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的四川省主席王瓚緒將軍遺像。
將軍威名震蜀中，抗擊倭寇胸有謀。
疏財辦學留義舉，亂世執戈亦英雄。
錯將獨裁視堯舜，誤把赤誠獻秦龍；
可憐家口皆為奴，而今仍是一冤蟲。
我是「去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的成都人（據說這條廣告詞出於「創意大師」張藝謀之口，成都市人民政府整整花了幾百萬元），又是這個城市「解放」那年第一批參加革命工作的「翻身奴隸」。那時我是一家茶葉店的學徒，自然「熱愛黨和毛主席」。所以在工作上一貫政治立場堅定，敵我界線分，對「階級敵人」從來不軟手。沒想到七年後我也成了「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一個貨真價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份子」。
不知是三生有幸還是祖先積德，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竟和國民黨要員一起關押在四川省公安廳看守所。這兒相當於北京的秦城監獄，沒有點兒「功底」是進不來的。當時一同關在這裏的有國民黨中將、「川甘反共救國軍總司令」周迅予，達賴喇嘛經師（名字記不清楚了），國民黨抗日名將曾任四川省主席的王瓚緒，以及一大批國府黨政軍要員。在那食不果腹的饑寒歲月，王瓚緒就活活餓死在這裏。我常常回憶起這段往事，常常夢到這段往亊，如刺鯁在喉，不吐不快……
王瓚緒，這是一個英雄的名字！1937年盧溝橋事變，親率第44軍（編入第二十三集團軍）開赴抗日前線，由川鄂大道出發東下，向宜昌集中，增援平漢鐵路沿線。他作戰英勇，指揮有方，為抗擊日冠立下汗馬功勞，堪稱數一數二的抗日名將。
1949年12月14日，他在成都與劉文輝、潘文華等國民黨軍政大員發起通電起義。據說這之前的半年，他們就早早地與中共二野鄧小平、劉伯承派出的代表談判，【吳越按：是賀龍的政治代表杜重石將軍（屬牛的，今年100歲，仍健在，住上海）；詳細經過，請參看吳越着《中共特使杜重石》，東方出版社出版。】商議「和平起義」一事。待國民黨中央軍從成都撤走西昌，王瓚緒將軍立即披掛上陣，出任成都市「治總」司令，出面維特成都市面秩序，還頒佈十二條殺令：凡搶劫、殺人、強姦、鬧事、縱火、偷盜、趁火打劫者，一律格殺勿論。那插着「治總」旗幟的大卡軍車，一天到晚在大街小巷來回巡邏，不幾天真殺了幾個掄匪，自此街市安靜得像座古廟，沒一個人敢撒野。
應該說，他為四川的「和平解放」和維護成都的治安秩序，立下了汗馬功勞。可不知為什麼沒撈着官兒，1950年共產黨只給了他一個川西人民博物館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3年合省後改為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1957年10月，卻以「叛國投敵，偷越國境」之罪，先於我關押在「四川秦城監獄」。他經不住關押，更經不住飢餓，於1960年11月活活餓死在獄中，時年75歲。死前天天罵共產黨是個騙子集團，專門整人害人……
我因主辦民刊《往事微痕》，發起「五七人二代心路歷程」專集徵文，有右友譚顯殷（原重慶團市委宣傳部長）之子譚松，寄來一篇他采寫的文章《一個將門後代的遭遇——王薇》，才知這位起義將領的遭遇比我們「翻身人家」更慘。他不但餓死獄中，他的十個兒子，除了老大是國民黨44軍軍長，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1975年死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老三極右、老五——反革命、老七——極右、老八——極右、老九——反革命、老十（當時還是重慶大學三年級學生）也是右派。除老六在台灣、老二病亡外，其餘的都成了「分子」。真是「將門出虎子」，一個個都「金榜題名」。
據他孫女王薇（即老三王大虎的女兒，現居重慶）在回憶中說：「祖父（即王瓚緒）1885年生於四川省西充縣觀音鄉。幼年受業於舉人，考取了秀才。他喜愛書法和詩詞，也好收藏圖籍。1908年，考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與劉湘、楊森同學，曾參加辛亥革命和「四川保路同志軍」；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第五師師長；1928年改任第二師師長兼四川鹽運使，駐守重慶達5年；1930年，創辦重慶巴蜀學校；1932年，任劉湘部北路總指揮、第三路總指揮，助劉湘統一全川；1935年，任第四十四軍軍長；1938年，任第29集團軍總司令，同年任四川省主席；1939年底至1945年，率第29集團軍出川抗日，參加了隨棗會戰、第二次隨棗會戰、宜沙會戰、濱湖戰役、鄂西會戰、常德會戰、長衡會戰等戰役；1944年，任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1945年，任陪都衛戍總司令，同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47年，任重慶衛戍總司令；1948年，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武漢行轅副主任、重慶行轅副主任、西南行政長官公署副長官。1949年12月14日，在（杜重石的策動下）成都通電起義；1950年，任川西人民博物館館長、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1957年10月，離境出走時被捕。1960年，在獄中去世。
祖父雖然戎馬一生，是陸軍上將，但他骨子裏是個文化人，從小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的影響，他對故土有很深的感情，這也是他不願去台灣的原因之一。1949年起義時他對共產黨並沒有認識，【杜重石是秘密黨員，對外的身份是「袍哥大爺」，是「民革」發起人之一。】也沒有接觸，不了解。他只讀過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雪》，讀了那首詞，他覺得他同毛澤東在孔孟（之道）上是相通的。但是，進入「新社會」後，他對共產黨開始有所認識，並越來越不滿：他認為共產黨的一系列作法違背了中國的文化和和文明傳統。連簡化漢字他都十分反感，他認為文字是中華文化最基本的承載物，不能隨意改變。1957年「反右」，他的友人紛紛中箭落馬，比如，與祖父有「三同」（同鄉、同學、同庚）的著名民主人士鮮英、曾作為統戰對象的台盟中央主席謝雪紅、雲南起義將領龍雲等都被打成右派，並在全國範圍內遭到「口誅筆伐」。祖父對此非常憤怒，認為共產黨太不像話，領導人政治品質極其惡劣。另外，他也感到大事不妙，他平時就愛發牢騷，從不隱忍忌諱，甚至直接罵共產黨和毛澤東。此外，他還寫了大量日記、詩詞，對「解放」以來的歷次運動，鎮反、三反、五反等發泄不滿。他覺得他也會步龍雲等人的後塵，於是他決定出走。1957年10月，他以治病的名義來到重慶，召集了在重慶的所有家庭成員開會，當時我只有九歲，也跟爸爸去了。祖父是習武的人，剃個光頭，紅光滿面，每天早上脫光衣服，練拳，劈劈啪啪周身拍打。他還信佛教，每天晚上盤腿打坐，身體和精神一向都很好。但是那一天晚上他看上去身心像是受到極大的傷害，他睡在床上，臉色很差，神情十分沮喪，也可以說是很絕望。他對父親他們，包括他的幾個夫人說：「從現在起，絕對不要說任何話，絕對不要提任何意見，你們一定要記住這一點。共產黨馬上要開始算帳了。」那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吃了晚飯，但氣氛很沉悶，吃完飯各自就回家了，祖父住在解放西路，我們住在七星崗，我記得那晚還下了點兒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