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6日，戴局長在北平東城北兵馬司胡同汪時璟家舉辦宴會，宴請汪偽政權在華北的高級漢奸。宴會結束時，戴笠拿出一份名單，將赴宴者照單逮捕，立即押送監獄。曾任汪偽「教育總署督辦」的周作人也在受邀之列，但他沒有出席當晚的這場「鴻門宴」。他是在八道灣家中被捕的。面對軍警的槍口，周作人只說了句：「我是讀書人，用不着這樣子。」然後便隨着軍警離開了八道灣。
最初，周作人被關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陸軍監獄。這所監獄歸中統局管理，制度較為嚴格。每個入獄者都被編了號碼，每晚要進行點名。年過60歲的犯人可以照顧住東西兩頭的大牢房，允許用火爐取暖，但是要自己負擔煤火費，在飲食上也可以得到適當照顧。
關押了不到半年，周作人與另外13人被押送南京受審。1946年5月27日的《申報》報道說：「巨奸王蔭泰等14人，昨由平解京審理，古城觀者如堵，呼罵聲不絕。」
從記敘的文字看，周作人光頭長衫，跟隨眾人走出了炮局監獄。上車前，有記者請眾人逐一談談感想，周作人的回答是：「我始終等待就捕，無感想。」
登機前，監獄方為每個人稱了體重，唐仰杜最重90公斤，周作人最輕52公斤。每個囚犯被允許攜帶15公斤的行李，周作人帶了自己的著作《談龍集》。
到達南京後，高等法院分別於7月19日8月9日和9月19日，對周作人進行了3次審理。對於檢察官的指控，周作人辯稱自己出任偽職，旨在「維持教育，抵制奴化」。還特別提到，盧溝橋事變後，北京大學撤離北平時，他與另外三位教授是奉命留下來看護校產的。
庭審期間，他的學生俞平伯給即將回國就任北大校長的胡適寫信說：「國家綱紀不可以不明，士民氣節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以不惜。」希望胡適建議政府或者通過其他手段疏通關節，「薄其罪責，使就炳燭之餘光，遂其未竟之著譯」。胡適回信表示按照美國的慣例，案件在審理當中是不方便說什麼的。但是在法庭取證時，以胡適為校長的北大還是為周作人出具了抗戰期間北大校產不但沒有損失，反有增加的證明。
北大前校長蔣夢麟也出函證明，華北淪陷時，確實派周作人等保管北大校產。
沈兼士等14人、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教授徐祖正等54人，先後致函南京高等法院，聯名證明周作人任偽職期間有維護文教、消極抵抗的實績。鄭振鐸也表示：「我們總想能夠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後，我們幾個朋友談起，還想用一個特別的辦法，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從事於翻譯希臘文學什麼的。」
雖然有來自庭外這麼多種種的努力，但仍然無法洗脫周作人漢奸的罪名。最終，南京高等法院對周作人附逆案作出判決：判處周作人有期徒刑14年，褫奪公權10年。周作人不服判決，申請復判。12月19日，法院終審，以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罪，判處周作人有期徒刑10年，剝奪公權10年，全部財產除酌留家屬生活費外予以沒收。
1949年1月，隨着國軍戰場失利，不斷敗退，李宗仁下令釋放在押政治犯。坐了3年牢獄的周作人，也搭這趟便車提前重獲自由。
1月26日，周作人與前來接他出獄的友人李振邦、尤炳炘一道，離開了南京老虎橋監獄。出獄當天，周作人口佔了絕句《擬題壁》一首以抒胸懷：
一千一百五十日，
且作浮屠學閉關。
今日出門橋上望，
菰蒲零落滿溪間。
走出老虎橋的當晚，周作人借住在馬驥良家。第二天，與尤炳炘父子乘坐火車趕往上海。抵達上海後，三人雇了兩輛三輪，趁着暮色來到北四川路橫浜橋福德里的尤家。這一住就是198天。
很快，一些親朋舊友知道了周作人住在上海，紛紛上門探訪。眾人知他經濟拮据，見面時多有饋贈，以保衣食無憂。
接下來的數月，可謂天翻地覆，許多人或去香港，或渡台海，甚至遠涉重洋去了國外。
周作人也曾有過打算。他還在未出獄前，就通過尤炳炘寫信給當時已在台灣的洪炎秋，說自己出獄後打算前往台灣，托洪幫忙安排。等洪一切安排妥當，周作人突然又不去了。
此間，胡適路過上海，兩次請人帶信動員周作人南下，周作人非但不走，還托王古魯代為致意，勸胡適也一起留在國內。
周作人之所以有如此念頭，是因為他自我感覺，與李大釗交情深厚，李被張作霖殺害後，他出面代為料理後事，出力最多。李大釗的子女，是他在保護照顧。
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被警方追捕，是周作人冒險收容，然後變賣了自己珍藏的敦煌書經，換來一筆款子，把他送往日本留學。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要去延安與丈夫團聚，周作人利用職務之便，不但預支了兩個月的薪水給她作為路費，還替她辦理了出行的相關證件。臨別時，周作人還沒忘了叮囑李星華，到延安後代自己問候毛潤之好。
