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明鑫——1958年民航西南通訊台台長，1923年生。本文為採訪熊明鑫記錄（採訪人；譚松，時間：2001年5月20日，地點：重慶市氣象台）
你來挖這段往事，啷個說喲，我父母都是死在我手上，我真的是不想提呀。
抗戰時我在齊魯大學醫學院學習，後來又考入無線電通訊專科學校，畢業後進入中國航空公司，在飛機上搞通訊導航，不久，我就成為該公司的技術骨幹。
中國航空公司在1949年時，已經是世界第三大航空公司，排在美國PIA航空公司、英國BOC航空公司之後。大陸解放時，中航一片混亂，1949年底飛到香港機場的飛機就有上百架，大量的中航職工聚集在香港。當時主要有三條路擺在我們面前：到台灣、留香港、回大陸。此外還可以到世界各地，那時飛行人才在全世界都是搶手貨，我們中部分人就被一些國家用高薪挖走，例如，英國挖了一些人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中航近3000人中，約有500人選擇了回大陸，我是其中之一。
我為啥回來？當然有原因。
我經常跑國際航線，到過近20個國家，親眼看到中國人在異國他鄉的生活情況。我認為祖國強大，海外華僑才有地位，在外面流浪總不及呆在自己的祖國，我的技術肯定能為祖國服務。還有，我雖是搞技術的，但也有點歷史知識，我那點淺薄的知識告訴我，開國皇帝總是比較好的，奮發向上的。共產黨能夠打敗強大的國民黨，一定有它先進的道理。還有，1945年我在重慶機場見過毛澤東，聽過他的講話。毛澤東非常親切，寬厚，開明，而且很有才學。他提出要聯合，要共商國事，要政治協商，我非常贊同。總之，那一次毛澤東給我留下的印象好極了。1949年10月，我在香港讀到他在開國大典上的致詞，讀到「共同綱領」，我激動得很，覺得中國在他的領導下，一定能走上富強、民主、光明之路。我才26歲，人生路還長，不為一個光明的新中國效力，還到哪兒去效力？
1949年11月9日，12架飛機載着53名機組人員（包括中航的經理），突然從香港升空，穿雲破霧直飛北京。這就是著名的、在世界上引起轟動的兩航起義。這事不僅國民黨沒想到，美國沒想到，就連共產黨也沒想到——天上突然掉下來12個餡餅！
中航的職工，除了那隨機的53人外，陸陸續續返回大陸的有50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留在了重慶，共產黨剛剛執政，西南地區航空人才奇缺，我成了寶貝，不僅馬上被錄用，而且進入了專門接送鄧小平、賀龍等大人物的專機組。
我們當時很受信任，也很受重用，只是共產黨最初承諾的高薪和用美元支付沒有兌現。我每月只有100多元人民幣，只當我1949年之前三個小時的飛行津貼。我們回來的人中，有100多人因此離開大陸，到了香港或世界各地。我沒有走。我回來不是為了錢，而是希望祖國強大，我自以為自己能幹，能做出貢獻。但是，我不久發現一些問題。
1952年，叫我們捐款支援抗美援朝，大家都有覺悟，都自願捐款，我們不到100人就捐了48萬，買了三架飛機，兩門大炮。但共產黨要我們捐款的方式不對。他們給我們算帳：你在中航幹了多久，應當有多少錢，所以，你起碼應當捐多少。而且還來硬的，比如說某人交了多少，你也得交多少，某人錢全部交了，你也得全部交，不交不行，搞得不象是捐款，而象是逼債。在那次捐款中，我們一起回來的有兩個人，被逼得沒有退路，上吊死了。我的家底比較厚實，我愛人叫楊世華，她哥哥楊少華是中南空軍司令，蔣介石直升機的駕駛員。1949年前我家屬於富有階層，捐款前，家裏還有不少黃金和美鈔，到捐款結束時，除了還剩點首飾，基本上洗空了。捐款給我心上投下一點陰影，但沒有影響我工作。新中國的航空業剛剛起步，太需要人了。我訓練飛行員，舉辦學習班，開闢新航線，一年到頭在外奔波，忙得不亦樂乎。周恩來出訪萬隆的飛行我提供了氣象數據，中緬國際航線的開通是我奠定的基石，我還為貴陽民航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因為如此，1956年我被評為民航全國優秀員工，劉少奇親自給我授了勛。
