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圍繞「國家資本主義」的議論，成為美中角力的一種流行敘事。特別是在川普第二任期，美國政府以干預市場、補貼產業、重塑供應鏈等強勢方式，讓不少觀察者驚呼：美國似乎正在向中國模式靠攏。
然而，若僅止於表象的政策比較，容易陷入誤判，甚至誤導。我們可以從制度基礎、治理邏輯與國際影響等層次，釐清美中制度的根本差異，闡明「美國變得像中國」說法之失真。
什麼是「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通常指政府主導或深度介入經濟活動，藉由補貼、管制或者直接持股，影響資源配置與產業走向。
眾所周知，中共政權所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具有高度集權特色——黨政合一、國企壟斷、私企必須服膺對中國共產黨之政治忠誠;經濟手段被納入維穩與大國崛起的戰略與敘事中。
而在美國，即使川普政府積極推動高關稅政策、要求企業回流、鼓勵各國赴美生產製造、補貼半導體產業等措施，其大聲疾呼之主要出發點仍是國家安全與產業競爭力，並未動搖美國憲政框架下的市場制度。
換言之，所謂美國的「國家干預」，是種臨時性、策略性的政策調整;然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則是結構性、長期性的制度設計——倘若將兩者率爾混為一談，便是忽略了最根本的民主與專制之明顯差異。
川普政府雖以「美國優先」為口號，仍必須在三權分立、司法審查、媒體監督、選舉輪替的制衡框架下行事。他的政策，不僅需要經過國會審議，還可能因為違憲或者社會劇烈反彈而修正或者廢止，甚至緊急煞車來個髮夾彎，這也是川普施政常見的事。這與中共政權的情況截然不同——中國的產業政策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意志決定，缺乏透明程序與制衡機制。
因此，美國政府施政若有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傾向，必然會受到民主制度的監督與制約，具有高度可逆性;而中國國家資本主義則因為權力集中、缺乏制約監督，有其不可逆的專制本質。此一制度分水嶺相當明確，也是判斷美中政策走向的基本概念。
其次，美中兩國的治理邏輯也大異其趣。美國的產業補貼與政策傾斜，多是針對短期現實挑戰，例如處理貿易逆差、供應鏈斷裂，或者對晶片與新能源的戰略投資。這些政策具有明確的議題性與時效性，若是大環境變化，政策即可隨之調整。
美中兩國的經濟政策雖有交集，但其制度邏輯截然不同。（資料照片/美聯社）
民主與專制的分水嶺：制度基礎迥異
然而中國則是長期公然將國進民退制度化，國家與共黨力量早已積極有序地滲透至公司治理、資金流向與市場分配。阿里巴巴、滴滴出行、恆大等企業遭到整肅之類似案例數不勝數，顯示私人資本不論規模大小，皆必須無條件服膺中國共產黨，超越經濟效率考量，淪為保全中共政權的工具。
川普執政時期，美國雖然強硬對付中國，卻仍然會在體制內凝聚國內外共識與力量，藉由關稅戰、科技管制與軍事同盟，重組國際秩序。川普政府的邏輯是「透過國家力量維護自由市場規則」。
相對而言，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則以「一帶一路」推進全球大規模債務陷阱，輸出中共特有的基建模式，結合數位監控與威權治理，甚至與窮國之弱勢者（權貴除外）大爭其利，在全球推廣「北京共識」，這不僅只是經濟發展政策，更是擴張中共模式地緣政治，實為「擴張滲透、赤化全球」。
將美國的政策工具與施壓等同於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有兩個誤導的危險：其一，顯然模糊了民主與專制的基本差異，擴散「兩國都差不多一樣壞」的灰色地帶敘事，侵蝕世人對民主制度與自由社會的信心;其二，有意無意地低估中共體制長期累積的威脅，致使忽視中共通過科技監控、產業壟斷、黨國一體所帶來的結構性系統化風險。
真正的比較框架，不應是看政策執行是否相似，而是看制度目的與運作邏輯。美國的產業政策再怎麼重視與強調「國家化」、「讓美國再偉大」，依然在維護民主制度與自由市場的邏輯內運行;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則是服務於中共專制政權的穩固與對外輸出及分化滲透、鯨吞蠶食——這是兩者不可混同的根本道理，值得世人釐清。
當今世界正進入劃時代的體制競逐，美中兩國的經濟政策雖有交集，但其制度邏輯截然不同。川普政府的所謂「國家干預」是一種強化自由制度韌性的自我調適手段;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強化專制，藉由強力控制市場以求解中共政權之危殆。
因此，若說「川普治下的美國變得像中國」，不僅忽略或者低估了民主制度層層的防火牆，也誤導對中共威脅的認知。當全球民主自由國家正在面對威權政體擴張之嚴峻挑戰，輿論更需清晰劃分制度界線，避免落入率皆大同的虛假與模糊——這不僅是理論的釐清，更是國際政治的戰略自覺。
※作者吳奕軍為巨石智庫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