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社會？剛剛被發現？不會吧……」很多人聽到史前時期母系氏族社會剛剛被發現的新聞，都流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
在初等教育中，「母系氏族社會」是一個耳熟能詳的詞。根據課本知識，人類社會最初是母系社會，隨着生產力的發展，私有制出現，人類開始朝着父系社會發展……
其實，這是一個多世紀以前，社會學家如巴霍芬（Johann Jakob Bachofen）、摩爾根（Lewis HenryMorgan）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等人通過古籍梳理、對當時的母系氏族部落的觀察所提出的一個觀點。這個觀點通過教材的傳播，在中國影響甚大，而它強大的解釋力又進一步固化了人們頭腦中的這一「人類社會演化之路」。
然而，自20世紀以來，這一假說在社會人類學界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一些學者指出，這一觀點主要基於希臘神話和邏輯推演而非實證證據；另一些學者則指出，在對其他靈長類動物的研究中缺乏支持母系社會的證據。極為關鍵的是，一直以來，考古界還沒有發現過明確的史前時期的母系氏族社會遺址。
2025年6月，一篇發表於《Nature》的專業考古學論文打破了僵局，為這場爭論提供了一個來自中國的有趣證據——《古DNA揭示中國新石器時代一個由兩個氏族構成的母系社會》（以下簡稱論文）。首個史前母系氏族社會的遺址——大汶口文化傅家遺址被發現了。
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國內，這篇論文都引起了公眾極大的興趣。而正當人們以為這篇論文為恩格斯的觀點提供了有力證據時，論文的結論似乎並不急於告訴人們答案，相反它提供了更加豐富的多樣性：「文化進化的系統發育研究並不支持關於人類社會演化的僵化、單向的假設，而是展現出一種更為動態與靈活的親屬制度格局，這些制度隨着環境與經濟變化而不斷調整，其中牧業與農業的傳播常常有利於父系制度的形成。」
在川滇兩省交界處的瀘沽湖，生活着摩梭人，他們是中國目前唯一的母系氏族，家庭中由最年長或最有能力的老祖母掌握權力，居住於獨立的祖母屋。圖為2019年3月，老祖母李友抓在祖母屋裏照顧重孫女。視覺中國丨圖
這是一篇由多位中國學者、多家科研單位共同合作而完成的論文——有考古學家的發掘、生物醫學專家的全基因組測序、分子人類學家的數據分析、科技考古的化學同位素測定，以及人類學家的綜合分析。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教授張海是在這個項目中處於「樞紐」地位的人，他聯絡各個單位、學者，形成共同討論研究的氛圍，「國際上一些研究已經採用分子人類學的方法來尋找母系社會，只是都沒有找到如此早期的史前的母系社會。」張海說。
傅家遺址位於山東省北部的廣饒縣，離渤海海岸只有40公里。遺址經過1985年和1995年兩次大規模發掘，發現墓葬三百多座，另有灰坑、窖穴、水井、房址等遺蹟。遺址大約東西寬350米，南北長四百多米，是一個將近14萬多平方米的中型聚落遺址。根據測年，學者們認為傅家遺址處於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4750年到4500年左右。
證明傅家遺址為母系氏族社會的關鍵證據，是項目中所採用的古DNA全基因組測序所找到的數據。全基因組並不是一項很新的技術，「大家都能做，但是你要說明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類社會，就必須文理結合，運用人類學、社會學的方法。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問題。很多人總覺得，你是不是有什麼新技術啊？不是的，更重要的是idea（想法）。」張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四十年發掘，謎團重重
約1990年代，傅家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資料圖
