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9月印尼發生政變，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合作綁架了包括陸軍司令在內的6名高級將領，並毆打和殺害。而此事是因為印尼軍方反對蘇加諾重用印尼共產黨總書記艾地引起。此舉引起軍方的強烈反彈，雅加達軍區司令蘇哈托率兵推翻了蘇加諾的統治。因為印尼共產黨是受中共扶持的，導致了印尼大規模排華浪潮，並波及中國駐印尼使館。鑑於印尼「革命人民」有可能開展武裝鬥爭的形勢，周恩來特意把赴印尼途中的政務參贊召回，改派游擊隊長出身的具有軍事經驗的姚登山去任臨時代辦。（劉一斌《印尼「九三零事件」發生後》，《世界知識》2006年第1期）
印尼對中國大使館採取斷水斷糧等措施，並且派人衝擊。在這種形勢下，中國駐印尼大使便應召回國，留下姚登山負責臨時工作。姚登山率領使館工作人員不辱使命，鬥爭堅決，其本人也因此被稱為紅色外交家。
1967年4月30日，被印度尼西亞驅逐的中國臨時代辦姚登山回國。周恩來提出要親自到機場迎接。（劉一斌《劉振華在外交部的歲月》，《湘潮》2010年第11期）姚登山既讓造反派有了一個可以取代陳毅的人選，也被周恩來看成是萬一陳毅被打倒後的「備用胎」。一旦陳毅真的倒台，姚可以成為周恩來在外交部的代理人。
姚登山一回國，就受到周恩來的垂青。在周恩來的運作下，姚登山於「五一」之夜登上天安門城樓，受到毛澤東的接見，並且拍了一張姚站在中間，左挽江青，右攙毛澤東的合影。如此殊榮，在中共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
此後，周恩來兩次提出讓姚登山參加抓外交部黨委的工作，參加「三結合」的臨時業務領導小組。但是姚登山以工作不熟悉為由，沒有參加。特別是第二次是發生在火燒英國代辦處當天深夜。周恩來說：對領導幹部不能一律靠邊站。……要搞一個「三結合」的臨時業務領導小組，姚登山參加，你們報一個方案。（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79頁。所謂姚登山奪陳毅的權純屬子虛烏有。馬繼森認為，姚非常迷信毛和尊重周。周先讓其參加部黨委會議，後要他進三結合的臨時業務領導小組，他都沒去。但是官修史書卻說他奪權當了「代理外交部長」，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184頁）
姚登山在外交部積極執行周恩來交代的任務，他奉周恩來之命，從5月起到8月，到北京大專院校做外事報告，以圖影響紅衛兵學生正確對待外事工作，並且參加外交部的文革運動，被得到周恩來支持的外交部造反聯絡站核心組聘為顧問。
造反團要劫持參加批陳會議的陳毅，而周恩來又因事未到。在場的姚登山先是把陳毅藏起來，接着又利用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的指示把衝擊會場的人勸出去。姚登山又及時向周恩來報告發生的一切。周恩來指示姚登山把陳毅安全送回中南海。為了安全起見，姚登山特意把陳毅的車子換掉，由外交部派車，路上還繞道行駛，直把陳毅安全送回。但是此事後來被渲染成周恩來一人的功勞。（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181-182頁）相反，許多問題與姚登山明明無關，卻非得把責任推到姚登山頭上。幸運的是，這些事情已經被有識之士所糾正。（冉隆勃、馬繼森《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1-111頁）
姚登山更在8月26日保護陳毅時立下汗馬功勞。當時北京外國語學院紅旗讓姚登山後來倒霉的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姚登山與外交部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成員一道參加聽取王力的「八七講話」。中間，姚登山問王力，「不是總理不同意『打倒陳毅』的口號嗎？」王力回答說：「總理身份不同嘛。」事後，王力特意修書一封致姚登山，說要陳毅到群眾中檢查的問題上，周恩來同文革小組是一致的，企圖從中找什麼裂痕是徒勞的。（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171-172頁）
另一件事是大約在8月5日左右，姚登山在外交部傳達關鋒、戚本禹的講話。關鋒說，外交部十多年來受到劉少奇投降主義路線的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領導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針鋒相對，敢於鬥爭的指導思想，而是怕，怕什麼呢？就是怕影響兩國的友好關係。（卜偉華《關於文革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一》，卜偉華在三味書屋的講演，2009年8月1日。馬繼森認為王力的8月7日講話系由姚登山傳達關鋒、戚本禹的講話引起，見冉隆勃、馬繼森《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第113頁）此事被認為同火燒英國代辦處有聯繫，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除此之外，姚登山倒霉，馬繼森女士認為「原來姚登山只聽命於周恩來，而這之後（指姚登山同關鋒、戚本禹、王力談話--筆者注），他既聽周恩來的，也聽中央文革的。」即姚登山腳踩兩條船。（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第257頁）
曾任外交部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成員的楊榮甲在回憶錄中說，姚登山所犯的錯誤主要就是一件，那就是在王力講話之後，姚登山也到外貿部發表了一番講話，煽動那裏也奪了政治部的權，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楊榮甲《共和國外交部秘辛：一個外交官在文革的親身經歷》，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頁）