1958年是我人生路上的「滑鐵盧。」前一年的整風、反右雖然搞得紅紅火火，但我一點沒參加。為啥？一個字，忙！1958年，重慶市領導認為，民航中有人來自舊社會的中航，這些人在外面日子過得十分滋潤，薪金極高，為什麼「人往低處走」，甘願回大陸拿低薪？說不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雖然一時沒有線索，但不妨分配兩個右派名額，敲山震虎，防患於未然。這樣，市里專門撥下來兩個右派名額。
那天，民航政委親自上門來找我，請我對民航工作提點意見。我正忙，沒空說話。政委見我實在抽不出身，就說，不要緊，等你空點了我派車子來接你。
幾天之後，我到政委辦公室，說了幾句心裏話，包括三方面：
一、培養新生力量要注意知識面，不能只強調出身。我提這個意見是基於慘痛的教訓。例如，1951年我在成都負責培訓13名女飛行員（因為毛主席說我們也要有女飛行員），這些女學員按出身好——僱農（貧農都不行）；政治好——中共黨員；身體好三條標準從部隊裏選拔。三條中唯獨沒有文化標準，我們訓練時，費盡移山之力。由於學員文化太低，一個小時能完成的訓練，花十多個小時都達不到要求。折騰下來活脫脫報廢了兩架寶貴飛機，那發動機和配件是美國貨，當時根本配不到。這個想法（即選拔注重知識），我在1952年曾當面給朱總司令提過。
二、希望今後考慮配備懂業務的副局長。民航的飛行和管理工作，技術含量很高，我們的局長、政委等都是軍隊幹部，他們打仗行，但搞航空外行，我不同意外行領導內行，我記得劉少奇就說過，我馬列主義水平再高也開不動飛機。局長不懂業務，我們中層幹部很難處，沒有決定權，但要承擔責任。向局長請示，他不懂，說我們認為行就干。幹得好自然相安無事，一旦出了問題，領導（當時叫首長）可以推說他不懂業務，責任全在下面。我們中好些人因此被判刑，而且一判最低六年。所以，我提出在黨領導全面的前提下，最好配一名業務副局長。
三、希望提高民航幹部的待遇，因為當時實在太低。
我提這幾條意見，政委連連點頭，樣樣同意，很把我感動了一回。哪曉得轉眼就變臉！共產黨我摸不透，紅臉白臉眨眼變。後來在長壽湖，管教人員教育我們說：「形勢變了政策就要變。」換句話說，就是可以說話不算話。因此我們管共產黨的政策叫「月亮政策」——天天不一樣。
我這三條意見都有回答：一、污衊工農學員，以技術權威要挾黨組織。二、想篡黨奪權，自己當業務副局長。三、夢想恢復舊社會資產階級特權生活。這幾條罪狀把我驚呆了！告訴你，從那以後到現在40多年，我再沒提過任何意見。
公平地說，西航並不想一棍子把我打死，原因是我的技術。我擔任民航西南通訊台台長，統領十餘個科室，50多號人，負責整個西南地區的飛機導航與通訊。還有，這些年來，我是怎樣在干，他們應當看得清楚。
發放名額的重慶市「首長」非要完成任務，他們一狀告到省委書記李井泉門下，李井泉馬上將民航局長和政委找去，說了一句話：「兩個右派都處理不下去，是不是要我報到中央去批？！」
抓我，採取了軍事上的突然襲擊。那是1958年4月的一個晚上，一輛軍車突然開到白市驛機場，把我抓上車，押往位於大巴山深處的通江勞改農場。我當然不願把這事告訴父母，但是我有兩個娃兒，兒子七歲，女兒五歲，我一走，他們怎麼辦？我不得不寫信回武漢老家，請父母來重慶把孩子接走。妻子？她在1957年因病去世了。說到她，我心裏很難受，她1948年畢業於南京金陵醫科大學。結婚後，我一直在外忙，很少回家，更說不上照顧她。她彌留之際我從成都匆匆趕到醫院，她躺在病床上，雙眼睜着，一動不動，也不說話，我俯下身去抱她，非常傷心，旁邊的醫生、護士在流眼淚。後來我才知道，抱她的時候，她已經斷氣了，但是她的眼睛沒有閉，我在她的遺體前站了很長時間，一動不動望着她。至今我都覺得對不起她，懷念她。