山東博物館的二樓展廳里，一枚四千多年前的人頭顱骨被安置在一個特製的展覽箱中，爭相觀看的觀眾里外圍了好幾圈。這枚頭骨的特別之處是它的頂部有一個光滑的圓形空洞，光滑是開顱之後骨組織再生長的證據。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韓康信先生對頭骨進行了研究，證明這是中國目前所見最早的開顱手術後長期存活的案例。
這枚傳奇的頭骨就出土於傅家遺址。1985年，當考古工作者剛剛打開傅家遺址墓地的時候，「大家都一頭霧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墓地中的葬坑排列得非常緊密，「幾百個墓葬密密麻麻，100平方米的範圍內就有一百五十多座墓葬，甚至上下重疊好幾層，好像是大家都往這一個地方去埋，非常罕見。」而同一時期的其他大汶口文化遺址的墓地「規劃正在變得越來越整齊」。
同樣顯得比較特殊的，還有隨葬品。和整個大汶口文化的風俗比起來，這裏顯得非常「古樸」，隨葬品總體來說不豐富，不少墓沒有隨葬品，「多數墓僅一兩件，最多五件，墓葬之間的差別不大。隨葬品中彩陶比較多。」孫波說。
第二次大規模發掘是在1995年。那枚傳奇的頭骨就出土於這次發掘。這次發掘之後，發掘者們發現了更多的它不同於大汶口文化的特質，「我們認為傅家遺址是一個特殊的帶有區域特徵的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聚落。」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昝金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傅家遺址附近，還有一個文化面貌相似的遺址「五村遺址」，考古學家們把這些魯北靠近海岸線的遺址歸類為「大汶口文化五村類型」，表示它們雖然屬於大汶口文化，卻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面貌。比如社會較為均等，人群大量使用彩陶器以及採集海洋貝類等。
昝金國也是傅家遺址2021年最近一次發掘的負責人。2019年，利奇馬颱風給山東北部沿海帶來了嚴重的暴雨內澇災害。傅家遺址所處的廣饒縣就遭遇了暴雨襲擊，境內的小清河暴漲，造成廣饒市區被河水倒灌淹沒。
傅家遺址的地勢是整個廣饒縣最高的，在那次災害中並沒有被淹。災害過後，當地政府打算在遺址周邊進行環境整治，並打算在遺址的東北部開挖一條水渠，解決周邊的排水問題。為了配合這個工程的實施，再次發掘傅家遺址被提上了日程。
2021年冬天，環境整治工程的前置考古工作啟動。昝金國將這次發掘的位置定在原有發掘區的北部。從10月份到12月份，發掘大約持續了三個月的時間。昝金國記得那年魯北海邊的冬天異常寒冷，白天挖的探方，夜晚零下十五六度，直接成了凍土，第二天還是硬邦邦，根本無法作業。
給探方「保暖」成了發掘現場的頭等工作。昝金國給探方穿了四件「衣服」：每天工作結束之後，他先給探方底部鋪一層3到5公分厚的鬆土，鬆土上蓋一層塑料布，塑料布上再蓋一整片毛氈布，最外層的「外套」則是厚重的草苫子。第二天早晨，昝金國用手往下一探，「溫度能維持在零下兩三度左右，還成！」把「衣服」層層掀開，太陽一出來，稍微照一照，便又可以進行發掘了。
對北區的發掘也發現了和南區一樣密集的墓葬，昝金國還注意到，綜合兩個區域來看，他們發現了大量的骨器、蚌器、陶器，但就是沒有石器。這在一個新石器時代的史前遺址中也是罕見的。「很可能說明它沒有掌握石器的來源通道，它只能就地取材，用蚌器。蚌刀的硬度、鋒利度完全可以和石刀相比。這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了傅家遺址具有典型的海洋性特徵。」昝金國說。
遺址位於黃河下游的沖積平原和渤海海岸的侵蝕地帶，「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地理單元，位於河口的史前遺址比較少」，現在的傅家遺址距離海岸線大約40公里，在5000年前，海岸線比現在離得更近，也許這就是一個海濱的聚落。
稀有的史前人骨
2025年7月，在山東博物館展出的傅家遺址頭骨。南方周末記者 王華震 攝
