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4日，聖誕節前夕。當異鄉的節日氛圍在悉尼街頭瀰漫時，25歲的林遠凡在準備「上線」。
悉尼時間下午6時許，他套上明黃色的反光衝鋒衣，扣緊黑色頭盔，跨上E-bike。隨着車輛儀錶盤亮起綠光，他不再是新南威爾斯大學的碩士生，而是這座城市裏眾多外賣騎手中的一員。
異鄉生活昂貴，每年約25萬元人民幣的學費再加上高企的生活費，曾讓他一度只想「讀一年就走」。直到背起外賣箱，他才在異國外賣平台「算法」中，找到一種既能支撐起昂貴學業，又不至於被生活榨乾的微妙平衡。
「反內卷」的算法
2024年8月底，林遠凡帶着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的錄取通知，踏上了澳大利亞的土地。
這份錄取通知也是一張昂貴的入場券。林遠凡帶去的四十餘萬元，僅夠維持第一年的開支。所以，彼時的他，只打算在澳大利亞讀一年，權當「出去旅個游」。
送外賣改變了這一切。
抵達澳大利亞約三周後，林遠凡開始送外賣。起初，他只是為了賺取澳大利亞外賣平台Uber Eats的「新人獎勵」才踏上送餐路。
一開始，他送外賣的交通工具，是街邊隨處可見的共享電動車。由於共享單車並沒有後座的貨架，他只能將外賣箱背在背上。
儘管體驗「不好受」，但林遠凡稱自己送得「很瘋狂，甚至有點痴迷」。在國內經常騎行的他，覺得「有點玩遊戲的感覺」。共享電車沒電了，他就立刻換下一輛，仿佛在遊戲中更換裝備一般。
外賣騎手與顧客在餐廳等待取餐。受訪者供圖。
那段日子，他幾乎每天都會在線12小時，這也是平台規定騎手單日在線時長上限。
這種高強度的投入，迅速消解了他的經濟焦慮。送外賣的收入不僅覆蓋了除學費外的一切生活開支，甚至略有盈餘。他曾在3天內送了100單，入賬1300澳元（約合人民幣6000元）。
經濟上的餘裕帶來了選擇權。
送外賣，讓原本受限於預算、只計劃讀一年的林遠凡有了底氣。他最終決定延長自己在澳大利亞留學的時間至兩年，攻讀廣告與新聞傳播雙碩士學位。
在澳大利亞，一年制碩士畢業，相當於「純旅遊，讀完就拜拜」，而讀兩年則能在畢業之後獲得一張兩年期的工作簽證。
在他看來，無論是為了日後申請博士，還是積累海外的工作經驗，這多出來的兩年期的工作簽證，意味着更多的機會與選擇的餘地。
一開始，林遠凡騎共享電動車送外賣，由於沒有後座貨架，他只能將外賣箱背在背上。受訪者供圖。
現在，林遠凡已經為送外賣專門購入一輛E-bike（電動助力車），但他卻已經不像一開始送外賣那般拼命。隨着「打遊戲」般的熱情消退，以及電動車續航的限制，他在學期中將每周送外賣的在線時長控制在10至15小時，但這也足以覆蓋他每月9000至10000元人民幣的日常開支。
他從「拼體力」轉向了「算時薪」。上學時，他只有2-3天會去送外賣，同時還會避開炎熱的白晝，一般從下午5點多開始出去接單，直到晚上10點或11點才收工回家。其中，下午5點至9點，正處平台「每送滿三單即有額外獎勵」機制的時段。
林遠凡發現，澳大利亞外賣平台的算法系統里，拼命工作是有「天花板」的：投入時間越多，平均時薪反而越低。
他向南方周末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只在有獎勵的時段「偷懶」跑跑，在線20多個小時能賺900多澳元，平均時薪達45澳元左右；而如果像全職那樣一周跑40個小時以上，雖然總收入能達到1400多澳元，但時薪會被稀釋到35澳元左右。
