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大辦食堂」，是1958年「大躍進」時期的新生事物。此事經"偉大領袖"的首肯和號召，中共中央下達了正式文件，中華大地從南到北就掀起了一場「大辦食堂」的熱潮。
1960年前後，我的老家山西省萬榮縣高村公社丁樊村第九生產隊，也辦了一個大食堂，食堂的地址就選在我家。
大食堂之所以相中了我家，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地理位置好。我家位於村中央的十字街口，門前有一個蓄水的大池塘，旁邊又是大隊供銷社，交通、用水以及採購商品均十分便利。二是房屋多。我家是一座具有晉南農村建築風格的小四合院，三間大北房，東西廂房，南房是一個遊廊，從東廂房最南邊的門洞出入，院子裏既寬敞安全，又遮風避雨。三是人口少。我家4口人，父親在公社醫院當院長，母親是家庭婦女，賢惠能幹，姐姐在外地讀初中，我五六歲，家裏收拾得井井有條，乾淨衛生，是辦大食堂最為理想的選擇。
這個大食堂佔用了我家3間北房和西廂房，還不夠用，又將西廂房跟鄰居家一牆之隔連脊的東廂房牆壁打通，合為一處，在裏面壘起幾口大鍋小鍋的爐灶，作為廚房。北房做了大食堂的倉庫，存放糧食、米麵以及蔬菜之類。我們一家人則被擠在東廂房。一個200多口人每天吃飯的大食堂就這樣開張了。
按照家鄉的生活習慣，早飯不開火，社員們啃一點前一天從食堂買來的冷饅頭，中飯和晚飯，家家戶戶社員派出一個人，提着裝碗和碟子的竹籃子，拿着生產隊分發的飯票，來我家的食堂排隊打飯，然後拿回家去，全家人一道用餐。
大食堂的主食多為饅頭、湯麵和稀飯，剛開始饅頭是白面做的，後來就摻和上了玉茭面。湯麵就是在煮着白菜、蘿蔔的大鍋里煮上麵條，連湯帶水的。家鄉是旱垣，原本就種菜少，食堂做的菜就是生韭菜、蘿蔔絲、白菜拌粉條，偶爾有點炒菜就算很稀罕了。住家距離食堂很遠的社員，飯菜打回去就涼了，需要加熱才能吃。
生產隊食堂有司務長、採購等兩三名男社員，做飯的七八名炊事員，都是女社員中的巧婦，我母親就是其中之一。母親心地善良，為人正派，無論做莊稼活、針線活和做家常飯菜，均受到鄰里交口讚譽。
食堂開張不久，社員們私下反映說，他們最喜歡讓我母親給他們盛湯麵。母親盛湯麵時，一隻手拿着一根擀麵杖，不停地在鍋里翻攪；一隻手持一把大勺子舀湯麵，這樣盛出來的湯麵，有麵條又有菜，稀稠均勻，不論男女老少，公公道道。有個別炊事員盛湯麵時，不願費力氣翻攪，舀出的湯麵稠的稠，稀的稀，或者對待親疏不一，人們挺有意見。
我們村12個生產隊，隊隊辦大食堂。一度時間，大隊部還辦過一個大食堂，供接待上級領導、大隊幹部和有關人員用餐。也許是權力使然吧，大隊部辦的食堂比生產隊食堂飯菜質量好。父親曾帶我去那裏吃過飯，記得熬的小米稀飯稠糊糊香噴噴，我喝了一大碗還要喝。而生產隊食堂熬的小米稀飯，稀得只有幾粒米，都能照見人影。不知是群眾提意見，還是什麼原因，大隊部的食堂沒辦多久就關閉了。
剛開始，生產隊辦大食堂，新鮮時髦了一陣子。飯菜換着花樣做，有饅頭、花卷、包子，社員們下地回來，打上飯回家一吃，自家不必生火動鍋灶，蠻省事的，徹底把婦女們從鍋台上解放出來，專心從事生產勞動。可是時間一長，因為糧食短缺，主食白面越來越少，粗糧越來越多，飯菜花樣也單調了。食堂司務長學習借鑑外地經驗，使出渾身解數，有的是傳統省糧辦法，用苜蓿、野菜摻和在面里蒸菜窩頭；有的是用綠豆皮、玉米芯熬製澱粉。為了填飽肚皮，家庭人口多的社員，無奈何用細糧飯票換取粗糧飯票，為的是能夠多吃一口飯。