發掘結束後，傅家遺址的種種謎團一直在昝金國的心上，單靠考古發掘得到的證據很難解釋這些謎團。直到2022年，昝金國參加了北京大學全國考古項目負責人培訓班，遇到了擔任培訓班指導老師的張海。
2021年，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分子人類學家寧超「轉會」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張海就經常找寧超商量，要怎麼把分子人類學和考古學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分子人類學界對古人類DNA的利用，到那時為止，絕大多數的研究都聚焦於古人類的遷徙活動，「就是利用現代人的基因庫，然後把古人的基因拖到這個庫裏面，進行比對；或者對已經發表了的古代基因進行相互之間的模型比對，來考察人群的流動情況。」張海說。寧超2020年參與的一篇論文《早期鐵器時代新疆東天山地區與歐亞草原的基因交流》，沿用的就是這樣的學術範式。
然而在張海看來，這種研究範式與考古學的結合還稱不上緊密，他希望尋找新的研究方向，讓寧超擅長的分子人類學在考古領域有更大的發揮空間。「當時就想到了做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的研究，2021年前後，這個方向在國際上也剛剛開展，國內基本上沒有。」張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22年，昝金國在培訓班上和張海聊天，得知現在的分子人類學研究基因的技術已經很成熟，不僅能測某個單倍群，還能全基因組測序，這樣就完全可以用來檢測一下人骨樣本的親屬關係。看到昝金國對這個技術感興趣，張海就問他：「你手裏有沒有好一點的樣本？」
說到人骨樣本，昝金國爽快地說：「有！」後來昝金國回憶起這次合作，坦率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人家有那個技術咱為什麼不搞個合作呢，這樣我們考古的視野也會拓得更寬。」
位於臨淄的人骨標本實驗室，收集有大量的人骨標本。從戰國時期一直到漢代，臨淄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之一，多年來，山東的考古學家在臨淄附近挖掘出大量的古人類遺骨，包括傅家遺址歷次發掘出土的人骨樣本在內，目前都保存於這家實驗室。
在前一年發掘的時候，昝金國已經有意識地格外注意人骨的保存，「沒有清理，一般是整個骨骼，特別是頭骨，連帶周遭的泥土，全部打包用錫箔紙包住」，直接送去淄博的實驗室里。寧超和張海後來打開錫箔紙一看，發現人骨保存得非常好，「當時結冰嘛，土壤都和骨頭板結在一起，也只能這樣整體保存了。」昝金國說。
像傅家遺址這樣人骨保存相對較好的史前遺址並不多見。人骨保存得好不好，和埋藏的土壤環境條件非常有關。「像南方的紅壤環境，是酸性土壤，幾乎就沒有什麼人骨能保存下來，良渚文化和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就只能看個痕跡。」同樣不利於人骨保存的還有鹼性土壤，「山東東部沿海地區的土壤鹼性很強，不光骨頭沒有，連貝殼也腐蝕掉了。」孫波說。
利於人骨保存的是沙土質的土壤，像內蒙古地區、黃土高原地區，都有不錯的人骨保存。「另外，如果是深埋，且深埋的土層是人類活動的文化堆積層，那也會保存得相對較好。」孫波介紹。
看到這麼多妥善保存的樣本，「我們當時就覺得，這個材料非常有介入深挖的潛質。」張海說。
事實上，北大的團隊並不是第一支對這批樣本「下手」的團隊。
2017年，北區還未被發掘的時候，山東大學考古學教授董豫的團隊已經注意到了傅家遺址的特殊性。當時，他們從南區已發掘的大約三百多個墓葬中提取到了23個人骨樣本（包括11個男性、11個女性、1個未知性別），進行DNA和氧同位素分析。
當時的分析顯示，這23個個體有着相同的線粒體DNA序列——由於線粒體DNA只能遺傳自母親，所以這些同一墓地的個體都有着共同的母系先祖。結合其他證據，董豫在論文《大汶口文化晚期社會組織形態的思考——來自DNA和穩定同位素的證據》中，提出了自己的假說：傅家聚落很可能是一個母系氏族社會。但同時她也提到，擁有一位共同的「老外祖母」並不代表就是母系氏族社會，有可能就只是一個「大家族」而已。
關鍵性證據
