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條與書
當年，我家住的宿舍大院要折了蓋樓，於是我們搬到了一條深深胡同的一個小四合院裏。剛搬去兩個多月，「文革」就開始了。一時間紅色恐怖席捲京城，滿耳聽到的，不是「破四舊」就是「抄家」。
一天我回家，天已黑了，滿胡同的樹影在燈光下搖曳，走到門口，忽然發現大門兩邊的樹影下站着兩個人，嚇了我一跳。我不認識她們，但一看那裝束神情就知是街道上的造反派，我不明白這時候她們站在這裏幹什麼，心中奇怪，她們也在黑影中一聲不響地盯着我。我推門走了進去。
半夜時分，門被砸得山響，一群陌生人闖了進來，他們手掄着「武裝帶」，破門而入後一句話不說就開始又翻又砸。當時父、母都已被關進單位的「牛棚」不能回家，家裏只有奶奶帶着我們幾個孩子，他們喝令我們站在一邊低頭認罪。
只聽皮帶掄得呼呼響，耳邊一片稀里嘩啦的破碎聲。他們闖進來時我認出其中兩人就是傍晚站在我家大門口的那兩個，我想，這就是抄家了。
他們不停地在屋裏亂摔亂砸，過了一會兒，有幾個人趴在牆上或地上一邊敲一邊聽。事後我才知道，他們是在找夾牆或地窖。可當時心裏非常奇怪，不知他們在幹什麼。幾個屋子都這麼折騰遍了，最後有人突然喝問：
「說！你們家的金條都藏哪兒了！？」
這句話令我瞠目結舌，真是聞所未聞。
從進入中學爭取「入團」開始，我就知道了我家的「問題」是屬於「思想上、政治上」的，因為父親是「右派」。為此，團組織找我談過多少次話，我也「認識」過多少次，全都圍繞着這方面。
可現在，他們忽然對我提到什麼「金條」，問我家有沒有金條。
這話我聽起來簡直太荒謬了，不由得脫口而出：
「我父母都是靠工資吃飯的，我家哪兒來的金條？」
有一個紅衛兵小將掄着皮帶喝道：
「還不老老實實交待！還敢頑抗！要不是剛剛頒佈了『十六條』，毛主席叫我們不要打人，我！我真想打人！說！金條藏哪兒了？！」
「說！你們家的秘密地窖在哪兒？」
皮帶帶着呼呼的風聲一下一下抽在椅子上，把椅背上的漆都抽掉了。
多年後我才知道害怕：
阿彌陀佛！幸虧公佈了十六條，多麼偉大英明的毛主席！
阿彌陀佛！多麼聽話的紅衛兵小將！這真是紅衛兵最聽毛主席的話！
正在鬧着時，忽聽有人在院裏興奮地喊了起來：
「快來！地窖在這兒呢！」
他們一窩蜂地沖了出去。
院裏一個隱蔽角落有一間屋子，門緊緊地被一把大鐵鎖鎖住，他們認定金條藏在這裏，勒令我把門打開。我告訴他們這院子是單位宿舍，這是公家的房子，裏面堆的是公家的一些雜物，我沒有鑰匙。他們不信，喝道：
「到現在你還不老實！你們家的金條准藏在這兒了，趕快打開！頑抗到底，死路一條！」
他們嚷嚷着要砸門撬鎖。這時有位鄰居出來，證明我說的是事實，這間屋子是公家的，裏面堆着一些建築材料，都是公家的東西，鑰匙在單位。
他們根本不聽，問他是哪兒的，與我家什麼關係？那位鄰居說他也住在這院，與我父親是一個單位的。還是不行，問他什麼出身，於是人家正色道：
「我出身貧農，革命退伍軍人，現在是單位的保衛科長。」
這樣，他們才不喊了，也不再要砸那間屋子的門了。
他們又回到了屋裏，在一堆破碎雜亂的東西中進一步地仔細翻騰。不一會兒，從父親書桌的抽屜中翻出了一張集體合照，他們認出了上面的幾位國家領導人。於是在一片驚愕的議論聲中，我聽明白他們原來對我家的情況一無所知。他們既不知道我父親姓甚名誰，也不知道他做什麼工作、在哪裏上班，連我們這院是單位宿舍都不知道，還以為這整個院子是我們家的。
