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能就是毛罵右派時所說的「利令智昏」所致了。他為了保持自己文化班頭的地位和既得之榮寵，是什麼都不顧、什麼都在所不惜的，可能就差「舔痔嘗便」了。這裏應說明一下，毛雖然給郭許多頭銜，但其實都是有職無權的「虛職」，就以他的本職中國科學院院長來說，也是「有職無權」，後來他說自己要「燒書」、辭職，就要呈報科學院中共黨組書記張勁夫批准。可見郭自己也知道自己是個傀儡、擺設，但他已滿足於這種身份了。
為了記錄偉大的大躍進運動，總結「全民寫詩」的偉大成果，郭與周楊合編了一本大躍進詩歌集：《紅旗歌謠》（上、下集）。其內容之醜陋齷齪不堪，前面所錄《太陽問答》可見一斑。然而郭詩人在其「序言」中居然大言不慚地說：「目前的中國正是詩歌的汪洋大海，詩歌的新宇宙，六億人民仿佛都是詩人……，」為名利所累，郭詩人是什麼大話、瞎話都說得出、什麼髒事、丑做得出來了，在「厚黑學」方面，可能己與其毛主子相伯仲，在「拍馬術」方面，則堪稱全國文化界的標兵、「師表」。
既要為「運動」造勢、服務，當然不只是正面歌頌，還要有對運動對象、「敵人」的無情打擊，要痛打落水狗。這方面也是郭之特長，如對胡風。郭對胡風深有了解，在毛共建國前，他與胡風都是非黨員的「左傾進步作家」，相互提攜吹捧。胡風與周楊的矛盾，胡風的所謂三十萬言意見書的內容實質，郭沫若都很清楚，這些其實都是毛共文藝界內部的派別之爭。然而在胡風事件被毛無限上綱，無中生有地定性為「反革命集團」之後，作為文藝界頭頭，中國文聯主席的郭沫若，不但沒有出來調停，而是一味唯毛的馬首是瞻，在一旁不斷煽風點火助焰。為了取悅毛，郭不惜將胡風往死里推！他先是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一文，為批胡鳳推波助瀾；胡風問題被認定為「反革命集團」之後，郭在文聯和作協主席團會議上大聲疾呼「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必須加以鎮壓，而且要鎮壓得比解放初期（的運動）更加嚴厲……」人們都知道，所謂「解放初期的鎮壓」如清匪反霸、鎮反，是動輒就判處死刑的。比其更嚴厲，當然是立即將胡風及其追隨者斬盡殺絕了。緊接着郭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依法處理胡風》的文章……，郭的這一切表演，無疑都是為了取悅毛，郭知道毛一貫反對對敵人「施仁政」，主張對一切反動派窮追猛打，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所以他投毛之所好，必須要如此叫嚷。在他的帶領下，中國文藝界的大小頭頭們紛紛起來，聲色俱歷向胡風討伐，都學得了郭班頭見風使舵、落井下石的本領。此後，凡毛揪出了什麼「反黨集團」，郭都要應聲「痛批」，包括對他老戰友、老朋友都立即反目成仇，上綱上線，決不姑息。
為了表示自己對毛這一思想學到了手，1961年，在一次陪同毛觀看京劇《三打白骨精》後，郭就劇情寫了一首詩呈毛，前幾句是：
「人妖顛倒是非淆，對敵仁茲對友刁，千刀當剮唐僧肉，一拔何虧大聖毛。」
在郭看來，唐僧應該千刀萬剮，罪名是敵友不分，立場不穩。毛閱後，回贈詩一首，指出：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由此看來，郭沫若比毛澤東更「左得可愛」了。當然，毛對郭這種忠誠和「疾惡成仇」是深為讚許的。而這正是郭要達到的效果。
1957年毛髮動迫害知識份子的「反右派」運動，可說是古今罕有的最大、最為惡劣、最為卑鄙的文字獄。為了給自己出爾反爾、背信棄義的行為辯護，毛使出流氓無賴伎倆，將自己的陰謀說成是「陽謀」，還將在運動開始時白紙黑字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等承諾，以「右派不僅是言者、還是行者」這樣的「理由」耍賴。