這與國內送外賣生態不同。「它不鼓勵你拼命。」林遠凡感慨，國內外賣平台傾向於包裝「單王」，通過斷檔式的收入激勵騎手「卷」起來。但是澳大利亞的外賣平台算法似乎有意抑制內卷，並不鼓勵騎手透支體力，而是通過機制鼓勵更多人兼職，讓大家都能獲得一份相對不錯的薪水。
在他看來，最主要是配送「沒有太大壓力」。比如，騎手每次同時派送上限僅為三單，而且即便騎手頻繁拒單，也不會影響賬號後續的接單。林遠凡還表示，在早期，外賣平台甚至還存在一種讓人感到「難以理解」的寬容：「騎手超時，反而還會得到補貼。」
他解釋，這是平台認為超時並非騎手主觀因素造成，而可能是因交通堵塞或商家卡餐所致。而為了補足當地的法定最低時薪標準，平台將為騎手超出的時間支付報酬。
林遠凡送外賣途中。受訪者供圖。
「局外人」
雖然經濟賬算贏了，但送外賣的風險與異鄉的孤獨，是另一筆難以量化的隱形成本。
在悉尼送外賣的道路，並不總是「寬容」的。
那天，林遠凡騎行在悉尼一條狹窄的車道上，路邊停着的一輛汽車突然打開了車門。時間很短，避無可避。瞬間，他連人帶車飛了出去，頭部狠狠地撞了一下。事後檢查他才發現，頭盔被撞開了一條裂縫。「如果沒有那個頭盔，裂的可能就是我的腦袋。」他說。
這種危險的時刻不止一次發生過。某次雨夜，他曾因視線受阻，一頭栽進路面的深坑；還曾因為車胎漏氣，在一次轉彎中失去重心導致摔車。
儘管已摔過多次，但林遠凡表現得很淡然。他心裏清楚，在室外騎交通工具配送的風險肯定免不了的。對林遠凡而言，「只要不是大的傷筋動骨或危及生命」，這些生存路上的踉蹌都是可以接受的代價。他說：「國內那麼多外賣騎手，他們騎得更危險。」
他對自己當下的處境有着清醒的「坐標系」。林遠凡坦言，若與國內外賣騎手的生存壓力相比，自己的辛苦與危險並不算什麼；但與那些視留學為「長途旅遊」的同齡人相比，他所經歷的風雨，又確是一份實實在在的磨礪。
語言和文化的隔膜，則是另一種隱形的「路障」。
剛送外賣時，林遠凡還有一些緊張。為了消除這樣的感覺，他常常要在心裏反覆預演「台詞」：「見到店員要說什麼，見到顧客要說什麼，我都會在心裏提前想好。」
但尷尬時刻仍難避免。一次，因為顧客在訂單中只寫了所在公寓的門牌號，沒有寫具體的樓棟地址。他不得不撥通顧客的電話詢問。電話接通後，那頭傳來濃重的「土澳口音」反覆堅稱自己在「Building Bay」。
但林遠凡聽得一頭霧水，不斷追問「Bay是什麼」。直到最後他才恍然大悟。由於當地人習慣將元音/i:/發成/ei/，那個聽起來像「Bay」的詞，其實就是簡單的「B棟」（Building B）。
「雞同鴨講」或許只是一時的尷尬，但生活中的疏離感卻是林遠凡必須面對的常態。
在悉尼的留學生群體中，獨處幾乎是一種默認的生活方式。林遠凡發現，周圍八九成的同學更像是匆匆過客，拿完文憑便會離開，彼此間鮮有深交。
林遠凡的生活也因此被切割成無數個獨處的片段。他的社交半徑不太廣，「日常會有交流的朋友，不過兩三位」，大部分時間，他都是一個人。一個人上課，一個人跑單，甚至在雨夜跌進坑裏後，也只能一個人默默爬起。
平日裏，他已習慣了獨來獨往，但節日期間的送餐經歷，卻讓他不得不直面作為「局外人」的落差。
每逢萬聖節或聖誕節，當他穿梭於悉尼街頭敲開顧客的家門，屋內歡聲笑語、其樂融融的景象，總讓他窺見一種當地人無需為身份焦慮的鬆弛。「可能他們只是當地普通的Uber司機或藥店收銀員，但感覺他們也過得很開心，也擁有着自己的一份悠閒。」
