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再教育」本意之外的收穫
知青時代發生的重大事件，最令人震驚的莫過於林彪事件。林彪事件對知青，或者說是對知青中的一部分人就像一顆炸彈，把我們盲目信仰、盲目崇拜的狂熱腦袋炸懵了，也炸醒了。這部分人對歷史的反思，應該說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實際上，在官方公佈「9.13」事件之前，我和水文九隊的幾個知青朋友已經偷偷通過「敵台」聽到了相關的報道。九隊的朋友三個人一戶，住在山頂，六隊的我一個人一戶，住在山腰的長院子裏，有事的時候，他們往曬垻邊一站，喊上一嗓子就成。九隊知青的住房是由曬垻上臨時存放糧食的庫房改造的，周圍沒有其他住戶，我們幾個經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圍着鴨子（綽號）那台當時還很稀罕的半導體收音機，聽台灣、香港的節目，有時還可以收到日本NHK的華語節目。
知青下鄉後都有很強烈的反叛心理，越是官方反對的，越是要去做。比如唱「黃色歌曲」在知青剛下鄉不久就風靡一時。那時官方認定的黃色歌曲，主要有前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一些革命歌曲，如像「喀秋莎」「小路」「共青團員之歌」等；還有一些膾炙人口的抒情歌曲、電影插曲、民歌，如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含苞欲放的花」「美麗的姑娘」「拉茲之歌」「麗達之歌」等等。我妹妹她們下鄉當年夏收之後某一天，幾個同學湊在一起學唱這些歌，竟然整晚沒睡覺。我們收聽港、台和外國電台節目，也是出於這樣的心態。
「9.13」發生後，「敵台」快速跟進報道，想必我們比當時縣革委會的領導知道得還要早。收聽到這個消息，我們最初的反應是不敢相信，「會不會是境外敵人的惡意攻擊」——這是內心最大的疑惑，反覆收聽各個不同電台相同的報道多次以後，才相信了事件的真實性。相信是相信了，心理上卻不知道該怎樣應對這個八級大地震一樣的事件。長期接受個人崇拜教育的結果，是內心依然對四個偉大存在着宗教一般的敬畏，就像陳丹青所說的：「腦袋裏都裝滿了如下內容——李鴻章喪權辱國，義和團保家衛國，蔣介石只會摘桃子，地主個個是周扒皮……」，有了這樣一腦袋的懵懂，當時就很難想通這個問題：偉大領袖最親密的戰友和接班人，中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林彪怎麼會背叛他，為什麼會背叛他？
不過，那時的我們已經有了先被利用後被拋棄的朦朧感覺，生活的困苦於我們也成了最真實的存在，文革小闖將們遠不像文革前期那樣瘋狂了，我們很快就不再關心事件本身，而是把遙遠的政治事件和自己的切身利益聯繫起來，開始猜測這件事對我們會不會是好事？我們被下放到農村，是不是和林彪加強戰備、疏散城市人口有關呢？現在他死了，不搞戰備了，我們是否有希望回到城市去呢？當然，所有的猜測和議論，都只限於熟悉的小圈子，絕對不敢讓「外人」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為在當時屬於「現行反革命」罪，是要坐牢的。
大約在9月底或10月初，估計是自上而下佈置的統一行動，那天，公社所有的農村基層幹部，包括大隊書記、隊長、會計、民兵連長、團支部書記、婦女主任，生產隊隊長、會計、出納、貧協組長和民兵排長，都被召集到公社，傳達了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幹部們開會回來後，神秘兮兮的，他們一個個滿滿地憋着一肚子秘密，卻又不敢亂說亂動的樣子，有點滑稽。據說上邊有規定，必須要達到某個級別的幹部才有資格傳達這份文件。
