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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能做什麼，又不能做什麼」：牛津學者的新研究為時代疑問提供答案
中國數字時代曾報道過全球的民主制度正陷入信任危機。對此，牛津大學教授瑪雅·都鐸(Maya Tudor)10月在《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上撰文，用實證數據說話，指出民主制度依然是人類目前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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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開篇即點出當代焦慮：「四分之一個世紀前，民主是世界的理想，如今，它正在世界範圍內受到侵蝕。」都鐸指出，民眾不再關注「民主是什麼」，而在追問「民主能做什麼」。因此，她用大篇幅綜述了過去二十年中數百篇同行評審研究，指出結論非常清晰：民主在總體上比威權體制更能帶來健康、教育、和平與長期繁榮。
在健康方面，她寫道：「民主國家在防止嬰兒早亡方面顯著優於威權國家。」統計數據顯示，若一個國家從專制轉為民主，每1000名新生兒中平均會少夭折17人。雖然古巴等極少數專制國家報告的嬰兒死亡率低於美國，但作者提醒，這些數字「可能受到政治壓力影響，被人為壓低」。
在教育上，「民主平均能增加1.3年的受教育年限」。當一個國家向民主制度轉型後，在接下來的15到20年內，中學入學率可以提高近七成。她指出，民選政治家傾向投資「可見且可量化的政績」，例如免除學費或擴建小學，這種競爭機制反而促成教育普及。
不過，她也提醒民主並非無條件良藥。在缺乏全民醫保或社會凝聚力弱的國家，民主對兒童死亡率的改善有限；在擁有強大地主精英的拉美社會，教育支出反而被壓低。
此外，瑪雅·都鐸教授引用多項研究稱：「民主更能帶來和平。」她指出，民主國家彼此之間「從未宣戰」，而且研究顯示這種關係「比吸煙與肺癌的關聯還要強五倍」。但她同時提醒，過快引入選舉可能引發暴力，特別是在戰後或族群分裂的社會中。
在最受關注的經濟增長領域，瑪雅·都鐸教授用數據駁斥了所謂「威權增長神話」。她指出，十五項全球研究中有十三項發現「民主顯著促進了人均 GDP增長10%至20%」。另外兩項研究也並未否定民主促進經濟發展的效應。其中一項研究表明，民主僅在擁有強大既有制度的國家才能促進經濟增長；另一項研究表明，民主的影響通過間接渠道發揮作用，但都未否定民主的作用。
最值得關注的是，對「中國模式」的討論是論文中最具鋒芒也最重要的一節。她寫道：「讚頌中國過去半個世紀無可爭議的發展成就時，必須認識到：該國增長的引擎——中國共產黨——以及其為實現『團結』所付出的代價。推動中國取得無與倫比發展成就的『團結』，同樣直接催生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個時期在沒有外部戰爭的情況下，造成了人類有記載史上最慘重的人口損失。」
在她看來，這些「威權成功故事」之所以常被高估，是因為研究者和公眾忽視了「民主國家雖進展緩慢，卻更能避免極端崩潰與災難」。而且，作者也表示，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明，所謂「威權主義的經濟成功」是由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並非威權主義本身。
作者還特別以新冠疫情為例，指出疫情初期中國展現出典型的「威權式高效」：迅速封城、全民追蹤、建醫院、開發疫苗；但到了2022年，「中國仍堅持極端封控，最終導致大規模抗議與推遲放開後的死亡潮」。
她引述獨立研究估算，中國的疫情死亡率可能被官方「低估了17倍」，實際死亡約每十萬人185人，與台灣、韓國相當，而日本的數字僅為60。
該教授總結道：「若政策制定者遵循不傷害原則，那麼應當押注民主。因為在提供長壽、教育、和平與繁榮的概率上，民主始終是更安全的賭注。」不過，她也提醒世界民主社會：若要贏回民心，不在口號，而在能力。
二、聯合國點名批評中國打擊聯合國人權合作者，跨國鎮壓升級成新焦點
為了了解各國人權發展，聯合國經常會與人權活動人士和團體進行合作，這也是聯合國人權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這些個人和團體往往卻成了獨裁政權恐嚇與報復的對象。
近日，在聯合國第六十屆會議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針對此問題專門向人權理事會提交了一份最新的年度報告。報告披露了過去一年發生的多個恐嚇及報復行為，涉及至少32個會員國，並指出針對人權活動人士的跨境鎮壓正變得愈發頻繁且手段更趨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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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該報告還特別提及中國，指出中共當局利用「國安」「反恐」及「境外執法」等名義，對在海外與聯合國互動的公民進行打壓。