周作人其實是深通世故的，當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做管理員時，曾到八道灣拜訪過他。這層關係，周作人是知道如何保持的。如今政權更迭在即，以上所做的一切，是定然會產生作用的。
基於這樣一番考慮，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了一封長達5000餘言的親筆信。由周作人的學生找董必武代為轉達。書信的內容和措辭，是免不了要讚美歌頌的，稱呼上，特別稱人民政府為「自己的政府」。
這封信交出後不久，周作人便決定北歸與家人團聚。
獲此消息，友人紛紛解囊，助其路費。周作人在日記中一一作了記載：楊南克贈3萬元；李小峰夫人贈2萬元；龍榆生贈1萬元……
1949年8月12日，周作人告別上海，踏上歸途。兩天後，他終於回到了離別3年多的北平。因為不了解八道灣的情況，周作人不敢貿然回家，當晚就住在太僕寺街的尤宅。
直到兩個月後的10月18日，周作人才在兒子周豐一陪同下，回到八道灣自己的家中。
因為「前院正中住着一個排的解放軍，每天清早在院子裏吹號升旗」，周作人和妻子就住在後院，兒子周豐一一家住在中院。
經過打聽，托學生轉交的那封信有了回音。據說毛澤東看了信後，淡淡地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吧。」
這倒也合了周作人的心意，他從此做起了翻譯工作。
11月17日，也就是周作人回到八道灣後剛一個月，北京市最高法院便傳他問話。11月28日，最高法院又來人調查房產。1951年2月，周作人再次上書毛澤東，希望對自己出任偽職一事，能有個新的結論。2月24日，毛的秘書胡喬木向毛澤東書面報告說：「周作人寫了一封長信給你，辯白自己，要求不要沒收他的房屋，不當他是漢奸。」「我的意見是：……他現已在翻譯歐洲古典文學，領取稿費為生，以後仍可在這方面做些工作。周揚亦同此意。當否請示。」毛澤東批示：「照辦。」
1952年8月，周作人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聘為編制外特約譯者，每月預支稿費200元人民幣，按月交稿。
但漢奸的罪名依然還在，並被明確告知，不准用周作人的名字發文出書，只能使用化名。
這已經使他深受打擊了，令他更沒有想到的是，反右運動中，他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的兒子周豐一竟被劃為右派，停發工資，讓他負擔大增，只好給主管文藝的領導寫信。在康生和周揚的過問下，將他的稿費從1960年1月起，調高到每月400元。
期間，周作人曾向法院遞交申請，要求恢復選舉權，被駁回。代之而來的是基層派出所不斷地要求他寫自傳、寫檢討、寫改造計劃。這樣的提醒等於在告訴他，他的專政對象身份並未改變。
1962年，影響他一生的妻子羽太信子去世。有人說，如果不是這個日本女人，周作人的人生會是另外一副樣子。
1964年9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入高潮，原定400元的稿費，又減半至每月200元。
1966年5月，文革開始。從6月起，人民文學出版社不再預付周作人稿費。
8月23日，周作人寫下了他此生最後一篇日記：「晴，廿二度。上午閱《毛澤東論文藝》……」8月24日，一群紅衛兵小將查抄了周作人家，81歲的周作人被拉倒院子中的大榆樹下，用皮帶、鞭子抽打。後經兒媳向紅衛兵求情，才停止了批鬥。因為房間被查封，兒媳只好在廚房裏給周作人搭了個床鋪，讓渾身是傷的公公躺在上面。周作人無法承受這種摧殘，兩次讓兒媳給派出所遞交報告，懇求允許服用安眠藥結束生命，沒有獲得批准。
他就這樣拖着衰殘之軀，熬到了第二年的5月6日。那天中午，他喝了老保姆熬的玉米粥後，說自己想要睡一覺。下午兩點多鐘，家人去叫他吃藥，發現他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已經沒有了呼吸。
他就這樣悄無聲息地走了，但他這輩子其實是有過輝煌的。
1918年3月，也就是五四運動前夕，在北大內部新舊兩派的對壘最為激烈之際，周作人在一個月之內完成《人的文學》《論黑幕》《平民文學》三篇文章，他大力提倡「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定調之作。張中行先生說：「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剛勁，一衝淡，平分了天下。」
有人一直在問，周作人原本潔身自好，拒絕出任偽職，為何會突然改變主意，走上了漢奸之路？根據他後來的解釋，1939年元旦，有日本人指使刺客上門行刺，雖僥倖未死，卻令他內心驚恐。他的老朋友，那位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的錢玄同，也因此受到很大震動。他在給周作人的信中說：「兄忽遇狙，但幸無恙，駭異之至，竟夕不學。」這位錢玄同，就是後來的兩彈元勛錢三強的父親。
受到驚嚇的錢玄同說自己「駭異之至，竟夕不學」，已經無法靜下心來研究學問了。接着就因恐懼發病，於半月後離開人世，也因此保全了自己的晚節。周作人卻選擇了委曲求全，一墮而入深淵。
2025-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