再說那封信，正是那封信斷送了父親。那幾天父親心情正好。老友董必武先生發來通知，接他進京做點事。他行李已經打點好，喜滋滋準備進京。他收到我的信，坐在藤椅上品讀。信還沒讀完，他突然大叫一聲：「這個雜種不爭氣！」他頭一歪，倒在藤椅上。家裏人趕緊把他抬到醫院，腦溢血，已經沒救了。在大巴山勞動四個多月後，重慶把我們接回來，準備轉到長壽湖。這個時候，大躍進在全國展開，民航也要大躍進，要在15年內趕超英國。他們覺得我正是可用之材，不必發配我到長壽湖，只需要把我「閹割」一下——保留「拉磨」的力氣，去掉「傳宗」的功能，用他們的說法，叫「政治上打倒，技術上使用。」我不干，我是頭犟驢，寧願受懲罰，也不願被閹割。我跑出來，自己買船票去長壽湖。
我一直認為，中國人有力量搞航空，可以不依靠美英把新中國的航空業搞上去，我就是為此回國。後來我們中很多人離去，我也有去香港的機會，我不走，也是為了這番事業。但是我決不以一個「分子」的身份來幹事業。
我到長壽湖後，勞改名單中沒有我，農場不接收，不給我安排住處。我鐵了心，找到一間教室（當時還在放暑假），將幾張課桌拼攏作床，然後跑到農場的養豬場，挽起袖子就幹活。白白送來一個勞動力，豬場居然不要。我不管，天天去宰豬草，也不多說話，操起菜刀，「通、通、通」一陣猛宰。時間一長，人混熟了，養豬場終於收留了我。
這年我35歲，開始長達20年的長壽湖生活。
我當右派後，只發9元生活費，後來按市政府規定發18元，1962年加到30元，一直到1979年「改正」後才恢復原工資。饑荒年我全靠賣首飾，一件接一件賣，賣了就趕緊買吃的，1952年沒捐走的那些首飾救了我一命。
但是，我個子大，消耗多，還是餓得全身浮腫，1960年，管教幹部孫×看我不行了，開恩特批我回武漢老家養病。（在我採訪的所有長壽湖右派中，熊明鑫是唯一提到孫×好處的人。）
那個時候，武漢條件相對四川好一些，關鍵是我呆在母親身邊，她象護理嬰兒一樣護理我，把家裏和能搞到的好東西全部給我吃，幾個月時間，我又恢復了人樣。
我該回長壽湖了。頭一晚上，母親流了一夜的淚，她怕我又要挨餓，在長壽湖活不出來。第二天，母親和姐姐送我到江邊。船拉了汽笛，要開了，她這才放我的手。我轉身匆匆朝輪船走去。母親一直呆呆望着我，就在我走上跳板，要登船那一霎那，她突然站立不穩，踉踉蹌蹌往前竄了幾步，一頭栽倒在地上。姐姐驚叫起來，我扭頭一看，飛也似地奔回去。母親睡在地上兩眼翻白口角抽搐，已經不能言語。我與姐姐一起將母親送到醫院急救。她沒有再醒來，第二天，她走了，她不會再掛念我了。父母都是死在我手上啊，都死在我手上！
母親去世後，我把我的兩個孩子分送到姐姐和妹妹家，姐姐收養兒子，妹妹收養女兒。事情還沒完，文革還有一道鬼門關在等我。
1967年，一群造反的學生氣勢洶洶殺進島來，把我們拖出來跪成一排。他們在我胸前掛一塊大牌子，強迫我雙膝跪在煤渣上。這次，給我定了一個「美蔣特務」的罪名，命令我向毛主席認罪。我跪在煤渣上痛得冷汗直流，突然，一個紅衛兵飛起一腳踢來，這一腳狠，力量特大。我慘叫一聲，向前撲出三米多遠，額頭在地上碰得鮮血直流。這一腳踢在我腰上，腎臟受了嚴重損傷，我躺在床上幾個月起不來，整整拉了兩年的血尿。幸虧那人穿的是雙回力鞋，要是大頭皮鞋，我肯定當場就報銷。
他們為什麼下死命踢我，原因是他們抄家搜到我當年同美國飛行員一起照的像片，說我裏通外國。那次挨打後，我把過去的照片統統燒光，一張不留。（毛澤東也同美國飛行員照過相，那是1945年9月16日。那時毛看上去無比親切、寬厚、「民主。」）
造反派打人不說，還抄家。我在長壽湖的「家」被抄得只剩下一件勞保服，真正成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我身體垮得很快，1971年初，終於倒床不起。我料想我不行了，快去見我父母了，別人也這樣看。管教幹部鄭修成來到我床邊，問我有什麼話要說，也就相當於遺言吧。我告訴他，這輩子我上對得起天，下對得起子女，沒有做一件虧心事……
然而，我大難不死，盼到了1979年的「後福」。
