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下看，有用毛筆記賬的發黃的賬本，解說員說它是地主分子家私藏的變天賬。有精緻的水煙袋和精美的餐具茶具，解說員說它是解放前地主富農過着花天酒地生活的見證。有蔣介石、閻錫山的戎裝照片，解說員說它是階級敵人盼望在台灣的蔣匪幫反攻大陸。還有一把日本人的軍刀，解說員說它是階級敵人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武器……
越看，我越是驚奇，越是憤怒。真沒想到，在全國文化大革命一派大好的形勢下，這些「地、富、反、壞、右」分子，就像報紙上宣傳的那樣，像冬天裏的大蔥——根黃葉爛心不死啊！他們念念不忘恢復失去的天堂生活，念念不忘復辟萬惡的資本主義，念念不忘讓貧下中農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偉大領袖毛主席說：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看來，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高瞻遠矚、洞察一切哪。
我擠在參觀的人流中，一邊聽解說員義正辭嚴地講解，一邊傾聽身邊人們的議論——
有的說：「瞧這些黑五類分子，人前一面，人後一面，家裏私藏了這麼多好東西！」
「是啊，對這些傢伙就該批鬥，就該接受勞動改造，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決不能心慈手軟！」
忽然，一個展櫃赫然吸引了我，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卻是真真切切的事實。櫥窗里的展品，有聽診器，注射用的針管，扎針用的銀針包，藥箱，還有許多裝藥的瓶瓶罐罐。展柜上面寫着一行黑色大字：「歷史反革命分子馮某某私設地下醫院」。啊！這不就是那一天，我們家遭抄家被抄走的物品嗎？我家被抄，我感覺在老師和同學面前是一件丟人的事情；被抄的物品又被陳列展覽出來，明顯是一種恥辱；我又在現場參觀，更是一種說不出的難堪。那一行黑色大字像銳利的銀針一樣，刺着我的雙眼；那些看病器械像銳利的銀針一樣，刺着我的雙眼；身邊同學們瞅我的目光像銳利的銀針一樣，刺着我的雙眼。
此時此刻，我臉發紅，臉發燒，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激動，羞臊，慚愧，無奈，心裏像打碎了的五味瓶子，甜酸苦辣咸一起湧上來。我真恨不得地下有一道縫，牆角有一個老鼠洞，讓我立刻鑽進去，立刻消失得無影無蹤，不要讓同學們看見我，不要讓老師看見我，不要讓熟人看見我。我不知道我的腳步是怎樣隨着人流一步一步挪出那間展覽教室的。
最後一個教室展覽的是「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某某某」，講解員說，此人擔任某公社供銷社主任，多年來他利用職務之便，貪污了許多貴重商品，有綢緞被面，有時尚衣裳，有縫紉機自行車，嶄新的手錶就有幾十塊，整整裝滿了一屋子。
那年月，社員們上供銷社購買商品，許多商品都需要憑票購買。這個主任竟然貪污了這麼多貴重商品，參觀的人們義憤填膺，表現得比參觀前面的展覽還要憤恨，邊看邊罵，說這個主任應當槍斃才解恨。在這個展室，我也是被人群機械地推擁着走出來的，我的腦子裏縈繞的仍然是關於父親的那個展櫃。
參觀終於結束了，同學們三三兩兩結伴，有的回家了，有的玩耍去了。我悄悄躲開眾人，獨自沿着鄉間小道回村。
對於展室里父親的展品，我腦子裏翻來覆去思索着，怎麼也想不明白。
