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延續到1958年1月底的「反右補課」中，北京大學有716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文革後，715人得到改正，唯一一個沒有得到平反的就是本文的主角顧文選。
顧文選的罹難源於1957年5月25日那場著名的辦公樓「控訴會」。
在5·19之後的鳴放中，西語系三年級於5月24日組織了一場小規模座談會。據當年參加座談會的法語專業54級學生夏曙蕾回憶：座談會規模不大，在哲學樓一個教室舉行。當時北大黨委副書記謝道淵到場，但只聽沒有表態。因為這個會是西語系54級的會，56級的顧文選沒有參會。
在這次會上，西語系英語專業54級學生周鐸發言，講述了自己在公安系統工作時肅反運動中受迫害的經歷。一個名叫時榮章的黨員學生也在會上披露了黨支部原先如何確定肅反重點的計劃。
周鐸的遭遇以及時榮章的發言，令在場的聽眾情緒激動，當場就有人高呼：「我們要控訴！」在場的馮至先生說：這簡直是傷天害理的事。主持會的西語系助教黃繼忠和西語系學生會遂決定召開更大規模的會議，定名為「三害控訴會」，於5月25日在辦公樓禮堂召開。
在5月25日的控訴會上，顧文選參會並成為重點發言者，他講述了自己在肅反中的遭遇，據顧文選自述，他1949年參加「革命」，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肅反中被以「污衊打擊領導、拉攏小集團、文藝思想反動」的罪名遭批鬥和毆打，他還手保護自己，結果被指控為打人，關進監獄，被非法關押四個月。終因無法定罪被釋放。他因此丟了工作，幸而文化素質較高，在當時向科學進軍的寬鬆環境中考取了北大西語系。顧文選的講述繪聲繪色，很有感染力。頭一天在西語系54級會上發言的周鐸也講了自己的經歷，他也曾在公安機關工作，並且也與顧文選一樣在肅反中受害，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備受虐待。周鐸在講述自己遭遇時十分動情，聲淚俱下。
那場控訴會聽眾很多，年輕的學子們很多沒有經歷過肅反，北大的肅反也規模較小，手段遠沒有公安局的嚴酷，因此，對顧文選和周鐸的控訴，聽眾反應非常強烈。很多人震驚於艷陽天下的新社會，竟會有如此無法無天的事情！不少人因同情和悲憤而落淚。
後來的反右中，在控訴會上製造了全校影響的顧文選，毋庸置疑地成了極右分子。1957年，他以「反革命煽動」罪被捕入獄，判刑8年。
顧文選刑滿後，因無家可歸，只能在農場就業。後外逃蘇聯被引渡回國。
1970年2月，北京市所有機關、學校、工廠都收到了一份北京市軍管會發佈的《通知》，《通知》說：為了加強對一小撮反革命勢力的專政，狠狠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審宣判一批現行反革命分子。現將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發給各單位，請各級革命委員會，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組織革命群眾認真討論，提出處理意見，速告市公法軍管會。
在這張通知上，顧文選是五十五名罪犯之首犯，關於他的罪行是：現行反革命叛國犯顧文選，男，三十六歲，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農場勞改就業人員，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經常散佈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刑滿就業後多次策劃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國境，叛國投敵，並出賣了我國重要情報，後被引渡回國。
1970年3月5日，顧文選以叛國投敵罪，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1978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為右派分子落實政策的55號文件。北京大學根據文件精神，成立了第二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右派的複查和改正工作。據《北京大學紀事》中關於右派改正的記載，至1986年2月，經過複查，原劃右派予以改正的715人，並作出了複查結論。維持原劃的1人。這1人就是顧文選。
為何顧文選仍維持原劃？根本的原因還在於他的所謂「叛國罪。」1979年北大第二落實政策辦公室的匯報中關於顧文選是這樣記載的：「顧文選，西語系調干生，原在公安部門工作，57年鳴放對肅反有攻擊性言論，他在西語系組織一個控訴會，控訴肅反運動，在禮堂開幾百人參加，氣氛搞得很緊張，超過大鳴大放，造成了很大影響，後來在1966年左右逃到蘇聯，過了幾個月，被蘇聯驅逐出來，公安局審訊，在蘇聯出賣了我情報，罵我們，沒什麼油水就把他推回來，後判了死刑立即執行，叛國投敵產生了嚴重後果。證明了他57年對黨是有仇恨的，根本立場是反黨的，這個人不能改。」
顧文選的「出賣情報」肯定是子虛烏有的，一個在勞改中監禁多年的犯人何來情報可出賣？但這種莫須有的罪名也沒有可能去證偽。顧文選在鳴放中的「控訴」本已在當時就轟動全校，把他後來的「叛國」與當年的「控訴」聯繫起來，自然就順理成章地得出了「對黨有仇恨，根本立場是反黨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