一天，獅子灘場部來了一輛豪華轎車，這車在當時當地極其少見，車上下來兩個氣宇不凡的人物。場部辦公室人員一看介紹信，慌了神——來者竟是地師級官員——漁場場長也不過才縣團級。辦公室人員趕忙把場長叫來接待。「地師級」告訴場長，他們要見民航西南通訊台台長熊明鑫。
場長說，熊明鑫住得遠，一兩天出不來，有什麼話對他講。「地師級」表示，他們願意等。
三天之後，我才從長壽湖最偏遠的一個地方——飛龍島划船出來。
「地師級」在場部招待所接見了我，我那時已被改造成一副「熊」樣。我看見桌子上放着我一尺多高的檔案，裏面裝有我多年的思想改造匯報，每年每月的勞動評審鑑定，認罪服法表現，言論思想記錄等等。
「地師級」態度非常誠懇，他對我說，當年把我錯劃成右派，組織上決定「改正」，接我回原單位工作。我本來早已心如死灰，這幾句話來得突然，一下子把我撩翻，我也不知為什麼，由「熊」轉「牛」，一躍而起，指着「地師級」的鼻子大罵：「一句整錯了就算了？！，老子是二十一年冤屈，九死一生哪！」
「地師級」非常有涵養，他不緊不慢地說：「我們來之前首長就給我們交待了，說熊明鑫同志能力很強，水平很高，但性子急。你受了幾十年的苦，心裏有氣，罵我們，打我們，往我們臉上吐痰都可以，只是請你出了這間屋就不要再亂說了。」
這一招，以柔克剛，我伸出去的那隻手垂了下來。但是，這幾十年我傷透了心，民航傷透了我的心，情感上我無法再回民航。這就象一個把靈魂和肉體全部奉獻，但卻被無情拋棄和折磨的女人，不願意再回到那個男人的懷抱。所以，我申請調到了重慶氣象局。那時氣象局的三個局長都不懂業務，我還算懂氣象業務的人，能夠做點事。
我進氣象局時國家正強調領導幹部年輕化，1979年我已經56歲了，因此，我自願放棄官職，當一個一般技術人員。就這樣，幹了幾年退休完事。
從1949年到1979年，經過30年的折騰，兩航起義的500多人已被整肅得所剩無幾。文革中，僅在北京一地，便有48名起義人員被當作美蔣特務整死。那位策劃並指揮了著名的「北飛行動」，將12架飛機和53名航空人才交到共產黨手中的潘定國，也被打斷了背脊骨。若不是周恩來念他立下試航首飛拉薩之功，保他一命，這位著名的飛行員也活不下來。文革之後他去了美國。
我後來聽北京的朋友講，我當年訓練的13名女飛行員之一諸××，在林彪手下當了民航總局副局長，文革中她曾到處找我——我在訓練時幾次想淘汰她。北京的朋友說，幸虧我早早躲到了長壽湖，如果落在她手裏，必死無疑。
說來不可思議，我兩次差點死在長壽湖，但長壽湖終究救了我。
訪後記
熊先生身材魁梧，步履穩健，一眼望去，猶有當年藍天上叱咤風雲的氣魄，甚至還有幾分「大首長」的風度，雖年近八旬，但耳聰目明，思維敏捷，由此可想，35歲「下崗」時，是何等精神。
長壽湖豬場的菜刀「通、通、通」，把熊先生十八般武藝宰得稀爛，拌合他回歸大陸的熱忱，效力祖國的願望，一起煮熬，傾入豬槽。
2001年深秋的一天，我登上長壽湖同心島，這兒是熊明鑫勞動改造過的地方。我沿着一條土路往半山坡走去，四周非常寂靜，看不到一個人影，涼嗖嗖的秋風撲面而來。我走到一家農舍前，一眼就看到一個大豬圈，幾頭肥豬在圈裏拱動，吧吧嗒嗒地爭吃槽食，空氣中飄蕩着糞水和穀草的氣味。我站在豬圈旁，望着深秋有些蕭瑟的山坡，感到一種遠離社會、遠離文明的荒寒。吱呀的木柵圈門，潮濕的石頭豬槽，一堆紅苕藤，沾着泥糞……
熊先生留我吃飯，席間，他嘆了口氣：「我今天說了好多話，破例了。前不久有人來找我了解1945年重慶談判的一段往事，我客客氣氣，但絕不多說，更不表態。電影《重慶談判》和反映兩航起義的電視劇《北飛行動》與我所了解的一些事實有很大出入，可我一言不發。不怕你笑，我被整怕了，看見一根草繩，便怕是毒蛇。我現在有心臟病，共產黨再整我一次，完了。」
補記
熊明鑫先生於2005年8月2日在重慶去世，終年82歲。
2004年5月16日，熊先生最後一次參加長壽湖右派難友聚會，在會上，他與分別了37年的長壽湖難友譚顯殷重逢。一年後，這位厚道的老人永遠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