郭沫若立即響應，為主子補充，說什麼「無罪者言者無罪，有罪者言者有罪」。揣摸主子的意圖、為主子揚威、護短，這些古今中外奸侫的本領，郭都學到家了。
在文革之前，郭是能夠經常接觸毛的人之一，還是不時與毛詩酒唱和的「清客」之一。郭對自己的這一角色十分自覺，也非常謹慎小心。毛每有詩詞，郭必和之，這些唱和之作除了肉麻吹捧之外，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都寫得很蹩腳。起初有人以為是郭詩人江郎才盡使然，但仔細推敲不可能次次如此，於是才知道此乃郭詩人有意為突出偉大領袖而故意「藏拙」所致。為了成就主子，而不惜糟蹋、貶損自己，這種苦心和忠心難能可貴，不過如此一來，郭詩人就與下三濫詩人為伍了。
由於可以經常接近毛，當然可以從毛的言談中揣摸出主子的心態，好惡，郭作為史學、文學侍臣，在與毛的交談中不免提到一些歷史話題，包括對歷史人物的臧否。在得知毛對女皇武則天情有獨鍾之後，郭便馬不停蹄炮製了多幕歷史劇《則天女皇》。
郭又得知毛對我國唐代大詩人李白和杜甫有「揚李抑杜」的不同的評價，郭於是趕忙炮製了一本名為《李白與杜甫》的小冊子，郭拋開從作品藝術性、思想性去評價作者的傳統做法，卻搬來了毛的「階級分析法」，考證起詩人的「階級成分」。結果「發現」杜甫是「地主」出身，證據是杜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有云：「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郭證之曰：當時窮苦老百姓的茅草房只有「一重」，多者兩層，而杜的屋子竟然有「三重茅」，不是地主是什麼？
不知郭詩人是否想過他自己住在清朝的王爺府，算什麼「階級」？
在對近現代人物的評論中，郭更是充分表現了他那少有的「牆頭草」角色，這方面最典型、最突出的莫過於對魯迅的態度了，其言語之肉麻、無恥，堪稱前無古人。文藝界和愛好文學者都知道郭氏與魯迅原屬兩個勢不兩立的營壘，互相謾罵攻訐了好些年，而且雙方都使用了最惡毒的語言，郭罵魯迅是「封建餘孽」，「法斯西蒂」，「二重反革命」；魯迅則回敬郭氏以「流氓、地痞」，「流氓才子」的「桂冠」。郭沫若當年投靠以「四條漢子」（周楊、夏衍、田漢、邵荃麟）為代表的中共文藝營壘之下，滿以為肯定能得到共產黨的歡心和鼎力相助，誰知，後來掌控中共的毛澤東看到魯迅的影響力更大，決意捧魯迅以籠絡廣大文學青年，又因為魯迅已於1936年死去。於是毛決定「高舉」魯迅的旗幟，對魯迅進行了一連串至高無上、不着邊際、肉麻無恥的吹捧，連延安的文藝學院也以「魯藝」命名。這樣，郭氏在這一場政治投機中眼看失算了。可是，他決心挽回這一「失誤」，辦法很簡單，就是投毛所好，大力吹捧魯迅，反正魯迅不會從地底下爬出來與他爭辯了。主意打定之後，郭對魯迅的態度來了個180度轉變。郭語出驚人，文革中在紀念魯迅的會上他竟然裝作痛心疾首、厚顏無恥地說：
「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接下去竟然當眾以魯迅的「徒孫」自稱。又把魯迅描繪成「紅衛兵」，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在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所沒有走過的路……」其肉麻無恥的水平，堪稱空前絕後了。
當然，誰都知道，他對死人魯迅的所有吹捧，都是做給活人毛澤東看的，都是為了向毛獻媚、取寵、以固其位，真可謂用心良苦的「曲線救己」了。
郭的厚顏無恥也許只有毛澤東能與之伯仲，區別只在於毛在這類無恥的表演中不脫流氓帝王的霸氣、痞氣。而郭體現其中的則是更多的奴氣和媚骨，這就是基於二人地位和身份不同帶來的差別。
就是憑着這種對毛無限忠誠和奴顏婢膝精神，郭穩穩坐了二十幾年文化班頭的交椅。歷次運動，郭都有驚無險，都被毛高抬貴手，保護過關了。