在公社三級幹部會議後的第三天，我們大隊但凡勉強聽得懂讀報紙的男女老幼被一個不漏地召集到一起，由縣裏來的一個幹部宣讀了關於「9.13」事件的中央文件。文件傳達後，各個生產隊還多次組織學習討論「文件精神」，批判林彪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滔天罪行。過了兩年多（我已離開農村，我妹妹還留在那裏），又把林彪與幾千年前的孔子聯繫在一起，把林彪要「復辟」和孔子要「復禮」聯繫在一起，進行了更加轟轟烈烈的大批判，稱作「批林批孔」運動。
在頻頻召開的批判會上，農民們完全沒有生產隊開分配大會時那種興奮、熱烈和歡樂，除了幾個幹部把從公社聽來的話學着說一遍，也就沒有覺悟高的其他什麼人發表意見了。情形跟當時開其它所有政治宣傳的會議一樣，氣氛沉悶，老農民「吧噠吧噠」地抽自製的葉子煙，「叭嘰叭嘰」地把口水吐得滿地都是；婦女們則「嘶啦嘶啦」地納鞋底，嘰嘰喳喳地討論着家長里短。沒有文化、長期閉鎖、生活貧困的山區農民對林彪不感興趣，對死了幾千年又跟他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孔子更不感興趣。
應該說，不是他們自私冷漠麻木不仁，而是他們太清楚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一如他們經常的自嘲自諷：莫非還把農籍開除了，遣送老子到城市？至少，在我們落戶的貧困山區，農民們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種地、納糧、吃飯、生娃。外面世界的各種變化並沒有帶給他們能吃飽飯的好日子，所以，上邊莊嚴鄭重自上而下一層層傳達的中央文件，到了他們這裏，不過是田間地頭歇氣時扯閒龍門陣的新鮮話題。他們遵循自己的一套處世哲學：「犯法的事不干，鬧人（四川話『鬧人』即讓人中毒）的藥不吃」。
我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個相當大且屬於「接受再教育」本來意義之外的收穫，就是懂得了社會的真實狀況，和之前在學校接受正統教育形成的概念之間，有雲泥之別。親眼目睹的農民生存生活狀態，輕而易舉地粉碎了我們頭腦中那些粉飾太平的夢；農民們簡單質樸的龍門陣，更是讓我們從不同的方位透視了農村的真實情況。這一點，好多知青都有深刻體會。
我妹妹講過幾件事。
1、有一次出工，婦女們在紅苕壟里拔雜草，她旁邊那條壟拔草的是一位大媽。大媽的身份有點特殊性，雖然她家庭成分是中農，僅屬於團結對象，但她的公公在紅四方面軍建立川北根據地時，曾經是一位蘇維埃（那時候的行政區劃不太清楚，應該是鄉鎮以下的）主席，她丈夫作為上門女婿、外姓人，卻在生產隊坐到了出納這個比較重要的位置上，也算個說得起話的隊幹部。那天，妹妹問大媽，嬸兒，你說過去的生活和現在比，哪個好呢？大媽脫口而出，那當然是以前好囉！以前吃乾飯、麵條子的時候多呢。說完了，大媽覺得有些不對勁，趕緊補充，現在也好，也好。
2、對地主富農，農民們有自己的看法。我妹妹所在生產隊有兩戶富農，全隊的男女老少包括大隊、生產隊幹部，都按輩分稱呼富農分子：哥（姐），爸（嬸）（當地人把輩分高的男性叫爸，自己的父親叫爹）。剛下鄉的時候，腦子裏灌滿了階級路線和階級鬥爭的妹妹，對這一現象特別不解：跟階級敵人之間還一團和氣，革命根據地的農民怎麼不講「親不親階級分」呢？這麼沒有階級覺悟啊？後來她和生產隊一個要好的女孩擺龍門陣，女孩說，我們這裏的地主富農，全是「嗇家子」「嗇」出來的，聽爹（大隊幹部）說，以前他們吃得比別人差穿得比別人破，省來省去省到土改就成了地主富農，太不划算了。