論文《古DNA揭示中國新石器時代一個由兩個氏族構成的母系社會》中的親屬關係示意圖，紫色和綠色陰影分別代表南區、北區，方塊和圓形分別代表男性、女性。受訪者供圖
真正的突破在於北區墓葬的發現，以及確定北區人群與南區人群的遺傳關係。
張海與寧超拿到這批人骨樣本之後，將全基因組測序的任務交給了北京大學生物醫學前沿創新中心的黃岩誼團隊。比董豫團隊更進一步的是，他們做的是全基因組的檢測。全基因組測序不僅能知道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老外祖母」，還能知道某些個體的具體親屬關係。
從人體骨骼到最終可以被儀器檢測的DNA樣本，已經有一套規範的操作流程。
對於古人的遺骨來說，最能將DNA保存下來的部位，是頭顱中的顳骨、牙齒、聽小鼻和大腿脛骨。「你這樣拿着人頭骨，搖晃一下，頭骨發出咔咯咔咯響，這就是耳蝸裏面的聽小鼻在振動，它保存人體信息特別好，包括性別、年齡、DNA。」昝金國做了一個抱起頭骨在空中搖晃的手勢。
黃岩誼團隊中的王勁成博士後是在實驗室中負責實際操作的人員。南區的遺骨儘管已經挖出來幾十年了，但一直在庫房中存放着，王勁成看到人骨樣本的時候，不禁感嘆了一句：「保護得還真挺好。」
拿到樣本之後，先用機器把骨頭打磨出來，由於遺骨存世時間長，多有損傷，有時候取多個部位才能找到合適的樣本。
下一步就是去除骨頭表面的外源污染，「因為它可能會有一些現代人DNA的污染。」王勁成說。實驗室團隊用次氯酸、酒精浸泡打磨好的骨頭，把外源污染去除掉。此後的環節就是從骨頭裏面提取DNA，「一般一個樣本有100到150毫克的骨粉就夠了。」
在儀器的觀測下，古人類的DNA與現代人DNA完全不一樣。古DNA一般會有損傷，「很顯著的是它會在序列的末端有損傷」，而且古DNA的片段會非常短，斷裂成一段段，「做現代人的DNA檢測還要有把基因組打斷的步驟，古DNA就不需要這個，因為它本身就很短了。」王勁成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觀測到完整的DNA，那就是樣本被現代人DNA污染了。
王勁成對南區幾十個樣本做了DNA數據的初步分析後，立刻意識到這些樣本「非常特殊」。「它們的線粒體DNA驚人地一致。這和其他遺址的線粒體DNA的單倍型情況完全不一樣，其他遺址的線粒體DNA的單倍型非常多樣，可能一個遺址10個個體可能就有10種單倍型，但是這個遺址四十多個樣本，只有一個單倍型。」
北區墓葬和南區墓葬的情況非常相似。「北區墓地的線粒體也很單純」，也是由一位「老外祖母」傳下，但這位老外祖母與南區的老外祖母卻並不是同一個人。「代表它是另外一支母系。」張海說。然而到了這一步，也並不能證明傅家社會是母系氏族社會，「有可能這就是兩家人啊，可能這一家人把墓地建在南邊，過個幾十年，那一家人把墓地建在北邊。」黃岩誼說。
「我們關心的是個體之間的親緣關係，所以我們不能只看單倍群。」黃岩誼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沒有親緣關係的人之間可能也有着同樣的單倍群，但要證明人與人之間的近親關係，全基因組的檢測必不可少。「我們很意外地發現，他們之間的親緣關係是很密切的，不僅單倍群是一樣的，線粒體DNA的序列也非常一致，常染色體的DNA序列也有很多的關聯，等於說是蠻近的親屬關係，甚至還有像一級、二級這樣的明確的親屬關係，所以它是一個大家族的墓葬。」（註：一級親屬指一個人的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二級親屬指一個人的叔、伯、姑、舅、姨、祖父母、外祖父母；三級親屬指一個人的表兄妹或堂兄妹。）
確定傅家聚落的社會組織形態的關鍵證據有兩個。首先，墓葬中男性的Y染色體顯示出極度的多樣性。被測序的13位男性（其中3人來自北區，10人來自南區），擁有9種獨特的Y染色體譜系，這說明，源自同一位「老外祖母」的他們，父譴拇各不相同，他們最後的墓地歸宿，是在「老外祖母」這裏。
其次，科研人員在南北墓區之間找到了多個有三級親緣關係的墓葬，以及兩個二級親緣關係的墓葬——N01號墓與S32號墓（N代表北區，S代表南區）。這足以證明兩個家族之間是共時性關係，且存在通婚關係。
