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死四⼈的事故，官⽅為何能拖⼋天才公佈?」「十堰車撞人事件已逾48小時，我在等一份官方通報」……
中國江蘇省啟東市和湖北省十堰市，10月下旬先後發生景區觀光車墜海和小學外撞人事件，分別造成四人遇難和一死四重傷。兩地官方分別在事發八天和三天後的深夜，才首次對外通報事故，一時輿論譁然。
今年4月以來，中國引起全國關注的公共安全死傷事件中，至少10起的首次通報時間是在事發兩天後。一些事故更是在事發超過10天後，在外省媒體引述知情人士和網民爆料報道後，當局才發佈通報。
南京大學紫金傳媒智庫研究員燕志華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說，官方通報在中國已成為「超級媒體」，「所有人都看，同時在通報前，好多突發事件百姓都不知道，通報後大家反倒都知道這個事了」，因此要不要通報、何時通報，成了地方涉事部門最大的困惑。
遲到的事故通報
啟東官方10月26日凌晨0時51分發佈情況通報稱，當地圓陀角旅遊度假區內一輛觀光車，10月18日遭強風衝擊側翻落水，造成四人遇難。通報感謝網民及媒體關注監督的同時，也「敬請大家不信謠、不傳謠」。
這起墜海事故在官方通報前便已在網絡上流傳多日，湖南媒體《瀟湘晨報》曾向啟東多個政府部門求證，得到的是「不清楚」「不知道」「等通報」等回應。
曾任職央級官媒高層的華中科技大學教授曹林，在個人微信公眾號撰文稱，「半夜雞叫，必有蹊蹺」，他認為啟東選在夜深人靜的凌晨通報，是「遲報」和「掩報」，「掩⼈⽿⽬之意昭然若揭」。
曹林此前在新聞行業工作近20年，他撰文說：「無法理解在⼀個信息如此透明、技術如此發達、通報渠道如此寬⼴的時代，這麼大的事竟然八天後，才在媒體倒逼下很不情願地發了個通報，缺乏對公眾知情的尊重。」
在這個情況下，異地報道再此填補了部分信息空白。今年以來，中國已有多例被異地媒體和輿論倒逼、姍姍來遲的公共安全事故通報。
中國湖北省十堰市的重慶路小學附近，在10月22日放學時段發生汽車衝撞小學生事件。當地警方在事發三日後的深夜，才首次對外通報事故。(互聯網)
啟東事故四天後，十堰一小學附近在10月22日放學時段發生汽車衝撞小學生事件，引起輿論沸騰。當地警方最終在10月25日凌晨2時許對外通報，48歲男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一死多傷，已被刑事拘留。
緊接着，四川省成都市一輛超載麵包車，在10月28日凌晨4時許追尾重型半掛車，造成六死五傷，死者多為打零工謀生的六旬女性長者。有湖北和重慶媒體10月30日披露這起事故後，成都警方才發佈警情通報。
一些地方的事故通報遲到更久。9月導致三名保潔員死亡的浙江紹興地鐵撞人事故，和廣東東莞5月下旬致五人死亡的汽車墜橋事故，分別在河南和上海媒體事隔10日後的報道「倒逼」後，當地官方才進行首次通報。
更早之前，山東滕州一輛汽車在5月初撞向巴士站等車民眾，有六人罹難。事故監控視頻很快在網絡瘋傳，但當局卻遲遲未通報。此事引起官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疾呼，希望各地不要輕易開遇事不向社會通報的先例，「那樣對我們的信息公開和社會治理規則將產生不好影響」。
山東滕州5月初發生汽車撞向巴士站等車民眾的事故，有六人罹難。當局事後遲遲未通報，引起官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公開呼籲，希望各地不要輕易開遇事不向社會通報的先例。(互聯網)
分析：中國法規對通報時限存模糊地帶
中國實際上通過突發事件應對法、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國家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以及《關於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等法規政策，一定程度上規定了公佈突發事件信息的時限。
這些法規文件要求，政府部門應及時向社會公佈突發事件信息，發生特別重大、重大突發事件(造成10人以上死亡)或社會影響較大的，一般應在24小時內舉行首場新聞發佈會;涉及特別重大、重大突發事件的政務輿情，最遲在五小時內發佈權威信息，其他政務輿情應在48小時內回應。
一名長期關注中國社會事件、要求匿名的律師指出，根據規定，官方通報的時限「基本是在24小時」，正常情況下超過時限意味着違反中央規定，但其中又存在模糊地帶，「什麼是輿情，什麼東西需要通報，這就是有空間的，不是很具體」。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治理研究院今年的一篇論文發現，2020年以來42起引起中國公眾廣泛討論的突發公共事件中，45%的官方通報是在事發逾24小時後發出。
上述律師直言，通報遲到的底層邏輯還是「瞞報」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發就沒人知道沒人管，把聲音壓下去，上面就不知道了。(他們)害怕影響一系列的東西，比如升遷、評文明獎等。」
他補充道：「實際上我們看到一次的時候，很可能有更多的是被完美隱藏下去的。」
從事輿情研究多年的燕志華說，中國目前沒有明確的通報時間要求。「以前(規定)說的是新聞發佈會，但通報這種東西好像都比較柔性，完全取決地方輿情應對的意識。」
他認為，中國公共部門的輿情應對已形成比較完整和及時的機制，但一些地方領導可能缺乏足夠輿情素養，「覺得不報或者報慢一點，有時反倒在這個環節卡殼了」。
燕志華說：「有時這個地方不願報，高層領導直接打電話給當地一把手，要求儘快通報。為什麼呢?因為事情不報就像用紙捂着火似的，最後一舉燃爆，後果不言而喻，那不如早點通報。」
除了自上而下的領導問責，認為通報已是中國「全民報紙」的燕志華也提到，中國網民往往希望能儘快看到通報，成為自下而上推動中國透明進步的力量。「網絡輿情正在倒逼中國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
觀察人士：中國應讓調查記者更活躍
旅居日本的原中國刑辯律師伍雷接受本報採訪時說，中國有工業生產事故、群體性事件，「甚至有黨和政府不喜歡的那種事件」，事件性質的劃分非常複雜，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多長時間內通報，考慮標準要參考社會維穩需要;但又有規定稱應「及時」回應關切，「似乎又承認實際上政府是有這個義務的」。
伍雷認為，中國的通報不是為了回應外界關切，而是「引導輿論」。
他觀察到，官方通報經常使用「網絡不是法外之地」、「不傳謠」等措辭，透露出明顯的維穩用意。他認為中國「社會矛盾已非常尖銳」，而當局近年對社會事件已形成熟練維穩措施，這包括對媒體、當事人的管控等。
他以廣東珠海去年致35死43傷的越野車蓄意撞人案為例說，兇手被迅速逮捕和執行死刑，但「這個人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他對社會為什麼不滿?原因是什麼?我們如何改進?我們連改進的機會都沒有」。
伍雷提醒，高壓維穩可能帶來的是慘痛的轉型代價。「如果有什麼建議的話，我希望至少可以讓我們的調查記者、媒體能更活躍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