到這時我才注意到來抄家的人，除六、七個街道上的造反派外，還有十幾個穿黃軍裝、戴紅袖章的紅衛兵，其中大部分紅衛兵竟然都是外地口音。
後來，他們又翻出了我母親的日記，其中寫到對於父親被劃為右派想不通，他們說是反動日記，交到母親單位，從此我的母親再也沒有回來。
找不到金條，也沒看出有什麼值錢的東西，這時天已亮了。他們有人去打電話叫卡車。其他人沒事幹，開始審問我奶奶。問她什麼出身。奶奶說是地主。有一個紅衛兵就掄着皮帶喝道：
「你這個老地主，現在蔣介石喊着要反攻大陸，你一定很高興吧？你整天盼着他回來吧！」
這又是太荒謬了！我忍不住又說：
「我奶奶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那個人掄着皮帶說：
「你還敢頑抗！把她捆起來！」
於是他們用繩子把我的手從後面捆了起來。
他們還嚷嚷着要把我奶奶遣返回鄉，交給貧下中農專政。一個街道上的人（後來我知道是街道主任）說：「我去給派出所打電話！」
一會兒她回來了，把那個總是掄着皮帶的紅衛兵叫了出去，在外面小聲說了些什麼，就再也沒提遣返的事。
大卡車來了，他們開始往外抬東西，一箱箱一件件。
可能是那位鄰居給父親單位打了電話，單位很快來了人。他們來時，第一車東西已經拉走，正在裝第二車。他們進屋來看了看說：
「這些書不能拿走，這裏很多都是公家的。」意在保護這些書。
其實即使他們不說，抄家的人也不會要那些書，他們已經把書都倒在了地上，只是費勁地把放書的大書架和幾個高大的玻璃書櫃抬走了。
大卡車拉了三回，拉走了我家所有的東西，只剩下幾張床，一張方桌，幾把椅子，這些都是從父親單位借的，上面釘着刻有單位名稱的銅牌牌。還有就是一地的碎片和一大堆書。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抄家的原因。
當年我們搬來時，單單是書，就用了兩大卡車，一個個大木箱，沉甸甸地往下抬，這情景不知被街道上什麼人看在眼裏，記在心頭，認準了那裏面是金條！所以「文革」一開始，街道上的造反派就找來了一幫紅衛兵（其中大部分是來京串聯的），到我們家抄家找金條。
但有意思的是，最後他們拉走了我家所有的東西，包括那些大書架和玻璃大書櫃，唯獨忽略了那些曾使他們認為是金條的書。說起來，那裏面還真有些值錢的版本和一些值錢的字畫呢。後來父親單位的人把這些都拿走了，「文革」後期，國家作價買了去。
後來，開始退還抄家財物，還成立了一個辦公室，那時我早已去農村插隊。那年回家探親時，我找到了那個辦公室，並不指望要回什麼東西，只是希望能得到正名。人家翻了半天，最後說抄家名單上沒有你家，說凡是我們抄過的這裏都有紀錄，拿走的財物也都有登記，於是讓我看一個大表格，密密麻麻的。
於是我才弄清楚，街道辦事處，是政府最低一級的行政機構；而街道居委會，只是群眾性的組織。那次抄我家的是街道居委會的人，我又跑到居委會去問。當年參與抄家的人都說這事不是她們負責，是某某校的紅衛兵。我又到那學校去問，說都去農村插隊了。至於來京串聯的那些紅衛兵，就更無法找了。
我再跑到退還財物辦公室，得到的最後答覆是：這是群眾運動，要保護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對這事我們應該理解。
於是，我對這次抄家的最後理解就是：抄了就抄了吧，你就當它沒發生過。
二、土匪與存摺