我們生產隊有一位老太太，解放前從外地逃荒來的，是響噹噹的貧農。平時，她喜歡占集體和他人一點小便宜，又不講理，習慣撒潑耍橫。一個下雨天，她上食堂打飯，因為想用細糧多換一點粗糧，跟司務長吵起來了。吵着吵着，司務長不小心，推了老太太一把，不料胳膊觸撞了她的鼻子，竟然碰出鼻血來。這下可不得了，天下小雨，老太太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一屁股蹲在我家院子的泥水裏，又哭又叫，滿臉血水，口口聲聲責罵司務長不讓她一家人活命了。
前來打飯的社員都知道她在無理取鬧，紛紛圍觀瞧熱鬧，不理睬她。我父親瞅見了，從家裏尋出幾張白紙，讓我遞給老太太。我踩着積水過去，老太太接過白紙，一邊擦拭鼻血，一邊哭泣詛罵。這般鬧了一陣，自感沒趣，爬起身罵罵咧咧回家了。這一幕，至今仍雕刻在我的腦海里。母親說，辦食堂期間，社員跟司務長和炊事員之間吵架，是家常便飯。
還有一件事記憶深刻。有一天，我跟一位炊事員大娘的女孩玩耍，不知不覺跑到生產隊的打麥場。打麥場上堆放着剛從地里收穫的玉茭棒子，我們兩個小傢伙饞得慌，每個人悄悄拿了一小穗玉茭棒子，塞進上衣裏面。走出打麥場大門口時，我穿的是一件紐扣偏在一邊的棉上衣，玉茭棒子掩藏得比較嚴實，護場的老大爺沒有發覺。那個女孩穿的是一件對襟棉上衣，一排紐扣留在中間，藏在衣裳裏面的玉茭棒子露了出來。護場老大爺瞧見了，搜了出來，並呵斥了幾句，嚇得女孩哇哇大哭。我倆跑回食堂，女孩還在傷心哭泣，我向我母親和女孩母親述說了事情的原委，並掏出藏在衣服里的玉茭穗子。我母親一面批評我們再不許拿集體的東西，一面順手把玉茭棒子扔進熊熊的灶膛里，不一刻就烤熟了。母親取出來，一掰兩半，給我跟女孩一人一半。我倆啃着香噴噴的玉茭棒子，女孩破涕為笑。
生產隊大食堂的飯菜越來越差，社員的口糧又被扣在集體倉庫，自己想在家裏做點吃的，但沒有糧食。沒辦法，不少社員就偷竊集體餵牲口的苜蓿，偷竊集體地里的蘿蔔，偷竊尚未成熟的玉茭棒子，用以充飢。每當夜幕重重，社員們三人一群，五人一夥，溜出村外行竊。生產隊派有幾名社員護青，可是，他們趕走了這邊的一夥，那邊又來了一幫。餓急了的人們，什麼臉面，什麼道德，什麼羞恥，什麼法律，啥也顧不得了。護青的社員也很作難，都是一個巷道的，誰也不願得罪人，只好象徵性地喊幾嗓子，嚇唬嚇唬，做做樣子，任憑膽大的社員偷竊。人心都是肉長的，護青的社員一家老小同樣在挨餓哪！
飢餓的人們先是患上浮腫病，腿部肌肉一摁一個小坑，起不來了。患病的社員由於缺乏營養，熬不上多久就死了。孩子多的人家，年紀大的老人為省下飯菜給孩子吃，有的也餓死了。母親告我，那幾年去鎮上趕集，放眼望去，簇擁的人群一片白色，都是家裏死了人，晚輩穿白衣戴白帽守孝的社員。我們村里究竟餓死多少人，實在是個難以統計的數字。
那時候，集體和社員家的存糧已經相當緊張了。每個社員每天半斤口糧，人們稱之為「吃五兩」。從那時起，「吃五兩」就成了「三年困難時期」的代名詞，成了人們生活中一個恐懼的詞彙，談虎色變。假如小孩在飯桌上掉下飯粒，或是剩飯不吃了，大人立刻就會訓斥說：讓你嘗一嘗「吃五兩」的滋味，就懂得珍惜糧食了！
