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估計，21%的美國成年人（約4,300萬美國人）屬於功能性文盲，這意味着他們在閱讀、理解說明和填寫表格方面存在困難。功能性文盲的美國成年人無法完成一些閱讀任務，如閱讀職位描述或填寫社會保障和醫療補助表格等任務
一名十九歲的大學生起訴她以前的高中，因為她不識字，卻順利畢業了。
這名學生名叫艾麗莎·奧爾蒂斯（Aleysha Ortiz），於2024年春季以優異成績從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公立學校（Hartford Public Schools）畢業。她獲得了康涅狄格大學（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的獎學金，目前在校學習公共政策。但在高中期間，她不得不使用手機上的語音文字轉換應用程式來幫助她閱讀和寫作。儘管多年來她一直呼籲學校給予支持，幫助她克服在讀寫方面的困難，但她的學校從未解決這個問題。
她的故事令人震驚；然而不幸的是，這樣的事並非個例。在伊利諾伊州的24所公立學校中，沒有一名學生的閱讀能力達到年級水平。全國範圍內，54%的美國成年人口的閱讀水平在六年級或以下。換句話說：只有46%的美國成年人達到了中學水平的讀寫能力，更不用說高中或大學的水平了。
在一個發達國家，我們每年為每個學生花費近16,000美元來教育我們的孩子，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統計數據。
識字能力本應是通曉博雅教育的自由社會的基石。正如《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的座右銘所言：「民主在黑暗中消亡。」
文盲就是一種黑暗，文盲群體無法應對充滿表格、文件和文字的世界的需求，更不用說成為民主社會的投票公民了。
識字率統計數據實際上意味着什麼？
根據官方報導，美國人的基本識字率為99%。如果像艾麗莎·奧爾蒂斯這樣的學生可以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但她仍然是文盲，那麼這個基本識字率的數字或許應該受到質疑。
但是「基本讀寫能力（basic literacy）」有點像推銷話術。聽起來很厲害，但實際上，「基本讀寫能力」指的是幼兒園到三年級的閱讀水平，比如《在爸爸身上蹦來跳去》（Hop on Pop）和《糊塗女傭》（Amelia Bedelia）等兒童識字繪本讀物閱讀能力。
然而「實用讀寫能力」（Functional literacy）才是真正重要的：閱讀和理解表格、說明書、求職申請以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其它形式文本的能力。它衡量的是閱讀技能和理解能力，也就是解讀文字的能力，以及辨別文字含義的能力。
據估計，21%的美國成年人（約4,300萬美國人）屬於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ly illiterate），這意味着他們在閱讀、理解說明和填寫表格方面存在困難。功能性文盲的美國成年人無法完成一些閱讀任務，如閱讀職位描述或填寫社會保障和醫療補助表格等任務。
或許更糟糕的是，54%的美國成年人的閱讀水平僅及六年級或以下。通常我們大多數人不會用年級來衡量閱讀水平，所以憑直覺看，這個統計數據很不堪，但是實際上卻毫無意義。六年級的閱讀水平到底是什麼水平？
六年級水平的書籍（包括讀寫和理解能力）面向十一二歲的兒童。例如《時間的皺摺》（A Wrinkle in Time）《波西·傑克遜與奧林匹亞眾神》（Percy Jackson and The Olympians）和《賜予者》（The Giver）等。
這些故事都很棒，但是理解它們所需的詞彙量和敏銳的思維能力，遠不及解讀稅表那麼簡單。以下是《賜予者》的節選：
加布里埃爾（Garbriel）的呼吸均勻而深沉。喬納斯（Jonas）喜歡他待在身邊，儘管他對這個秘密感到內疚。每個夜晚，他都會把回憶告訴加布里埃爾：乘船遊覽、在陽光下野餐的回憶；輕柔雨水拍打窗玻璃的回憶；赤腳在潮濕的草坪上跳舞的回憶。
顯然，這比《迪克和簡》（Dick and Jane）或《在爸爸身上蹦來跳去》（Hop on Pop）更加複雜。但是這並非成年人的理解水平。如果你的閱讀能力達到這個極限，你在日常生活中會遇到很多難以理解的文字，而通常這些文字對我們來說很重要，需要我們去理解，比如租賃協議的條款或藥物說明書。