3、我妹妹還詢問過生產隊的老農民，你們這裏鬥不鬥地主富農？老農告知：鬥啊，咋不鬥？土改的時候開鬥爭訴苦大會，工作隊叫那些人（長、短工）上台子控訴，他們說，那些狗日的地主，給我們吃大「啶子肉」，肥得油順着嘴角流，他們自己撿瘦的吃；給我們吃的「米湯」（稀飯）幹得可以加圍席（屯糧食用的一種篾席）。安了心的，把我們脹的脹不得喲！老農民說完了，磕磕煙杆，一臉正經，沒有絲毫開玩笑的意思。
這些尋常而平淡無奇的龍門陣，在我妹妹心裏都是晴天霹靂。只是那時不敢多說甚至不敢多想，當然，也並不具備可以深入「想一想」的知識儲備和理論素養。
我在農村生活幾年，仔細觀察農民的人品、對待勞動和生活的態度，以及由之產生的結果，發現在生產隊裏，往往是上中農、中農干農活最拿手，水肥土種密保管工、天氣收成等方面，都是全隊的領軍人物。他們做事認真，莊稼料理得極好，同樣是靠掙工分吃飯，他們的家庭總是比別人安排得好：自留地里種的菜長得比別人家旺盛；春荒時節從不會斷糧揭不開鍋；就連他們養的牛，都比別人家的壯實、皮毛更加油光水滑。
他們農業生產知識豐富，克勤克儉吃苦耐勞，只要政治環境允許，頭一撥發家致富的應該是他們。而有的成分特別好的，卻是遊手好閒的懶漢，家裏破破爛爛常常斷糧吃不起飯。下鄉不久看到這些現象我特別困惑，跟農民們比較熟悉後就有人告訴我，那些人的祖輩、父輩都不是踏踏實實的莊稼人，好吃懶做的習性還代代相傳承襲下來，所以窮成那個樣。
印象尤為深刻的是一個志願軍復員軍人，當時擔任生產隊的貧協組長。這個曾經參加過志願軍的貧農，也從另一個角度讓我們知青大開眼界。
聽說他是志願軍復員的軍人，我們興致勃勃地去到他家，一是想看看心目中的英雄，二是想聽英雄親口講講打美國鬼子的故事。
志願軍的家徒四壁的貧窮讓我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們眼前的志願軍，也不是想像中那般氣宇軒昂；他給我們講述他在朝鮮戰場上的親歷，更是讓我們驚詫不已。他說，嘿呀，那些美國鬼子簡直太厲害了，一上來就把我們分割包圍了。當時上級下達的命令是化整為零，分散突圍。其實就是讓大家各自想辦法逃出包圍圈。我們男的還好說，最可憐的是那些女兵，她們平日裏挺神氣的，拿個快板「呱嗒呱嗒」地鼓舞士氣，會唱會跳卻不會放槍，沒有技戰術也沒有體力，根本沒啥自救的本事。那些女兵痛哭流涕跪在地上，懇求男兵們帶她們出去……
這個細節，讓我們——在「誰是最可愛的人」「英雄兒女」這些故事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革命接班人——跌破了眼鏡，那些女兵不都是王芳嗎！那些男兵不都是王成嗎！
我們眼前的貧協組長，和呈現在他用來回憶的青春故事裏的那個年輕士兵，差別如霄壤。我們看到的他和其他農民在龍門陣中擺出來的他，好吃懶做，有事無事跑去鄉場上逛盪，欠了一屁股債，哪有一絲胸懷理想甘灑熱血保家衛國英雄戰士的影子？家裏唯一能證明他曾經是一名志願軍戰士的物證，是一件軍大衣，但已爛成了漁網，鋪在滿是浮塵的地上給他的孩子當鋪蓋。他的貧困和懶惰在公社都出了名，政府年年救濟也少不了他，幹部們拿他非常頭疼。若不是他有些顯擺地拿出當年在朝鮮的照片給我們看，我們無法想像這樣一個人會是魏巍筆下那種「最可愛的人」。
可惜的是，他的故事我們當時聽聽也就算了，現在能回憶起來的也只有印象最深的那一小節。當時不具備收集口述歷史資料的意識和能力，失掉了一個特別難得的機會，且已無法彌補。
廣闊天地里，一個個人，一句句話，一樁樁事，於我們都是平地驚雷。很多問題很多疑惑的答案，那麼鮮活那麼生動那麼具體地擺在我們面前，和我們長期被告知的階級剝削階級壓迫階級鬥爭南轅北轍。我們開始懷疑，開始思考，開始把自己變成一個主體而不再是盲目崇拜任人支配的客體。我們這些文革中基本沒有自己的頭腦莽撞而衝動的中學生，在「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下，慢慢地也真正地成長起來了。