我家的情況要比別人稍好一些。父親在公社醫院擔任院長，掙的是工資，能購買點糧食和其他副食品。姐姐在外地上學，學校的伙食不算太好，星期天從家裏帶點饅頭補貼，勉強能夠吃飽。我年幼，父母親寧願多吃點粗糧，常把省下的白面給我吃。
然而，同在一個村居住的我的親伯伯，家裏就困難多了。伯父和伯母都是農民，撫養着4個未成年的姑娘。伯父老實巴交，沉默寡言，上地「偷竊」等不法之事絕對不會幹，家庭生活就格外緊張。伯父白天上地勞動，隔不了幾天，黑夜就來我們家串門。正遇到我們吃晚飯，伯父嘴上說，他在家裏吃過晚飯了，但是兩隻眼睛卻一直盯着我家的飯盤。母親稍一盡讓，他端起飯碗，毫不客氣地吃起來。伯父嘴裏省下飯菜給女兒們吃，時間一長，果然患了浮腫病，住了一段醫院，差一點要了命。
在我家辦食堂期間，還發生過一件趣事。某天夜半，熟睡的父母被一陣小孩的哭聲驚醒了。仔細辨認，哭聲是從我家北房的倉庫裏面傳出來的。父母親急忙起身，隔着門縫詢問，原來是一位鄰居家的小女孩，白天跟隨大人在倉庫裏面玩耍，在屋子角落竟然睡着了，大人們鎖倉庫門時沒有注意，結果把她鎖在裏面了。當時為了防盜，倉庫大門掛着三把鎖，鑰匙分別由生產隊保管員和另外兩名社員代表掌握着。隔着門縫，母親哄勸在漆黑中嚎啕痛哭的小女孩，父親出門一一叫來保管員等三人，這才打開倉庫門，把小女孩領出來。沒想到，父親把小女孩送到鄰居家，小女孩的父母睡得正香，壓根兒就不知道自己還有一個孩子夜晚沒回家。也難怪，這位鄰居生了7個小孩，夜晚睡覺孩子躺了一炕頭，數也數不過來。
生產隊的大食堂辦了有一年多，曇花一現解散了。大辦食堂，當時上面總結有許多好處，什麼節省勞動力，節省時間，節省燃料等等。實際上，集體食堂的害處是十分明顯的。一是浪費糧食，浪費燃料；二是飯菜單一，眾口難調，社員們吃不到可口熱乎的飯菜，尤其是老人、孩子和病人；三是糧食奇缺，吃不飽飯；四是給個別幹部造成了多吃多佔的機會。社員們普遍反映說，辦大食堂淨是瞎折騰！
食堂解散後，生產隊對我家房屋又進行了一番改造，西廂房的鍋灶被拆除了，跟鄰居家打通的牆壁重新堵上。只有北房，繼續被生產隊佔用做了盛放糧食的倉庫，直到十多年後才騰出來。從早到晚人聲喧嚷的四合院，重新恢復了平靜與安寧。
過去的宣傳總把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歸結為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老家的農民說，1958年風調雨順，而且是夜晚下雨，白天曬太陽，莊稼長得油烏烏。可惜，農村的壯勞力都被調到鄉寧山上大煉鋼鐵，豐產沒能豐收。1959年又接着反右傾，最終導致全國餓死人的慘景。為此，國家主席劉少奇一針見血指出，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人民公社大辦食堂這一頁沉重的歷史，早已被時間的巨掌輕輕地揭過去了。然而，它涉及面之廣，危害之重，給社會和人民帶來的巨大創痛，難道也會被時間的去污粉消褪乾淨嗎？
2016年9月2日草於凌空書屋
2016年9月8日修改，2018年過年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