小時候最喜歡聽奶奶講故事，不是神話傳說之類，而是奶奶親身經歷的各種事情。奶奶能把當時的每一個細節和心情都記得清清楚楚，講得活靈活現，引人入勝。後來父親常說，可惜奶奶不寫小說，要寫一定能寫得非常好。
奶奶出身名門世家，但奶奶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離亂之中度過。
奶奶與爺爺結婚後就一起離開了家，那時她才十幾歲。先是陪爺爺到日本去學習，然後回國教書，輾轉於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一些大學之間。
有一年他們又要坐船上路，正是大夏天，頭上大太陽曬着，那時我父親還不到一歲，並且正在生病拉肚子。
「怎麼辦？真是把人急死着！過後還是你爺爺想了個法子，把舊衣服撕成片，有那麼一大包，一路走一路換，換下來就不要了，丟到水裏。」
奶奶稍帶些桐城口音的繪聲繪影的述說使我聽得入了迷，絲毫也沒有體會到其中的艱辛。
抗戰初期，父親十幾歲。當時爺爺在北京已經另娶，奶奶帶着父親在安徽老家過日子，他們母子二人逃難到桂林。一天敵機來轟炸過後，聽說那個最大的溶洞擠死了人，當天父親去的地方離那個大溶洞很近，奶奶拔腳就往那裏跑。奶奶說：
「嚇得我呀，腳都軟了！跌跌撞撞地跑到那裏，遠遠看去，那裏哭天搶地擠作一團……唉，可憐喲！」
那天父親沒在那個溶洞裏，可是他看見敵機投的燃燒彈正好都落在他們租寓的那一片地方，警報一解除他就拼命往家跑，也是心急火燎。因為以往空襲警報，奶奶常常不出去，只是躲在屋裏那張厚實的大方桌下面，幸好那天出去買東西，敵機臨空，她就躲進了附近的一個小溶洞裏。
奶奶講述這事時，仍帶着那種驚魂未定的神情，不斷用手拍着胸口說：
「那天把我的魂都要嚇掉了！」
這個故事，直講到他們終於互相找到。我等了一會兒，見她不講了，就急着問：
「那房子呢，你們住的房子被炸了嗎？」
「炸了，那一片都炸平了，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那你們怎麼辦，住哪兒呀？」
奶奶想了想，輕描淡寫地說：
「記不得了，大概是住在親戚家了吧，當時桂林還有幾家逃難來的親戚。」
接着奶奶又說：
「那時逃難，太苦了！你們沒有經過，哪裏知道那個苦！現在總算一家人能安安穩穩地住在一起啊！」
可是奶奶說錯了，「文革」中我家家破人亡、家人四散。
那次抄家後，家中滿眼破碎、一片狼籍，無異於當年日本飛機轟炸後的廢墟，不同的只是房屋還在。
記得當時抄家的人剛出門，被迫低頭站了一夜的奶奶就迫不及待地指着床下，讓我爬進去。我以為奶奶的神經出了毛病，驚恐地看着她，說：
「奶奶，你要幹什麼？」。
奶奶一向愛整潔，舊衣服穿在身上也是纖塵不染、乾乾淨淨的。生病躺在床上也要時時梳頭，保持頭髮一絲不亂。可現在，奶奶頭髮有些蓬亂，臉上的神情讓我害怕。
看我楞着，奶奶更着急了，一手指着床下，又壓低了聲音說：
「快！我的枕頭在床底下，你快把它找出來！」
我嚇得二話不說，一骨碌鑽到床底下，把奶奶的枕頭拽了出來。只剩一個枕芯，是湖綠色舊緞子縫成的，奶奶接過來就撕，縫得很結實，撕不開。奶奶又讓我找剪刀，哪兒找啊，連抽屜都沒有了。
「奶奶！你要幹什麼啊？！」
奶奶急急地低聲說：「趕快！趕快把這個枕頭撕開！」
我從地上撿起一塊碎磁片，一划，撕開一條大縫，奶奶伸手進去摸，摸着了什麼，這才鬆了一口氣，一下癱坐在床邊上。
奶奶從枕芯里把手抽出來，手裏緊緊捏着一個小小的藍色存摺，遞給我說：
「等街道上的人（指來抄家的那些街道造反派）都走光了，你趕快到銀行把這錢取出來，一定要快！」