二、老紅軍的故事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大巴山區的通江、南江、巴中、旺蒼、蒼溪、閬中等川北數縣，曾經是張國燾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建立的根據地。我們下鄉前聽說這裏是老革命根據地，心裏還有點小激動，革命根據地對於當時的我們這代人，和領袖一樣讓我們崇敬膜拜。待我們安下家落定戶以後，才發現我們身處其中的根據地，和經由長期的革命傳統教育印刻在腦子裏的「根據地」根本沒法重合，這裏的農民不但生活貧困，精神面貌也十分落後，完全沒有我們以為的那種階級覺悟和革命熱情。
現在，蒼溪縣已經在當年紅四方面軍為策應紅一方面軍，離開大巴山區西渡嘉陵江的原址上建了紀念館、紀念碑。但我們下鄉那個年代，應該是由於張國燾的原因，紅軍、革命根據地、當年硝煙瀰漫的戰爭遺留下來的痕跡，只有縣城附近的紅軍院，星星點點散落在大山裏的老紅軍戰士，以及很多山岩上的「蠻洞」。聽農民說，那些「蠻洞」是當年紅軍留下的游擊隊棲身處。
通過和老農民們擺龍門陣，我得知張國燾這個人物在川北革命根據地還是蠻有威信的，農民們談起當年的「蘇維埃」，口口聲聲「張主席，張主席」，言辭中充滿了敬意，沒有人因為他是另立中央的叛徒而批判他，這一點讓當時的我非常驚訝。他們對紅四方面軍以後的遭遇以及張國燾後來的下落，和我們一樣處於零認知狀態，只有川北革命根據地那一段歷史，跟他們血脈相連地一起生存綿延下來了。
蒼溪縣的「老紅軍」都是當年參加紅四方面軍隊伍的農民。他們跟隨長征隊伍幾次爬雪山、過草地，紅軍西路軍很多都是川北根據地出來的戰士，其經歷、遭遇的慘烈悲壯，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漸披露出來。
這些農民戰士歷經南征北戰僥倖活下來，因為沒有文化，更可能因為是張國燾的部下這個政治背景，取得政權後只有極少數升了官，留在大城市裏享受勝利成果。更多的人回到了農村，回到了他們成為紅軍戰士之前的那種生活之中。
不過，他們畢竟吃過樹皮草根、闖過槍林彈雨，戰爭年代拋頭顱、灑熱血，為新政權立下了汗馬功勞，不能把他們完全扔下不管。蒼溪縣按照國家規定在縣城近旁劃出一塊地皮，建起一棟棟的小樓，部分老紅軍帶着自己的家人，在這裏得到一套高標準的住房——比照當時極其低下的生活水平。這個地方被稱着「紅軍院」。
「紅軍院」里住的老紅軍，聽說也有當年從我們落戶的浙水公社轄區範圍出去的人，他們的地位和待遇比當時的公社書記社長還高，每到年節，公社幹部們都要去慰問原籍屬於自己公社的老紅軍。老紅軍的子女可以在安排工作等方面得到適當的照顧，因此，他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幸運者。
在上述享受地方優惠待遇的老紅軍之外，還有一部分「散落」在鄉間的老紅軍。「散落」的老紅軍之所以被「散落」，有的是在張國燾率部離開時，因故土難離留了下來，原本說的留下打游擊，實際上是回家了；有的是在征途中覺得太艱苦或受到排斥，不願意繼續留在隊伍中開小差回了家。這部分人，老紅軍的身份有些似是而非，被「散落」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還有一部分老紅軍「貨真價實」，他們槍林彈雨一輩子，從參加長征一直打到解放戰爭，卻因為沒有文化過於糊塗，看不清形勢辨不准方向，革命十數年沒有與時俱進，思想定格在川北根據地，緊跟「張主席」不忘初心。
這兩部分「老紅軍」享受不到「入住紅軍院」的待遇，他們每月可以領取25元人民幣的生活補助，大約還有一點定量供應的豬肉、食油等物品。他們拿着比城市剛出徒的青年工人工資還少的生活補助，過着和普通山區農民差別不大的貧窮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