報告提到了維吾爾語言學者及人權活動者阿不都外力·阿尤甫(Abduweli Ayup)，他在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與歐洲語言資源協會聯合舉辦的會議時，遭受來自不明人士的恐嚇與干擾。秘書長辦公室指出，該事件「與國家層面的監控行為存在關聯」，並反映出中國針對維吾爾流亡者的跨國壓制(transnational repression)現象仍在蔓延。
此外，報告還提到了香港當局的跨國鎮壓。郭鳳儀(Anna Kwok)與劉康(Carmen Lau)是總部位於美國的香港民主委員會(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HKDC)的工作人員，她們因「與聯合國持續合作」遭到香港當局通緝。她們的護照被吊銷，並被指控「危害國家安全」。聯合國認為此舉構成對人權機制參與者的報復，意在阻止民間社會繼續通過國際渠道發聲。
這已非首次有中國以及香港地區人士因與聯合國互動而遭追責。報告附件還繼續追蹤多起此前已列入的案例，包括多名中國大陸維權律師，如李翹楚、許艷、余文生、王宇、王全璋、陳建芳、江天勇等。這些人權活動人士被指因與聯合國特別機制溝通、提交人權報告或參與相關會議，而遭到拘押、騷擾或行動限制。
在總結部分，秘書長指出，本年度「跨國性報復」出現顯著增長趨勢，有六個國家被發現對境外人士實施威脅與監控，其中就包括中國。報告強調，有關行為涉及吊銷護照、凍結財產、拒絕入境及威脅家屬等手段，目的在於「阻止個人在流亡狀態下與聯合國繼續合作」。
報告指出，這類手段使海外異議者與維權人士陷入「無國可依」的境地。打擊報復使得這些人權活動者「對與聯合國合作的恐懼已成為新的常態」，也對仍在國內的人權倡議者形成寒蟬效應。秘書長警告，報復案例的數量「並不反映問題的全貌」，因多起案件出於安全考慮被匿名或刪除。
最後，聯合國呼籲結束報復文化。古特雷斯呼籲所有會員國都不應進行恐嚇與報復，確保人權維護者能「自由且安全地與聯合國接觸」。他強調：「沒有安全的合作環境，聯合國的人權體系將無法履行其使命。」
三、程揚揚書評：方方筆下被埋葬的女性與未完成的「婦女解放」
方方是中國知名女作家，並因武漢封城期間所寫的《方方日記》而為人所知。在此之前，方方曾因兩部女性主義題材作品而受到關注，分別是《軟埋》與《奔跑的火光》。
近日，華人學者程揚揚就以這兩部長篇小說為題材撰寫了一篇書評，探討中國女性在革命與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如何在「被解放」的敘事中依舊受困。文章指出，儘管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以來高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但現實中，「父權制並未被推翻，土地改革等政治運動反而加深了性別化的壓迫。」這篇評論既是對方方文學的細讀，也是一份對中國現代史與性別政治的社會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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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首先回顧了方方的作品《軟埋》，並引用書中核心隱喻——「被軟埋」——象徵的不只是歷史的遺忘，更是主動的掩蓋。「小說的標題（軟埋）本意指的是無棺下葬，但軟埋的另一種解釋是生者執意掩蓋過去，拋棄歷史，拒絕記憶。」
作者指出，《軟埋》的主人公丁子濤承載着土地改革後的記憶創傷。她的個人史與國家敘事交織，揭示了一個冷峻的現實：女性在革命的口號中獲得了解放，卻在制度的沉默中失去了話語權。方方通過女性視角重新發掘那些被遮蔽的聲音——那些被命令訴苦、被動表演「翻身」的女性在「解放」之後依舊沒有自由。
與《軟埋》的歷史性凝視不同，《奔跑的火光》講述的是改革開放時代的另一種囚禁。小說的女主英芝因長期遭受丈夫暴力而縱火反抗，最終被判死刑。「她的悲劇源於兩種力量的交匯：中國悠久的性別政治歷史，以及改革時代釋放的經濟社會趨勢」。
作者指出，這個故事並非孤例，而是結構性悲劇的縮影：當市場化改革重塑農村社會秩序，女性被重新困在家務與低薪勞動的邊緣。
「她的悲劇源於兩種力量的交匯：中國悠久的性別政治歷史，以及改革時代釋放的經濟社會趨勢。」
程揚揚表示，方方筆下的女性在歷史與現代之間掙扎——既是受害者，也是抗爭者。「這兩個角色……都是父權制的受害者，且各自在自身毀滅中都難辭其咎。」「她們的憤怒、痛苦與沉默構成了『另一種中國敘事』。」這種複雜性使她們擺脫了「完美受害者」的定式。
文章還指出，《軟埋》因觸及土地改革的敏感記憶而在出版後被下架——這本身正印證了「被軟埋」的隱喻繼續發生。評論認為，方方的小說並非政治宣言，而是一種「文學見證」(fictional witnessing)。她用細膩的敘事捕捉女性在國家機器與家族結構中的微弱抵抗。
最後，作者以當代女性的現實呼應了方方筆下的歷史創傷。雖然中國出台了《反家庭暴力法》等政策，但「實踐仍受限，多數女性仍在婚姻、土地與勞動分工中被制度性忽視。」她表示：「1949年共產黨接管中國並未消滅父權制……諸如土地改革之類的運動往往加劇了性別壓迫。」
書評最後以一句溫柔卻沉重的句子結尾：「如果像她這樣的人足夠多，也許她的女兒和孫女們才能真正獲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