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五四」時代喊過一聲「救救孩子」。晚清有「棄嬰塔」，因為重男輕女的傳統，民間常常把剛出生的女嬰，扔進此塔，不管是健康、殘疾、是活是死，扔進去的都活不了。堆積的女嬰屍體，會有人來清理。直到西洋教會建育嬰堂，在大門上開個抽屜口，任棄嬰者將嬰孩放入，由教會養育，由此棄嬰塔才消失，上海至今還有一條馬路叫育嬰堂路——到今天在西方又延續成「領養」。我舉此例，說西洋教會積德不是重點，而是說中國傳統雖鄙陋，至少還有「棄嬰塔」，進入現代之後毋寧更異常的殘酷。
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
誰不實行計劃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
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
喝藥不奪瓶，上吊就給繩；
寧肯斷子絕孫，也要讓黨放心……
塗寫在無數村莊泥牆上的這些標語，顯示了一個比文革還要暴虐的時代，從1979年到2015年，中國政府宣稱，「一胎化」政策減少了4億新生嬰兒——也就是說，這個政策殺掉了4億嬰兒。
中國人，尤其是十億以上的農民，血腥土改、高徵購搜糧捆綁、大饑荒人吃人、文革清隊血淋淋，他們都沒敢怎麼樣，只有「一胎化」，讓他們跟這個政權結了仇，他們說：計劃生育叫我們斷子絕孫啊！
中國政府早在1971年制定的「兩個正好」的生育政策，到1980年已經將總和生育率從5.81降到2.24，人口出生率高速降下來了；也就是說，一家生兩個孩子，到2000年也能把中國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但是，「一胎化」的1981年到1990年，總和生育率是2.47，說明這個政策完全無效。而且，這個政策還導致了人口老齡化和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兩大問題：
二十年後中國將出現四億多老無所養的老人；
二十年後中國將出現四千多萬壯年光棍。
所以一胎化政策，是現代中國最嚴重的、動搖國本的戰略失誤。這個政策的產生機制更荒謬。撰寫《獨生》一書的美籍華裔作家方鳳美指出，中國厲行一胎化，是1980年鄧小平要實現「20年後（2000年）GDP躍升4倍達1千美元」目標，專家告訴他達不到，除非把分母縮小，即人為壓縮總人口，而出這個主意的，竟是軍方科學家。她寫道：
『當時文化大革命才結束4年，中國社會學者、人口專家不敢講話，聲音無法進入討論，只有國防科學家最具話語聲量，國防工業又男性居多，以為「一胎化」執行後，若人口下降比率過多，調整數字、讓人民再把小孩生回來就好，他們沒想過社會不是說改就改，最後決定一胎化政策關鍵學者，竟是火箭工程師出身的宋健（時任國務委員，後主導三峽大壩興建）。』
這個荒謬政策的反人道性，更令人髮指。1983年中國進行了5800萬例計劃生育手術；2000年達到8600多萬例絕育手術；這一年全國二點四億育齡婦女，有百分之四十八使用宮內節育器、百分之三十六左右進行了輸卵管手術結紮，永久絕育。這些數字的背後，是無數的計生暴行和民眾血淚，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有組織地侵犯女性的基本權利，全世界空前絕後。
中共首腦將活人當作死的數字撥弄，不止一次了，上一次是毛澤東狂想「大躍進」、「人均畝產萬斤」，餓死了四千萬人；這次是鄧小平拍腦袋要「人均千元」而強壓人口出生率，活活消滅了四億嬰兒，人世間有何種惡魔可以與之比擬？
中國的現代化，不是比晚清的「嬰兒塔」還倒退嗎？1918年魯迅喊了一腔「救救孩子」，是不是白喊了一百年？
中國膨脹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存底第一、富豪多得叫外面乍舌，但是國人高中畢業的比率，低於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農村孩子只有37%走進過高中校門。美國史丹福大學發展經濟學家羅斯高（Scott Rozelle）,窮三十三年之精力，做中國農村田野調查，他的結論是，中國農村兒童智力低下，有三大殺手：
1、他們至今只吃得上米飯、麵條、饅頭，肉類、水果、新鮮蔬菜稀缺，他建議中國政府給農村兒童提供維生素，那是最快最安全的鐵元素和礦物質提供之途；
2、農村兒童27%貧血，體質虛弱而導致認知能力下降，不能集中精力，還有25%近視眼，看不見黑板；33%肚裏有蛔蟲，妨礙發育；
3、農村文化貧乏，沒有足夠刺激嬰幼兒的事務，這使得他們跟城市兒童相比，不僅從娘胎里就吃虧，出生之後直到四歲，智商都低於城市，輸在起跑線上，兒童在三歲，腦子已經定型。種莊稼、上工廠流水線，都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但是未來科技發展，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更苛刻，對中國而言，這不僅失去了先機，也是一個社會公平問題。
螻蟻
〇八年奧運會結束後，中國盛世馬上開始逆轉，股市跌到1900點以下，樓市下跌潮也從廣東傳到了北京、上海；珠三角、長三角、山東等地的企業開始大面積倒閉、減產、裁員，外資企業撤離中國，工人失業，大學畢業生就業艱難；失去工作的農民工開始返鄉。在經濟衰退、失業、收入減少、生活水平下降的情況下，民眾心中積壓的不滿情緒，稍遇火星就爆發衝突，遍地乾柴烈火。
接下來〇九年，又到了逢九的年份——59（大饑荒）、69（文革）、79（九一三）、89（六四）、99（法輪功），「中國逢九必亂」這類讖緯式的東西，連西方人也相信起來，〇八年美國專欄作家吉姆•曼恩（Jim Mann），在洛杉磯時報他的專欄里就說，翻開中國大陸的近代史，「逢九必衰」是一句口耳相傳的讖語，其並非迷信，蘊含着「其來有自」的道理。
中國農民工大約有兩億三千萬，正是「全球化」獲取豐厚利潤之最低端的廉價勞動力，他們的血汗結晶，便是「中國起飛」之大規模基礎建設、城鎮化和「世界工廠」。全球經濟萎縮，處於產業鏈下端的中國，大批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關閉、破產或停產情況，萬千農民工失去工作，工資拖欠，踏上返鄉之路。此情形頗與晚清相似，太平天國的肇始，即在鴉片戰爭十年之後，因通商口岸開放，使廣州北上的傳統貿易路線改道，大量的挑夫失業，與被遣散的鄉勇合流，落草為寇，而鄰省廣西的民間秘密結社的三合會，早已在社會破敗之中復燃，由此結合便產生了爆炸性。但是當下中國的情勢跟清末最大的不同，是朝廷民間的強弱在霄壤之間，晚清積弱自咸豐算起，已近百年，而中共卻正在國力極強盛的時期，對突發事件的應變能力很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