度。
這就是我眼中的波斯，我眼中的伊朗。
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才。
近兩百年前了，更遠的東方，另一個早熟了帝制的「詩的國度」，曾有一位詩人終於寫下了這首石破天驚的詩歌。但是他的民族並沒有立刻得救。
而我依稀記得，波斯也有一位偉大的詩人魯米，寫過一首更有意境的詩歌，似乎是這樣的：
不要為黑暗而哭泣。
如果你呆在黑暗裏，
你要做那燈，那火，那蠟燭，
你不要只在黑暗裏等待！
寫詩有用麼？有人說，詩歌，不過是一個人對傷痛的應激。那麼一個早熟而又早衰的民族，似乎天然就是會寫詩的，因為它們經歷了太多，傷痕累累。
然而，我們又不禁懷着渺茫的希望，希望那詩，不僅只是輝煌後的餘燼後的餘燼、而成為點亮新夢的星火。
一個早熟又早衰了的文明，還會有希望麼？只要前行的勇氣仍在，我想，希望總是有的。
所以請把這詩，獻給那些傷痛着的人們，
不為這文明舊日輝煌的餘燼，為它的人民未來生活的勇氣——
你要做那燈，那火，那蠟燭，
你不要只在黑暗裏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