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從公元前606年到公元前586年的二十年時間裏，以色列先後三次被新興的巴比倫帝國所滅，國王及貴族被擄往巴比倫城。直到公元前538年，波斯國王居魯士大帝統治巴比倫時期，猶太人才被允許從巴比倫流放地返回耶路撒冷。
這次回歸，不僅是歷史事實，而且更具歷史意義。說它是歷史事實，是因為著名的歷史文物「居魯士圓柱「記載了此事，聖經里也多次提及。說它具有歷史意義，是因為它將猶太人的命運與耶和華（猶太教里的上帝）應許的以色列重新聯繫起來。
以色列是猶太人心中永恆的燈塔，猶太人回歸以色列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為過。這不僅僅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遷徙，而是回歸自由和解放。數千年後的今天，散佈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依然要回到耶路撒冷，擁吻象徵着猶太人「終極目的地」的西牆（哭牆）。無論身在何處，無論他們的祖先何時離開故土，猶太人的命運都與以色列這塊土地緊密相連。從耶和華把以色列許給猶太人的那一刻起，回歸便成為他們永恆的盼望。
耶和華是猶太人唯一的主宰，也是他們力量和勇氣的源泉。流亡和遷徙是猶太人的宿命。即使經常面對絕境，但他們從未屈服於命運，因為他們知道耶和華會拯救他們。以色列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上的家園，更是猶太人靈魂深處渴望的歸宿。
《出埃及記》記載了猶太人逃離埃及的壓迫和剝削，返回上帝應許之地的故事。法老用盡各種藉口阻止他們離開，但他們毫不動搖。他們克服了法老施加的接連不斷的災難，最終踏上了前往曠野的旅程。他們寧可選擇進入曠野而不是留在埃及，展現了他們返回上帝所揀選的故土的決心。正是以色列這片土地，始終煥醒着猶太人回歸故土的夢想，並支撐着他們重建聖殿的希望。對於散落在地球各個角落的猶太人，以色列是永遠閃耀着自由與解放的光輝的燈塔。
以色列人從巴比倫回歸併非對《出埃及記》的簡單複製，而是它的升華版。《出埃及記》和從巴比倫回歸的核心主題是猶太人與耶和華的盟約。與其他歷史上的民族不同，猶太人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們與上帝的聯繫，當猶太人跟隨或順服耶和華時，他們就能實現自己的願望；反之，如果他們違了背耶和華的旨意，就會受到懲罰。猶太人被流放到巴比倫，就是因為他們拒絕信奉耶和華而得到的應有的懲罰。
02
波斯帝國疆域遼闊。鼎盛時期，其疆域西起巴爾幹半島，南至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波斯帝國發展出一套高效的中央集權行政體系——總督制度。該制度非常靈活，波斯人經常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進行調整。他們甚至容忍政治難民，欣然接納那些在國內失勢的希臘政治家，例如雅典的阿爾西比亞德斯。考慮到當今西方一波接一波的反難民浪潮，兩千多年前波斯人就願意為難民提供庇護，這着實令人驚嘆。這或許也對居魯士大帝後來統治巴比倫時推行的宗教寬容政策產生了影響。此外，波斯帝國統一使用官方語言，這並非旨在統一文化，而是為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征服了近東的幾個帝國之後，波斯皇帝居魯士大帝將目光轉向了巴比倫。遺憾的是，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關於這段歷史只有寥寥數段提及。而且這些段落似乎更多地是在講述居魯士的傳說，而非有關征服巴比倫的歷史事實。當居魯士的軍隊逼近巴比倫時，底格里斯河的一條支流金德斯河阻擋了他的去路。居魯士命令他的軍隊駐紮在河岸邊，在河的兩岸各修建一百八十條運河，以報復底格里斯河的「傲慢」。第二年早春，波斯人進軍巴比倫，並在城外與巴比倫人交戰。巴比倫人戰敗，撤回城內。居魯士圍攻巴比倫，並將其封鎖。最終，波斯人通過引河水形成湖泊，從而突破了城防，進入巴比倫。
這個故事的前半部分顯而易見來自於傳說。因為在居魯士時代，他的士兵怎麼可能在短短几個月內完成如此驚人的工程奇蹟呢？然而，這段敘述也為我們揭示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征服的統帥是居魯士大帝，而且征服過程相對和平，巴比倫人似乎並未對入侵者進行頑強抵抗。這種相對和平的過渡對於維持巴比倫原有的統治體系、保護貴族、地主和商賈的既得利益至關重要。避免戰爭帶來的暴行，確保了新巴比倫帝國先前統治者所開創的繁榮得以延續。
居魯士征服之後，巴比倫被併入波斯帝國，成為其一個行省。得益於居魯士的懷柔政策，「帝國建立之前的種種習俗在波斯統治下繼續發揮着重要作用」。居魯士顯然非常重視巴比倫地區，這可能是因為該地區對波斯帝國繁榮的經濟和多元文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巴比倫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值得關注。如今，人們普遍認為自由的政治制度有利於經濟發展。最顯著的例子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在短短30年內，中國經濟從一個貧困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成功歸功於中國政府改變了意識形態，歸還了人民一部分自由。這些自由本應是人民的權利，此前卻被政府剝奪了。其實這套政策兩千多年前居魯士在巴比倫已經採納過。或許將居魯士在巴比倫實施的制度稱為民主制度並不準確，但它確實與自由和公民權利息息相關。