一直都是這樣嗎？
幾十年來，我們的公共教育體系一直飽受識字率低下之苦。但是美國人的識字率並非一直如此低迷。美國著名歷史文獻就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這一點。
殖民時代最受歡迎的書籍，除了《聖經》（the Bible）之外，就是17世紀英國作家約翰·班揚（John Bunyon，1628-1688）的代表作《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1678）。該書售出了數百萬冊，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曾形容，幾乎每個殖民地家庭都能找到這本書。美國作家、《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2）的作者哈里特·比徹·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後來曾經寫道：「除了《聖經》，沒有哪本書比它更受普通民眾的歡迎。」
這本書的語言並沒有針對識字水平較弱的人而進行簡化：
「世故先生並非古人遺風。如今，他無處不在，用宣揚靠自滿和勞作獲得滿足與平安的福音來掩蓋他的異端邪說和謬誤。如果他提到基督，那並非是作為我們救主的替代者，而是作為模範人生的典範。我們需要一個好榜樣來拯救我們，還是我們需要一位救主？」
這又遠遠超出了六年級的水平。如今，「異端」（heresy）被認為是大學水平的詞彙。而「典範」（exemplary）則相當於十一年級的水平。
《天路歷程》既用於精神教育，也用於讀寫教育，早期美國的新教徒（尤其是新英格蘭地區）非常看重人們的文化水平，希望每個人都能讀自己手頭上的《聖經》。
如今，超過一半的美國人無法閱讀和理解這段文字。那麼，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美國識字率困境：簡史
可嘆，我們的讀寫能力危機幾乎與公立教育體系一樣久遠。隨着公立學校體系成為美國生活的一部分，僅僅過了幾十年之後，20世紀50年代，美國作家魯道夫·弗萊施（Rudolf Flesch，1911-1986）就寫了一本尖銳的著作，名為《約翰尼為什麼不會讀書》（Why Johnny Can’t Read，1981），書中他就直言不諱地批評了我們本已令人驚訝的讀寫能力缺陷。
當時，官方報告顯示，約95%的美國成年人識字。但是弗萊施和其他類似的批評者卻對功能性讀寫能力和閱讀理解能力提出了越來越多的擔憂。問題不再是「約翰尼能否看到紙上的文字並知道每個字的意思」，而是「約翰尼能否理解自己所讀的內容」。
弗萊施認為，在很多情況下，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們繼續沿着歷史前行。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發表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論文，題為《處於危險中的國家》（A Nation at Risk），警告美國人我們的學業考試成績（包括我們的讀寫能力）正在下降，如果不糾正這種趨勢，將導致國家危機。
五十年後，這種趨勢仍未得到糾正，我們國家正處於危險之中，尤其是考慮到我們為改善現狀所付出的巨額財政投入。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每年在公立K-12基礎教育上每名學生的支出接近1.6萬美元。全國範圍內，我們每年在公立K-12學校上的支出高達8,572億美元。
如果這不是為所有人購買識字能力，那麼它到底是為了什麼而買單？
問題部分在於方法。在2022年播出的紀錄片播客系列《賣出一個故事》（Sold a Story）中，美國記者艾米麗·漢福德（Emily Hanford）揭開了美國閱讀教學的面紗，引發了一場爭議。幾十年來，學校一直被要求使用全詞教學法（the whole-word method，或看說教學法/ the look-say method），而不是自然拼讀法（phonics），來教孩子閱讀，儘管有明確的經驗證據表明，全詞教學法並不能有效培養讀寫能力。