王力被抓，形勢逆轉，姚登山被周恩來一腳踢開，理由是姚登山奪了權：大權旁落了四天。（當時風傳姚登山當了四天外交部長，陽木《「文革」闖將封神榜》，團結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頁）1967年8月31日，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黨委成員和聯絡站核心組成員時針對外交部的形勢發表談話，在談話中，周恩來指責了姚登山，批評了陳家康。（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黨委成員和聯絡站核心組成員的講話，1967.08.31，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年）周恩來說：從姚登山的表現看，他還不成熟，他提出一些說法和做法都是不對的，如提「劉、鄧、陳一小撮」就是很錯誤的，這等於站在對抗中央的地位。周恩來對姚登山講：你回國不久，還不熟悉，我們還要看你，人家要求你當外交部長，連天安門上都有。你作為一個司長，對出現這樣的大標語從來也不在我們面前吭一聲。……陳家康像一個小丑一樣，跳出來反對陳毅，實際上反對我。周恩來又問姚登山在外貿部的講話，姚說：我對王力講話理解錯誤了。周恩來說：總之，你不要推給別人，你自己檢查自己。周恩來對姚登山要檢查自己強調了好幾次。（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年）
9月份，周恩來當着姚登山的面說：姚登山你在這裏，我要再講一遍：你在曾任外交部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成員的楊榮甲在回憶錄中說，姚登山所犯的錯對外鬥爭時是英勇的，我對你的估價是足夠的了，是我把你派出國的，你回來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薦給毛主席接見了，報上還登了照片。不料你卻昏昏然了。（周恩來對外事口領導幹部群眾代表的講話，1967.09.18，《周恩來文革講話集（1966-1976），筆者收藏）
10月份周恩來會見外賓，談及姚登山時說對姚還是要一批二保。（周恩來接見毛里塔尼亞外賓後和一位翻譯的談話，1967年10月17日，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年）但是周恩來對姚登山極為不滿了。會見外賓的第二天，周恩來說姚登山狂妄到了極點。（1967年10月28日清華大學井岡山斗批改戰團編印《學習資料》第27期）於是，當外交部開始清查「五一六」時，周恩來把姚登山和「五一六」聯繫起來了。周恩來說：王力在八月七日要奪外交部大權，八月七日的講話人們取名叫「王八七講話」，於是「五一六」就貼出天安門的兩條標語，「熱烈要求姚登山代表外交部長。」（周恩來、康生、江青接見中央直屬系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講話，1970.01.24，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年版）
後來周恩來更是直接把姚登山定為「五一六」分子。周恩來在當年11月份接見外事口核心組軍宣隊工宣隊負責人，談到清查「五一六」時說：「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是在一個光明正大的運動中專門搞陰謀活動的。……姚登山沒有填表，他說沒有必要參加。他就是「五一六」。（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出版，2010年版）最終，在外交部被定案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0人中，頭一個就是姚登山。
最後姚登山以反周，要奪陳毅的權（實則均為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的罪名被列為「五一六」頭號分子，被關進了秦城監獄，長達9年多。（陳益南《讀《外交部文革紀實>》，《華夏文摘》增刊，第490期，2006年3月22日出版）
何方先生對姚登山有段精彩的評論：
「公開宣稱造反派奪取外交部大權，時間還有幾種不同說法；半個月、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實際上半天都沒有。周恩來批評的也只是越權以業務監督小組名義向有關使館發電報。傳得最厲害的是被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央文革一時捧上天的駐印尼使館代辦姚登山，後來說他奪權當了『代理外交部長』還上了像《周恩來年譜》這樣的正式黨史書（只是用了個『革命領導幹部』的諷刺稱呼）。實際情況是，姚登山一直迷信毛澤東和尊重周恩來，當造反派的頭頭時也還是聽周恩來的話。不過他堅持只參加運動決不染指行政，因此周恩來先讓他參加黨委會議，後要他進三結合的臨時業務領導小組，他都沒有去。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周恩來把他捧上了天（安門），又打翻在地，說他奪了外交大權，是『五·一六』分子。所以造反派垮台後，外交部召開萬人批斗大會，批的頭號『五·一六』分子就是姚登山，罪名是反對周總理、要奪陳毅部長的權。批鬥後既未判刑，也無結論，就被送到秦城關押了九年。從批鬥到關押，周恩來都沒過問。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時，姚登山被放了出來，繼續當黨員（從未開除過），還恢復行政級別（11級）。現在看來，這位老八路也是一件冤案，但是許多書上至今還在流傳着被編造出來的『造反派外交部長』呢！」（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468頁）
《昨天》2012年4月30日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