又說：「這摺子里有三百多塊錢，如今，我們只有這些錢了，這是我們的活命錢。」
前幾天，旁邊一個胡同的人家被抄了，接着就封了他家的銀行帳號，這是院裏的積極分子們議論時奶奶聽見的。我出門去取錢時，奶奶一再囑咐我，要小心，不能讓「街道上的人」看見，又說，也不要害怕，慌慌張張的也會被看出來。
奶奶給我們講過，當年在一次逃難途中遭遇搶劫，事前幸虧聽了同行一個親戚的建議，把錢縫進了枕芯里，所以只被搶走了包裹里一些零星的錢和幾件首飾。「文革」開始，父親被關了起來，母親也經常回不了家，奶奶知道亂世又來了，就把自己唯一的一個存摺縫在了枕芯里。抄家時，那個街道主任進來先四處看了一會兒，然後直接就來到奶奶床前，抓起了奶奶的枕頭。她揪出枕芯摸了摸，又使勁抖了抖枕套。奶奶說：當時我的心都提到喉嚨口了！
那個街道主任看看枕頭裏沒什麼東西，就把它扔在了地上，奶奶就慢慢挪過去，趁人不注意，一點一點地把枕芯踢到了床底下。
奶奶帶着我們幾個孩子，靠這些錢度過了最艱難的一段日子。若是沒有這些錢，真不知我們會是什麼樣。
後來，家屬們都要去幹校，我收拾東西時拿起了這個枕頭，枕芯上用線斜着縫了長長的一道。奶奶看着枕頭，又一次心有餘悸地說：
「那個街道主任比那些土匪厲害！那些土匪只曉得翻包里，哪裏會想到枕頭裏能藏錢，那個街道主任一定是知道的，她進了門就直接來翻枕頭！幸虧我把存摺藏在了枕芯中間，她沒有摸到，真是嚇死人哦！以後也不能再把存摺放在枕芯里了。」
當時我想，奶奶一定是年紀大了，有些糊塗了，怎麼能把響應號召積極革命的街道主任與土匪相提並論呢？
而且，「以後」？但願這一次奶奶又說得不對，但願再也沒有「以後」了。
三、小棉襖與中山裝
我曾經有過一件非常漂亮的中式小棉襖，本來不是我的，我也只穿了不到一個月，就換了另一件……，不過還是讓我從頭說起吧。
「文革」開始不久我家被抄，抄家時是夏天，我們身上穿着單衣，床上鋪着涼蓆，幾床毛巾被，就這麼多東西。稍厚一點的衣服與被褥都收在箱子裏，所有的箱子都被抬走了。別說冬天，連秋天都沒法過，怎麼辦？不過，這是當時奶奶在考慮的問題，而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些。
有一天奶奶說要給姑姑和另外的幾個親戚寫信。奶奶已經七十多歲，眼有些花，手也有些抖，寫個短訊與親戚們互通問訊或報平安都是我代筆。我問寫什麼？奶奶說問問他們有沒有多的衣服或被蓋，向他們要一些。什麼！向親戚們要？這太難以啟齒了，我不寫！奶奶說，知道你不會幹，但是這個事總要有人來做，天一冷，你們幾個穿什麼？冬天怎麼辦？這個臉我來舍，我去要。
於是奶奶讓我拿鋼筆來。奶奶的毛筆字非常好，從小臨魏碑的緣故，於重朴渾厚之中，又別有一種端麗絹秀。「文革」前，家裏還存有奶奶年青時寫的一些詩稿，一張張素雅的詩箋上，寥寥數行，疏密得當，那些比鋼筆字大不了多少的毛筆字，象是撒下的一片錦繡花朵。若是有人夸這字寫得好，奶奶就會很不以為然地說，唉，我這哪裏稱得上好啊，只不過會寫幾個字罷了。
「文革」前奶奶寫信必定要研墨，我常常自告奮勇幫忙，但幹不了一會兒又嫌煩，就鼓動她用墨汁。於是奶奶就以十分不屑的神情斷然表示拒絕，並感嘆我的字太不像樣，又嘆惜如今的學校竟然不認真教毛筆字，等等。
以前奶奶從不用鋼筆，不會用。在我看來簡直不可思議，居然有人不會用鋼筆？不過現在奶奶也只好用鋼筆了。毛筆和硯台摔碎的摔碎，拿走的拿走，什麼都沒有了。