首先，土地的重新分配是基於功績而非世襲的社會等級。在波斯統治之前，貴族通過繼承擁有大部分土地。居魯士掌權後，他將土地賞賜給為國家效力的人，特別是士兵或帝國軍隊的將士。但這些受賞者僅擁有土地的使用權，而非所有權。這項措施避免了通過繼承產生新的食利階級，同時土地作為一種激勵手段，也最有利於統治者。其次，更重要的是，「與波斯王室掌控一切不同，在巴比倫，一切都由私人企業家負責。」波斯人延續了巴比倫帝國推行的自由企業家精神，並發展出一種市場經濟。「私人企業家在巴比倫經濟管理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因此取得蓬勃發展。」
為了更清晰地闡明自由在社會和經濟進步中的關鍵作用，我們引用希羅多德評論雅典戰勝斯巴達、波俄提亞和卡爾基迪亞聯盟的勝利的話：「平等和言論自由不僅在某一方面，而是在所有方面都顯然是有益的……這清楚地表明，當他們被奴役時，他們不會竭盡全力，因為他們是在為監工效力；但當他們獲得自由時，他們理應取得勝利，因為每個人都在為自己而戰。」自由是人類的固有屬性；自由擁有強大的力量，能夠幫助個人或機構實現其目標。
03
居魯士時代遺留下來的重要文物「居魯士圓柱「上的銘文宣告了所有流亡民族的解放：「我召集了他們所有人，並將他們送回了他們的定居點。」「我讓他們毫髮無損地回到了他們的居所，回到了讓他們感到幸福的聖所。」居魯士不僅允許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也允許所有其他流亡在巴比倫的民族返回他們的祖國。
歷史記載中沒有任何篇章比希伯來《聖經》更清晰地描繪了居魯士在促成猶太人回歸以色列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希伯來《聖經》裏記載了這項劃時代的詔令：「波斯王居魯士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我，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你們中間凡屬耶和華子民的，願耶和華他的神與他同在！讓他上去吧！」（歷代志下36:23）
這段詔令在緊隨其後的《以斯拉記》開篇（以斯拉記1:1-2）里再次出現，這樣的重複強調了該詔令的重要性。居魯士還要求他的臣民：「凡倖存者，無論住在何處，都要得到當地居民的幫助，用金銀、財物和牲畜，以及為耶路撒冷聖殿獻上的祭品。」（以斯拉記1:4）居魯士不僅釋放了被擄的猶太人，還允許他們帶着所有財產和物品前往耶路撒冷。此前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聖殿掠走的器皿也歸還給了猶太人（以斯拉記1:7）。居魯士的仁慈不僅使猶太人一路受益，最終抵達耶路撒冷，還幫助他們重建了聖殿。「他們用居魯士賜予的賞賜購買了雪松木材」（以斯拉記3:7）。
繼任者延續了居魯士對宗教寬容的做法，允許人們敬拜地方神靈。居魯士被猶太人稱為解放者，因為他永遠地改變了猶太人的命運。有意思的是，當代伊朗人也尊居魯士為建國之父。如果考察他對猶太流亡者的慷慨關懷，他無疑配得上「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稱號。能被現實世界的人稱作仁慈的君王，又在《聖經》中有聖賢地位的人，舉世罕見。
居魯士對不同宗教的寬容在今天依然具有啟發意義。居魯士時代的波斯，是一個信仰眾神的國度。居魯士能夠容忍猶太人的一神教，並允許耶和華的兒女返回耶路撒冷，建造聖殿，這大度讓人敬佩。然而，耶和華不允許他的信徒敬拜其他神靈，並對違者施以嚴厲的懲罰。當我們審視當今以色列和伊朗的關係時，我們不得不面臨一個困境：一位多神教徒曾向一神教徒提供至關重要的幫助，並被尊為他們的解放者，而他們的後人卻視對方為異端，水火不相容，勢不兩立。我們重溫這段發生在2500年前的歷史，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居魯士之於伊朗，就如同華盛頓之於美利堅，兩人同為建國之父；居魯士之於猶太人，就如同林肯之於美國民族，兩人同為拯救者。
居魯士對待外邦人和流亡者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猶太人被從他們在猶太的家園擄掠到巴比倫，淪為俘虜。外國人身處異國他鄉，總是處於弱勢地位，更遑論淪為俘虜。記得前幾年參議院對一位總統任命的候選人進行質詢，這位被質詢者是一位來自俄羅斯的移民。因為她出生並成長於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因而被懷疑是共產主義同情者時，被質詢者不無悲傷地回答：「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無法決定我的出生地。」
對外族的流放、驅逐、偏見、歧視和隔離從未在國際舞台上消失，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會消失。居魯士統治時期，這些惡劣行徑沒有了市場，但後居魯士時代，這些悲劇卻一再重演。有人可能認為居魯士生活在數千年前的古代，他的故事是編造的。對於這種說法，我們應該記着«希伯來聖經»里的話：「你們當查考巴比倫的皇家檔案，看看居魯士王是否頒佈過重建耶路撒冷聖殿的詔令。願王將此事指示我們。」（以斯拉記5:17）
居魯士允許猶太人返回以色列的政策，不僅改變了猶太民族的命運，也永久地改變了人類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