儘管林遠凡並不慶祝這些節日，但熱鬧的氛圍卻成了孤獨的放大鏡。「那種孤獨感不是節日帶來的，而是一種長久的處境。」林遠凡感慨，「作為一個外國人，其實很難真正融入那個社會。節日只是把這種隔閡放大了。」
悉尼街頭的聖誕樹。受訪者供圖。
「刀」與「仙」
為了對抗這種孤獨，林遠凡拾起了舊日武器——寫詩。
林遠凡本科就讀於武漢大學，他曾是武大「春英詩社」的社員。本科畢業後，他一直保留着寫詩的習慣。對他而言，這也是將粗糙生活打磨成珍珠的過程。
他曾寫下一首《外賣歌》。
詩中寫道：「肉香唯吸，吐司果腹」，調侃自己嗅着外賣箱中的美食香氣，卻只能以吐司充飢的窘迫；他寫「尾氣直飲，狂塵襲目」，記錄被迫聞汽車尾氣和被飛沙迷眼的現實；他寫「彎鈎釣沉星」，將送餐途中星空，化作獨屬自己的風景。
這種浪漫主義的自嘲，是林遠凡為自己搭建的精神避難所。然而，當他摘下頭盔，從詩歌的意象跌回現實的地面，生存的焦慮依然如影隨形。
送外賣固然能解決溫飽，但作為攻讀廣告與新傳雙學位碩士的留學生，林遠凡深知這並非長久之計。為了給畢業後的全職生涯鋪路，他在跑單之餘，也嘗試過對其他工作機會的試探。
他曾向當地白人經營的超市銷售、倉庫管理等崗位投遞了二十多份簡歷，最終全部石沉大海。他還收到過澳大利亞本地一家已經成立31年的華人電台的實習面試。對方給林遠凡開出了條件：實習之前需要先試工，試工期間沒有工資。等他「必須獨自撐起一檔節目」時，就可以正式「兼職」了，屆時就可以拿到每小時20澳元，這遠低於他送外賣能夠得到的收入，甚至還低於澳大利亞法定的最低薪資標準（每小時24.95澳元）。
在悉尼的日子，深刻衝擊了林遠凡原有的職業觀。如今在他看來，工作的核心在於能夠提供足夠的經濟保障且不滋生精神內耗，至於是否光鮮「體面」，已不再是衡量的標尺。
觀念的轉變，讓他開始重新定義這段騎手生涯的價值。
至今，林遠凡已累計送出3000多單外賣，預計畢業時這一數字將達到6000單。目前，95%的好評率與零違約率，被他視為深度介入當地社區的最好憑證。他表示，未來面對與客戶、服務行業、國外市場的相關話題時，「比起僅靠網絡數據研判市場的人，我是更有發言權的」。
在申請銷售、運營，或者服務業相關的其他崗位時，他會在簡歷上列出自己的騎手經歷。在他看來，「這段經歷代表着自己對當地市場的了解、客戶服務的滿意度以及實打實的交際能力」。
對於未來，林遠凡有着多手準備。他在心裏預演了多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腳本：或是試圖在學術道路上更進一步，或是嘗試在澳大利亞這片土地上長久紮根，抑或是帶着這段經歷回歸故土。無論未來通向何方，這段悉尼街頭的日子，都已深深烙印在他的生命里。
在《外賣歌》的最後一句，林遠凡寫道：「生而碌碌誰抱歉，俯首琢磨刀與仙」。
初讀這兩句，撲面而來的是武俠小說里的江湖意氣。他解釋，「刀」是Dollar（美元/澳元）的諧音，「仙」是Cent（美分/分）的諧音。
同時，「刀」代表着現實的生存壓力，是他必須賺取的學費和生活費；而「仙」則代表着精神的追求，是海邊一掠而過的風景，是那些跳動的詩句，也是他對未來某種可能性的堅持。
在這個異鄉的悉尼街頭，他低頭琢磨的，既是碎銀幾兩的生存，也是在現實與詩意之間尋找平衡的修行。
（應受訪者要求，林遠凡為化名。）
南方周末記者劉佳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