我拿來我的鋼筆和本子，奶奶握着筆，慢慢地，一筆一划，開始寫。我看了幾封，都是寫給外地親戚的，先問候一番，然後就是：
「家遭變故，衣服什物無一留存，秋冬將至，袷衣、棉衣尚無着落。家中如有多餘衣物，望賜一、二。不多談，他日再謝！」
然後，奶奶計劃拜訪住在本市的親友。這反而不太好辦，想着那些人家也很可能和我家一樣的遭遇，即使沒有被抄，處境也一定是很危險的，以我們現在的身份貿然上門求助，怕給人家惹來災禍。最後好不容易確定了幾家，我陪奶奶去。都很遠，路上要換車。
有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換乘車站，剛上車不久，有人看奶奶滿頭白髮，就讓了座，我道了謝，剛要扶奶奶坐下，忽然不知從哪兒鑽出來一個帶着紅袖章的女紅衛兵，厲聲說：
「不許坐！先說，什麼出身！？」
奶奶低着頭老老實實地說：「地主」
「你這個老地主！解放前，你們騎在我們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出門不走路，坐我們勞動人民抬的轎子！如今解放了，你們出門還要坐我們勞動人民開的車，哼！讓你上車就不錯了，還想坐！還想騎到我們勞動人民頭上嗎？聽着，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你不許坐！」
一時間大家都僵在那裏，誰也不敢動。車轟隆隆地開着，那個座位就那麼空着，紅衛兵又指着那個讓座的人說：
「你坐下！」
那人趕緊說：「我就下車了，就下車了」，說着向門口擠去。
過了幾站，這個紅衛兵下去了，我才鬆了一口氣。當時我真怕她把我們轟下車，那麼長的路，奶奶可怎麼走啊！從那以後，坐車時再有人讓座，我們就說馬上下，即使有空座位也不敢坐了。
那時候誰家都不太富裕，但陸陸續續地，我家還是有了一些衣服，大大小小，肥肥瘦瘦，還有人給了一些棉花票、布票，還有一床半新的薄被和一條毛毯。有一天，寄來一張包裹單，奶奶一看字就說，是你大姑姑寄來的衣服。取來打開，果然是一包衣服。裏面的一件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們的目光。那是一件中式緞子小棉襖，銀白色底子，輕煙般若有若無的銀紅色撒花，花色奇巧。精緻美麗的盤花珠扣直到領口，領子不高不矮，線條優雅。棉襖里是一層薄薄的絲棉，摸在手裏溫軟柔和。
奶奶有些驚惶失措，把這棉襖拿在手裏看了看，又趕快扯過一角毛巾被蓋上。
直到晚上關好門，拉上窗簾，奶奶才讓我試試。棉襖穿在我身上大小合適，暖和又不臃腫。但奶奶一直心神不寧地小聲叨嘮着：「怎麼能寄這樣一件衣服來呢！那邊那個徐奶奶家有幾件緞子衣服，都被紅衛兵拿去剪碎了，這是『四舊』！怎麼能穿啊！」
聽奶奶說，我的大姑姑穿衣服非常摩登，她的衣服一直都是托人從上海或香港買。這次奶奶已經在信中告訴她不要寄那些摩登的衣服來，只要寄些很平常的就可以，但還是寄了這件棉襖，看來這已經是她最平常的衣服了。其他那幾件毛衣、針織線衣半新不舊，那樣式和花色也都是這裏所沒有的，好在穿在裏面還無所謂。只是這棉襖怎麼辦？穿在身上，邊邊角角總會露出來一點的。
這件棉襖攪得奶奶心神不寧，她不想讓我穿，但只有這一件棉衣我可以穿，最後，奶奶找來一些藍布，把這件小棉襖的袖口、領子、前後下擺全都嚴嚴實實地包了起來。那時我外面的罩衣是一件男式的藍色中山裝，因為太長太大，我把它的袖子和下擺往裏一折，用線一縫，是我自己縫的，那針腳比絎棉被的針腳小不了多少。
