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5月12日至2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與英國首相丘吉爾在華盛頓召開「三叉戟會議」（Trident Conference），商討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及地中海、緬甸戰區的軍事行動，協調盟軍戰略方向。（擷取自《飛虎薪傳》）
曾任駐美武官、精研飛虎隊歷史並著有《留取丹心照汗青之飛虎薪傳》的中華民國空軍退休中將田在勱，日前出席在美國馬利蘭州舉行的第24屆美台國防工業會議，會後在紐約接受本報專訪。
田在勱中將感慨，中華民國的近代命運與美國密不可分。抗戰期間，美方援助發揮了關鍵作用，但戰後部分美國官員受中共宣傳與誤導影響，對中國形勢產生偏差判斷，使國、共局勢逆轉。他說，真正改變中國命運的，不僅是外力，更在於共產勢力透過欺瞞策略與滲透作為等所帶來的崛起。
1930年代，中共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自然無法容忍。田中將比喻說：「這就像紐約州若宣佈獨立為『紐約共和國』，華盛頓豈能同意？」因此，國民政府開始「剿共」，一路剿到延安。當時共軍僅剩四千餘人，眼看即將被消滅，卻因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逼蔣中正「聯共抗日」，使中共死裏逃生。
蔣中正並非不願抗日，而是深知國力懸殊，貿然迎戰無異以卵擊石。若能爭取時間、積蓄實力，再與日本抗衡，或許勝算更大。但「盧溝橋事變」後局勢全面失控，八年抗戰遂成定局。戰後統計，中國人員與物資損失相當於6,500億美元，以當時幣值而言，是難以想像的天文數字。
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後正式參戰，通過《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援助盟國，總額約501億美元，其中中華民國僅獲約15.5億美元，佔比約3.2%。更關鍵的是，這批軍援物資大多由美軍駐華參謀長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掌控。
史迪威是一名強烈反蔣、親共的軍官。他認為國民黨腐敗、共產黨「能打仗」，與蔣中正關係惡劣，甚至擅自將部分援助轉撥延安，他因此在三叉戟會議上遭羅斯福總統嚴斥。結果是共軍在八年抗戰中從四千人增至百萬人，中共壯大的部分軍火，正出自於這位美軍將領的「同情中共與誤導訊息」。
根據美國飛虎英雄希爾在《Tex Hill: The Tiger》一書記載，1944至1945年抗戰後期，共產黨勢力大幅增長，而國民黨仍以全力與生命抵抗日本。一號作戰後，史迪威與蔣中正關係徹底破裂，他甚至主張由自己取代蔣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最終要求美方撤換，史迪威於1944年底被召回，但中美關係已深受損害。
該書並指出，史迪威指揮部的政治顧問多為親共人士，能接觸中美之間的情報與電報往來，進而影響美國輿論和決策，破壞國民政府的聲譽。這場資訊戰與外交誤導，直接削弱了美方對中華民國的信任，也成為戰後政策錯位的伏筆。
美國曾派馬歇爾將軍前往重慶，試圖調停國共內戰、建立聯合政府，從而結束內戰。但他在中國事務上已受史迪威觀點影響過深，調停最終無功而返。田中將說，「如果羅斯福總統能多活兩年，歷史或許會改寫。」因為羅斯福仍對中華民國懷抱信心，能辨識共產主義的危險；相反地，接任的杜魯門與派往中國的馬歇爾，過於信任史迪威派的親共論述，錯位的援助與誤導的外交，終使中華民國陷入孤立。
田中將總結說，國民政府固然要為失去大陸負主要責任，但史迪威的誤導與美方的政策偏差，推動了歷史的偏航。毛澤東後來已多次公開表示「要感謝日本人」——沒有日本的侵華，就沒有共產黨的存活與崛起。這句話雖然刺耳，卻正道出歷史的悲劇與弔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