但正如俗語所云：天有不測風雲，人算不如天算。終於有一天，郭感到禍亊臨頭了。而這個「天」正是毛澤東。鑑於此事由來較長，不得不多說幾句。
事情的禍根在於對秦始皇贏政的評價，具體則是起於郭的一本歷史小冊子。上世紀四十年代的重慶，郭沫若等左冀文人無不在指桑罵槐譴責當時的國民政府沒有給人民民主自由，影射、謾罵蔣介石「專制獨裁」。作為歷史學家的郭沫若以其「專長」寫下大量「借古諷今」文章。1945年9月，郭將其於1943年至1945年間的十篇「批古」文章聚集出版，名為《十批判書》。書中還把孔子作為重要的「改革家」加以肯定。郭沒有想到，此文與毛當時在重慶發表的《沁園春．雪》一詞對秦始皇的態度相左，但當時毛忙於奪取政權等軍政大亊，估計無暇顧及此書。即使看過，因當時郭與毛還是「友人」、「諍友」關係，毛也對其無可如何。故這件事從未被毛提起。
六十年代初，郭氏出版了－本新書《讀〈隨園詩話〉札記》，共77條，其中第八條為「論秦始皇」，藉機表達了與自己過去完全相反的觀點。郭出的書自然要送呈毛澤東。郭想以此向毛表白：對秦始皇我和您保持－致。過去如有相左之處，萬望勿以為意，放我一馬。毛收到後暫且按下不表。
不久文革就來了，一些與郭班頭級別接近的馬屁精如翦伯贊、吳晗之流紛紛落馬。郭班頭一看大勢不好，他首先想到的辦法是辭官保身。1966年1月27日，他主動向當時的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提出辭去科學院的一切職務的請求，他誠懇地說：「我的這個請求是經過長期考慮的，別無其他絲毫不純正的念頭。」這後半句是向「毛」表明心跡：我絕對沒有以此發泄不滿、「要挾」領導的意思。但這個呈報沒有下文，大概毛未批准。
當年4月14日，在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擴大會議上，郭洗耳恭聽了文化部黨員副部長石西民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報告。在學習發言中（一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文聯主席都要洗耳恭聽一個文化部副部長的報告，還要學習、發言，可見郭沫若的文化班頭做得確實太窩囊了），郭即席提出了要「燒毀」自己一生的全部著作的驚人之論。郭說：「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接着他作了沉痛的檢討，「文藝界上的一切歪風邪氣，我不能沒有責任。」表示要誠懇向「工農兵學習，拜工農兵為師」，還說：「我今年已經七十幾歲了，雄心壯志還有一點，就是說要滾一身泥巴，我願意；要沾一身油污，我願意；甚至要染一身血跡，假使美帝國主義要來打我們的話，向美帝國主義分子投幾個手榴彈，我也願意。」
過去，毛曾發過話：郭沫若、茅盾、范文瀾、翦伯贊四人要保護。不過，毛又犯健忘症了，文革還沒開始，他自己就先把翦伯贊「打倒」了。對郭，毛既沒有重申「保他」，也沒有下令打倒他。毛在杭州聽了康生關於郭在人大會上提出要「燒書」的要求及其所作檢討的匯報之後，立即命令將郭的講話、檢討的原稿先由《光明日報》刊登，然後《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接着全國的報紙也轉載。這雖然不是明令「打倒」郭，但也是「搞臭」他的－步，讓他在全國人民面前出醜，掃面子，算是對他的一次敲山震虎。
看到毛如此處理自己的檢討，郭班頭感到大難臨頭，知道毛可能要跟他算帳了。自此提心弔膽，過着誠惶誠恐、朝不保夕的日子。此時他的自救之法，仍然是主動「檢討」、「認罪」、兼「拍馬」，不過現在他不但拍毛的馬屁，而且重點拍毛夫人江青的馬屁，希望以此「曲線救己」。1967年6月5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的討論會上，郭作了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然而意猶未盡，又當場向毛夫人江青「獻詩」一首，郭班頭聲情並茂朗頌曰：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如此賣力表演，總的說卻效果卻不佳。