N01為女性，S32為男性，他們之間的關係成為了大家的聚焦點。經過全基因組的檢測，他們之間的關係有兩種可能——姑媽和侄子，或叔伯和侄女。無論哪種可能，在父系社會中，他們都是「同姓」的一家人，即擁有同一個男性先輩。而從母系社會的角度來看，姑媽與侄子、叔伯與侄女的女性長輩是血緣不同的「婆媳」二人。在傅家社會裏，N01號與S32號被分別安葬在了南北兩區的不同墓地——各自跟隨自己的母系先祖。
論文對這些現象給出了如下結論：「傅家遺址的絕大多數個體，不論性別，均按照其母系血緣歸屬被埋葬……即使存在如此親密的血緣關係（即N01與S32），也並未打破以母系血緣為基礎的墓葬分佈規則。」
破譯特殊社會
傅家遺址曾被列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視覺中國丨圖
傅家聚落是個非常特殊的社會。它似乎頑固地停留在母系氏族社會的某個階段，並維持了將近250年，而沒有像其他聚落那樣「進步」。
研究者們從多個角度，讓這個社會的風貌重見天日。
傅家遺址的絕對年代已經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四千七百多年前）。這一時期的某些中心聚落面積逐漸增大，如焦家遺址、崗上遺址，甚至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階層分化。而傅家聚落的發展進程迥然不同。「這個社會發展程度相對來說比較均等，社會成員之間比較平等，沒有很明顯的分化。」張海說。
孫波認為，海岱地區（按，指以泰沂山脈為中心的周邊區域，主要包括今山東全部及蘇北、皖北局部，傅家遺址就處於這個地區）史前社會的發展軌跡，和中原地區大不相同。中原地區有頻繁的社會變動、衝突，「暴力的遺蹟現象比較多，它的社會進步是和暴力有關係的。」而海岱地區社會組織形態的進步、社會的發展，主要由於生產技術的進步，逐步實現社會積累，與長江中下游地區相似。在這種積累之上，由於個人的能力，或者各家族能力的不同，分化開始加劇。「海岱地區史前文化的發展也許和馬克思、恩格斯所推演的社會發展理論更加契合，因為這個社會它是自身在發展和積累的。」
到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墓地規模逐漸小型化。「這說明社會人群的組織單位在縮小。」墓葬的排列也在變得越來越整齊，分排或分組，「說明每個人都有了一個更小的社會單位的依歸，也許是一個大家庭。」孫波說。但是傅家墓地幾百座墓葬擠在一起，「這說明這個人群所依歸的那個社會單位不是家庭，是更大的東西，我認為應該是氏族。」
包括傅家聚落在內的整個大汶口文化時期，男性的平均身高在一米七多一點，女性在一米六多一點，遠遠高於同時期的其他區域的人類身高，也高於現代中國人的平均身高（現代中國男性平均身高為169.7厘米，女性為158厘米 ）。「按照常理推測，應該就是和他們的營養攝入很有關，但相關的研究還沒有定論。」孫波說。
氮同位素的測定從側面印證了這樣的猜想。負責進行同位素測定的是四川大學考古科學中心王學燁副研究員，論文中提到，氮的同位素做出來，比其他地方高，「感覺他們吃了很多海鮮。」黃岩誼說。
科研團隊還在傅家遺址的周圍取走了很多土壤、植物樣本，為的是做鍶同位素的分析（按，該技術可用於推斷某人群的活動範圍，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從事科技考古的趙春燕研究員的論文《鍶同位素分析技術追蹤古人類遷移活動的研究》）。通過測定，研究人員認為傅家人群的活動範圍有限，約在方圓十公里左右，且「他們的生活方式非常統一」。
如果要把前文中考古的、分子人類學的、化學的學術語言轉譯為對一個社會的描述的話，我們不妨這樣想像傅家聚落里的人們：
這是一群沒有什麼階層分別的人，財富的差距很小，但卻並不意味着匱乏——小米種植、養豬以及海洋捕撈讓他們獲得了充足的營養，個個身材修長；這裏沒有戰爭的跡象；社會成員遵循一定的準則，在一塊小平原上勞作、生活；年長的女性處理社區事務，也許她們中的某人擁有高超的醫術；男人們遊走在不同的女性之間，女人們則自由地與他們相愛、別離。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兩百多年。
發現史前母系社會意味着什麼
2025年7月，山東博物館內的觀眾，其中許多人圍觀了在此展出的傅家遺址出土文物。視覺中國丨圖
從有文字記錄的商代開始，中國社會都被認為是一個嚴格的父系社會。然而，更早的史前社會，到底是父系社會、母系社會，還是多種形態的共存，人類學界與考古學界都有着不同看法。