我的祖上是行醫世家，祖父、伯父、父親、姑父、堂兄等，全都是醫生，尤以治療眼科而聞名。父親原籍鄉寧縣石固村，解放前，祖父帶着伯父和父親到稷山、新絳、萬榮一帶行醫，最後落腳到了萬榮縣丁樊村。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加入了中共黨組織，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相約其他幾位個體醫生在村里創辦了一家聯合診所，並把自家的私人診所無償捐給了集體，深受老百姓歡迎。
父親為此被上級領導看中，送他到運城進行醫療培訓，學習西醫，又調他到高村鄉擔任鄉醫院院長。父親逐漸成為一名中西醫結合、尤其以治療眼病、兒童病出名的醫生，就是動外科手術，當時在萬榮縣也是一把好手。
天有不測風雲。到了1964年「四清」運動中，搞人人過關，父親被清查出來歷史問題。原來，解放前他在新絳縣董鎮行醫時，因為給該縣閻錫山偽政權縣長的母親治好了眼病，該縣長為了表示感謝，送給順水人情，讓父親擔任董鎮偽邊村代理村連長。他告誡父親說，兵荒馬亂的，掛個公家職務，沒人敢欺負。
對此，父親既沒有答應，也不好當面推辭，回答縣長說回家考慮商量後再定。沒想到，該縣長竟然把他的名單給報到上面去了。三個月後，新絳縣就解放了。此事，父親一直被蒙在鼓裏，「四清」運動後期，組織上在敵偽檔案里查出了這檔子事，於是認定父親隱瞞歷史，混入中共黨組織。
最後對他的處理結論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處理，開除黨籍，降級使用，免去鄉醫院院長職務，回丁樊村衛生所擔任所長、醫生。「文革」開始，大隊的造反派竟把他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攆出衛生所，回生產隊勞動改造。
當了社員的父親，嚴寒酷暑參加勞動，學會了許多原本不曾幹過的農活。上級給村衛生所派來一位新醫生，可是新醫生醫術不高，大多數社員不信任他，患了病，仍然來家裏找我父親。都是鄉里鄉親的，父親實在不好推託，只能來者不拒，盡心治療。
其實，父親在家看病，無非是給患者針灸、注射、推拿按摩、點眼藥，診斷病情，提醒告訴患者應吃啥藥，打啥針，應該上公社或縣醫院檢查什麼病，完全是盡義務。再說這些治病的醫療器械，原本就是我們家私人診所的，大隊衛生所里還有更多的藥櫃和器械也是我們家的。
這次抄家展覽，給父親定的罪名是「私設地下醫院」，聽起來多麼可怕哪！一個行醫世家，在家裏存放一些醫療器械，豈不是再正常不過嗎？一個被剝奪了看病權力的醫生，在家裏利用業餘時間免費給社員看病，這又犯了什麼法？好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啊！但是，在那時，這個理向誰去訴說？又有誰會來評判？
由我家被抄的物品，由給父親定的罪名，我又聯想到在展覽館看到的其他物品，聯想到解說員的解說詞。展覽會上那些發黃的賬本，真的是地主富農記的「變天賬」嗎？那些照片和軍刀，真的是地主富農要迎接蔣介石反攻大陸，復辟資本主義嗎？這個疑惑在腦子一閃而過，突然意識到產生這一想法是極其不應該的，是反動的，是罪惡的。扭頭瞧瞧，四下無人，才稍稍放心了。
我悶悶不樂回到家，天已漆黑了，忍了幾忍，我還是向父母描述了展覽會上的所見所聞。父親聽了，長嘆一口氣，端着旱煙鍋默默抽煙。母親生氣又傷心地說：「我一直不同意你爸給人們看病，他就是不聽，甭說別的，他每天干農活，挑大糞，手也洗不乾淨，細菌不知有多少。結果呢，你瞧瞧，看病沒有看出啥事故來，反倒成了他的一樁罪過啦！」
「孩子，你看見哪裏擺沒擺放咱家的五塊大洋？」母親突然問我。
「沒有，沒有看見。」我竭力回憶，沒有一絲印象。
母親忿忿地說：「哼，該不會讓什麼人私吞了？」
「唉！快別說了，不怕惹事？」父親嘣出一句話。
那五塊大洋，以及那些醫療器械，直到1979年父親的歷史問題平反，也沒有退還。
2013年6月5日於凌空書屋
2017年8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