先是，文革伊始，「毛主席的紅衛兵」就響應毛的號召，殺向社會，不久，就找上郭的門來了，紅衛兵殺氣騰騰勒令郭交待兩條「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一是，郭在一首與毛唱和的《滿江紅．領袖頌》詞中有一句：「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紅衛兵怒斥：全國人民都在高唱「東方紅」，你為什麼唱「東方白」？居心何其毒也！——這其實是一宗「冤案」，因為首先使用「東方白」一詞的是毛澤東自己，郭不過拾其牙慧而已。最早是毛在和柳亞子的《浣溪沙》中，寫下了「一唱雄雞天下白」之句。1964年春，毛又在其《賀新郎．讀史》一詞的最後一句寫道：「歌未競，東方白。」然而這幫「革命小將」是不講道理的，而郭詩人自然也不敢拿偉大領袖來為自己辯護。
第二條罪狀更加離奇，說的是郭為一本當年紅得發紫的紀實小說《歐陽海之歌》題寫封面書名一事，說是包藏禍心，極其惡毒，是一個巨大反革命陰謀。經過他們仔細辨認，發現那其中的「海」字是由「反毛澤東」四字組成，整個這五個字中紅衛兵發現了十六處「反革命罪證」。於是限令郭交待其動機、目的，以及反革命綱領、計劃等等，否則「後果自負」！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這種事態的嚴重性，很多人可能就此淪為冤死鬼！這種欲加之罪如何能辯得清楚？眼看限期在即，大難可能臨頭。好在周恩來知道了此事，立即安排將郭秘密轉移。紅衛兵失去了目標，只好悻悻而去。經此劫難的郭后來專為此事填寫了一闕叫做《水調歌頭．海字》的詞，詞曰：
海字生糾葛，穿鑿費深心。
爰有初中年少，道我為僉壬。（僉壬，古語卑鄙小人之意）
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
罪惡十分深。
領導關心甚，大隱入園林。
初五日，零時傾，飭令嚴。
限期交待，如敢違抗罪更添。
堪笑白雲蒼狗，鬧市之中出虎，
朱色看成藍。
革命熱情也，我亦受之甘。
這事件雖然荒唐，但詞中兩句：「誣我前曾叛黨，更複流氓成性」，說的卻是事實，非「誣」也。最後一句，活畫出郭一付無恥奴才相，如果周恩來來看了可能後悔送他「入園林」，由他「受之甘」便了。
至於郭的家庭在文革中所受的打擊，就更慘了，簡單說就是付出了兩個兒子的代價。筆者以為，這是因為毛考慮再三，覺得直接拿郭本人開刀不太妥，但又不能讓他「逍遙法外」，故釆取「曲線報復」的辦法，在江青主持唆使下，由紅衛兵出面將郭的兒子用來「頂罪」。
第一個「頂罪」的是郭民英，是郭與於立群生的第三個兒子。
郭民英自小有音樂天賦，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他隨身攜帶一部小收音機，為的是聽音樂、學音樂方便。文革初始，此事即被同學檢舉揭發，一些人直接上書給毛澤東說郭民英搞「特殊化」，並有裏通外國之嫌。此信竟然被刊登在《內參》上，可見「頂層」對此非常重視。郭民英受到重大壓力，一氣之下，放棄了音樂，去了部隊，去浙江前線當了一名海軍士兵。據知情者說，民英在部隊表現很好，被當作「接班人」培養，已被接納為預備黨員。但後來知道郭沫若受到批判、衝擊，郭民英的處境急劇惡化，就在討論他入黨應否轉正之際，郭民英於1967年4月7日突然「自殺」身亡……。其兄郭世英去部隊料理弟弟後事，問到其弟的死因，部隊的人說是郭民英患了精神分裂症所致。世英說：「我才不信呢！」但卻沒有其他方面的證據，郭家也不敢追究，便只好默認「自殺」。不過可以推斷，這樣一個有着強烈上進心才二十出頭的青年人，如果沒有特別的原因，是決不會「自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