實驗室中樣本數據分析花的時間並不長，大約兩個月左右就做完了，大量的時間花在了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之間的討論上。在這個項目里，各學科的學者都要試着去理解另一個學科的術語和思考方式，「別的學科的知識進來之後，有好多東西比我們想的還複雜。」黃岩誼覺得這是件好事，「我們各自對其他的另外一部分信息並沒有過多預設，這樣就不容易陷到自己事先給定的故事框架里去。」
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嚴實也是論文的合作者之一，他記得論文投出去之後，審稿人給出了各種各樣刁鑽的審稿意見，「他們會有一些奇思妙想，擺出各種可能性，比如他們會問：它有沒有可能是一個父系社會，但因為某種原因導致母系的多樣性特別低？」嚴實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
當初董豫在論文中其實也討論了這種可能性：「人群歷史也會影響人群的基因結構，如果廣饒地區的人群曾經歷嚴重的瓶頸效應，使其線粒體DNA的多樣性減少至一支，而Y染色體碰巧保留了至少兩支，那麼無論傅家的社會組織形態如何我們都會觀察到以上結果。」所謂「瓶頸效應」，是指當一個群體的個體數量驟然變少，那麼即使這個群體之後數量恢復，其遺傳多樣性也無法恢復到之前的水平。
「強烈的瓶頸效應在玻利尼西亞人的遷徙中可以見到，但是在山東這種地方不太可能。」嚴實說。波利尼西亞人多次在太平洋中從這一海島遷徙到另一海島，每一次遷徙都伴隨着遺傳多樣性的損失。這種地理原因和自然災害的原因在當時的山東半島都沒有找到證據。
論文的背後還有更多未知的領域，王勁成對於傅家社會的細節更加好奇了，「現在只是證明了它是母系社會，但是具體是什麼社會組織結構，具體的親緣關係、家族樹，都還是未知的狀態。它的家族樹可能並不是像父系社會那樣一目了然的，可能是特別錯綜複雜的結構。」
嚴實田野調查過中國目前已知僅有的兩個母系氏族社會，雲南瀘沽湖的摩梭人和四川雅江縣和道孚縣的扎垻人。扎垻人現在實行的是天葬，而嚴實曾在一些史料中看到摩梭人曾經有過土葬，並且是根據母系來安葬。
恩格斯等思想家將人類社會的演化看成是從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的線性的、必然的趨勢。情況似乎比想像的要複雜得多。就拿傅家遺址所在的大汶口文化來說，孫波認為某些其他的大汶口文化遺址也看到了母系氏族社會的苗頭，「很可能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前，母系社會比較多，但是個別更早期的遺址卻是父系的。」
而位於中原的仰韶文化，則普遍是父系社會。學界目前比較認可的假說，認為仰韶文化的人群是漢藏語系的人群的祖先。這和英國人類學家魯特·梅斯（RuthMace）的研究不謀而合，她認為非洲的班圖語人群在一開始是母系社會，但後來他們開始養牛從事畜牧業之後，逐漸演化為父系社會，而漢藏語系的人群從一開始很可能就是父系社會。
傅家遺址只是學者們進行全基因組檢測的第一個案例，這個案例並不能代表大汶口文化的整體社會發展史。「也許並不是單向的演化，不存在絕對的從母繫到父系或從父繫到母系的發展。」嚴實說，「而且，這種演化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可能會受到一些經濟環境的影響。比如一個社會偏向於園藝經濟，這種經濟就容易保持一個母系社會；而如果一個社會是一種大的穀物農業，比如說種稻子、麥子、小米，或者是遊牧社會，有大量的可移動財產，那這種社會就有一個非常強的傾向會變成父系社會。」
傅家聚落已經處於大汶口文化的晚期，歷史的車輪已經加快滾動，再過不多久的時間，山東龍山文化將會崛起，取大汶口文化而代之，成為東方的一支強勢文化，進而影響中原，影響直到現在的我們。寬廣的城市、高大的城牆、戰爭的動盪，讓龍山文化席捲海岱地區，傅家聚落在這一浪潮中迅速沒落，他們的生活方式被更加等級化的、父權的生活方式所取代，他們的後裔也將融入嶄新的社會，如一滴眼淚消逝於磅礴大雨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