即使這樣，每天我出門，奶奶在家還是提心弔膽的。本來一個人關在家裏，就容易把想像中的恐懼放大好幾倍，再加上那天在公共汽車上的事情把奶奶嚇怕了，她總怕我走在街上就被紅衛兵攔住掀開外衣。我告訴奶奶沒那麼可怕，但是沒有用，在奶奶眼裏，這件小棉襖簡直成了不祥與災難的象徵。
過了不久，又寄來一件半舊的水綠色與茶色條紋布面的小棉襖，奶奶馬上讓我換下身上那件，把這件穿上。
天氣暖了，準備把脫下的棉衣收起來時，我才想起那件銀白色的小棉襖，我問奶奶那件棉襖哪兒去了，奶奶如釋重負地說，早送到委託行賣了，我聽了，也跟着鬆了一口氣。聽奶奶說，那件小棉襖賣了八毛錢。就這樣，我們穿着親友們給的衣服過了好多年。那件藍色中山裝，夏天單穿，冬天罩棉襖，我穿着它去插隊，穿着它回家探親。一天晚上街道上的人來查戶口，進來一屋子人，她們就指指點點當面議論我說：「這孩子對自己要求嚴格，能與家庭劃清界限，瞧她穿衣服多樸素。」
我一時楞住了，原來還有人這麼看問題？
於是我第一次暗暗把自己審視了一番：無論冬夏，一件藍色中山裝，下擺縫着半寸長的黑色針腳，因為家裏沒有藍線，我也沒覺得黑線有什麼不好。一條灰色的長褲，稍稍有些短。
哦，原來這樣的衣服就叫樸素？原來穿這樣的衣服就叫要求自己嚴格？原來只有當我的家被他們洗劫一空、自己別無選擇地穿着別人給的衣服的時候，這才叫「與家庭劃清界限」？也就是說，當我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隻腳，這才是我在這個世界上所應處的位置？
當然，這些具體的想法，是以後才有的，當時只是一種感覺。
我忽然又想到：當初奶奶不讓我穿那件小棉襖，真是太對了，否則，萬一不小心被她們看見，不知又會招來什麼災難。而我，還一直認為奶奶有些小題大作呢。
那件條紋布小棉襖，去年清理衣物時我從箱子底下拿了出來，想了想，又把它放了回去，我準備把它改成一個椅墊。
我以為我早已忘了那件銀白色小棉襖，可是去年過年前後，看到大街小巷到處都有穿着漂亮唐裝的男男女女，綢子的，緞子的，盤龍的，撒花的，各式各樣，爭奇鬥艷。我也想買一件，於是就到各商店去轉。進門就問，有沒有銀白色的？人家指給我看一件，不對；又看一件，還是不對；單是那花色就不能令我滿意，不是花的顏色太紅，就是整體顏色太暗，總之，沒有我想要的那種。
於是，我才意識到，我腦子裏其實一直有着那件銀色小棉襖的影子。還記得當我第一眼看見那棉襖時，在一片灰灰藍藍的衣服中，只覺得它發出淡淡的光，象一彎皎潔的明月。此後在我的記憶中，這銀輝就一直環繞着這件衣服。有着這樣的銀色月輝的照耀，又有哪件衣服能比得過它呢？
其實我也知道，那不過就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漂亮衣服。
可是，生命中有些東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永遠不再回來。
四、歷史、虛構與現實
第一次看《紅樓夢》，還在讀初中。寶、黛、釵之間的事，看得糊裏糊塗。賈府被抄家一節，卻有印象，覺得很可怕，賈府的人很不幸。
「文革」後再看，自己有了被抄家的經驗，越看越覺得賈府的人還算不上不幸。
當抄家的公差突然闖進賈府時，他們驚得四散奔逃，同時喊着：
「不好了，不好了，多少穿靴戴帽的強盜闖進來了！」