自然拼讀法（phonics）是幫助讀者解讀語言的秘訣：記住26個字母及其對應的44個發音，就能解鎖終身受益的能力，用羅馬字母表（約3,000種語言使用，使其成為世界上使用最廣泛的字母表）拼讀幾乎所有語言中遇到的單詞。孩子們學習閱讀的第一步是學習字母表並記住每個字母的發音，然後慢慢地將這些發音串聯成單詞，比如Hop on Pop（在爸爸身上蹦來跳去）。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逐漸掌握了解讀越來越長單詞的能力，並在此過程中提升了理解能力。
另一方面，全詞教學法完全繞過了自然拼讀法。孩子們通過識別單詞而不是通過發音來學習閱讀，一位評論家稱之為「心理語言學猜謎遊戲」。如果他們不認識某個單詞，老師就會鼓勵他們根據上下文線索來猜測其含義：在幼兒時期，他們可以通過看圖畫書上的圖片來猜測；在兒童時期，他們可以通過從周圍的單詞中推斷上下文來猜測。如果你讀過《迪克和簡》（Dick and Jane）的朗讀系列讀物，那麼你早期就接觸過全詞教育。這種閱讀方法僅僅是單詞記憶，而不是真正的讀寫能力掌握。自然拼讀法的概念是理解意義和準確解碼的先決條件，而這在許多學校系統中甚至從未被引入。
我們學會閱讀後，常常會把全詞閱讀法當作捷徑，人們很可能是通過識別單詞而不是拼讀來閱讀這句話的。但是如果你忽略了拼讀生詞的能力（以及拼讀不會拼寫的單詞的能力），你就破壞了真正讀寫能力的基礎。這正是許多公立學校幾十年來一直在做的事情：用一種我們已知的早已被證明是錯誤的方法來教學，會讓學生面臨文盲的風險。
但是即便如此，這還只是問題的一部分。追蹤學生學習進度和了解其掌握程度的方法也存在問題。有些孩子已經完全意識到自己在閱讀方面存在困難，比如艾麗莎·奧爾蒂斯。但是其他學生拿着光鮮亮麗的成績單回家，無論是學生還是家長，都沒有意識到出了什麼問題。這就是為什麼ACT（全稱為American College Tes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俗稱「美國高考」）分數下降而高中GPA（全稱為Grade Point Average，平均學分績點）卻上升的原因。分數膨脹使得成績單作為衡量整體學業表現的標準變得毫無意義。
有些問題比較微妙，GPA不僅衡量考試成績，還包含作業認真程度、課堂參與度等因素，而ACT分數隻衡量死記硬背的學業表現；另一方面，教師也常常面臨着保持高通過率的壓力。資金和政策通常與學生的表現和畢業率掛鈎，因此學校有動力讓學生通過考試並繼續學習，即使他們沒有真正學習。
對於許多人來說，教師們為了滿足學生的需求而屈從於政治壓力，繼續以他們明知行不通的方式教學，這或許令人難以置信。但是對於那些熟悉公立教育激勵機制的人來說，這一點並不奇怪。教師工會和公立學區官員強烈反對對學生和教師實行問責制和擇優評估。教師工會一直在反對那些能夠為貧困學區的學生提供更多教育選擇的替代方案。為了提高「公平性」，一些學區甚至下令教師停止評分、點名，甚至停止集體授課。
分數膨脹、社會晉升以及普遍對個人成就漠不關心，讓孩子們在「傳送帶」上被推來推去。艾麗莎·奧爾蒂斯使用語音文字轉換應用程式幫助她撰寫高中論文，這些論文足以讓她以優異的成績從哈特福德公立學校畢業。像奧爾蒂斯一樣，學生們不斷地在教育體系中步步前行，通過考試，從一個年級升入另一個年級，卻從未真正掌握在社會上生存所需的核心技能。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最終會面臨這樣的局面：54%的美國成年人不具備閱讀這篇文章所需的讀寫能力，如果我們不扭轉這種局面，我們國家的整體能力將很快被世界拋在身後。
本文刊自總部位於馬薩諸塞州的智庫「美國經濟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簡稱AIER）的網站。
作者簡介：
漢娜·弗蘭克曼·胡德（Hannah Frankman Hood）是教育組織「叛逆的教育者」（renegadeEducator）的創始人。她從小接受家庭教育，跳過大學直接進入創業世界，如今已在另類教育領域工作近十年。她曾擔任Praxis公司的項目經理、經濟教育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研究員以及客觀標準研究所（The Objective Standard institute）的講師等。
原文： She Couldn’t Read Her Own Diploma: Why Public Schools Pass Students but Fail Society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