只這一句話，道盡了被抄人家的驚恐與惶亂，不是親身經歷，是絕對說不出的。也許這並不是小說作者的親身經歷，但那次慘痛抄家的情形，肯定是通過講述，在家族的歷史中流傳，這種細節，是編不出來的。「穿靴戴帽」是公差打扮，代表着官府權威。平時他們隨便進不了賈府，即使奉命進去辦什麼事，也是畢恭畢敬，大步都不敢邁，更不要說進內宅了。現在他們忽然凶神惡煞地直闖內宅，而且翻箱倒櫃，又砸又搶，十足的一群強盜。可是仍然穿靴戴帽，仍然代表着官府權威。所以「穿靴戴帽的強盜」，這個名字再恰當不過。
賈府的人並沒有因為他們「穿靴戴帽」代表着官府，就不敢說他們是強盜，而是衝口而出，意識中沒有任何阻礙地喊出了「穿靴戴帽的強盜」這樣一個詞組。把「穿靴戴帽」與「強盜」聯在一起，這在他們以前的語境中，是絕對沒有的。
說他們算不上不幸，也正在這點。做為一個人，在災難來臨的一剎那，他們能夠毫不含糊地遵循着保護自己的本能：不管你是誰，只要來搶劫我的家，你就是強盜。其實，這也是為人的最低權限，連動物們都懂得保護自己的窩不受敵人侵犯，更何況人。
而我們，在熟睡的深夜裏，被驚心動魄的砸門聲驚醒，看着那些陌生的、戴紅袖章的人氣勢洶洶地闖進屋；看着母親那麼珍愛的花瓶、磁器被他們一個個抓起，狠狠地摔在地上；看着父親視為至寶的膠版唱片被他們踏得粉碎；看着家被搗毀，家裏最後一箱衣服被他們抬走；我們沒有憤怒，沒有反抗，更沒有認為這是強盜行為，有的只是對這種「革命行動」的完全順從。
當時，對一些具體的小事，我可以提出抗議，比如，家裏確實沒有金條，比如，奶奶確實沒有歡迎蔣介石回來的意思。可是，對於他們的抄家，即使後來暴露出那麼多的荒唐可疑之處，我對它的正義性仍沒有絲毫的懷疑。
做為一個人，在那個時候，是什麼，使我連自己的家都不敢保護？是什麼，使我喪失了這種最起碼的自我保護的本能？
斯大林大清洗當中，那些為蘇維埃政權身經百戰、出生入死、赫赫有名的開國功臣們，在法庭上當着世界各國記者的面，「坦白承認」了種種子虛烏有的「謀殺斯大林」、「推翻蘇維埃政權」的罪名，願意接受極刑判決。這並不是嚴刑拷打的結果，而是他們的忠心與對領袖的崇拜使然。審訊他們的人最終使他們相信：承認自己的死罪，被判處死刑，這是革命的需要。
做為一個人，在那個時候，是什麼，使他們連自己的生命都不敢保護？是什麼，使他們最終相信，連自己的生命自己都無權擁有？
一群街道上的居民夥同一群中學生，僅僅因為懷疑一戶人家藏有金條，另外，還因為這家是新搬來的「外來戶」，人地生疏——這一點是當我對人性有了更深一步了解時認識到的，於是就去抄了這一家。市井中種種無端的猜疑和欺生的劣根性，青少年中的幼稚無知和盲目熱情，這是任何時候、包括現在，都存在着的。那麼，在那個時候，是什麼，使這樣的一些人聚合起來，膨脹起來，野蠻地搗毀了一個與他們素不相識、無冤無仇的家庭？
日本電影《追捕》裏，關在那個可怕的醫院中的「病人」，曾經都是些意志堅強的傑出的人，進了那個醫院就完全變了。命令他用錐子扎自己的手，他就笑嘻嘻地狠紮下去；叫他從高樓上跳下去，他就快樂地、毫不猶豫地跳下去。原來，他們是被強迫吃了一種「神經阻斷」劑，他們的大惱被洗劫一空，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意識和意志，一切聽命於他人。
我知道那是電影裏的虛構，實際上那種藥和那樣的情形都是沒有的。但前前後後的想了想，我又有些拿不準了，那是百分之百的虛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