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個佃農家庭，是六十年代馬橋中學的優秀學生幹部（團支部書記）。當年成績遠不如我的同學，有的當了縣官，有的去了美國，而我卻因社會關複雜、身背三座大山（大舅是大刀會堂長被槍斃，二哥是國民黨青年軍，三哥是「叛國投敵」勞動教養）而被學校清除。
本人原本是一張白紙，可以寫最新的文字、畫最美的畫，可是因政審這道坎，當兵、招工、升學、當民師、做生產隊會計都與我無緣。我沉沒在龐雜的農民隊伍里，並被農民踩在腳下，過着孤獨、惆悵、被岐視，連遇到貧下中農的豬狗都要讓道的生活。中學時老師上政治課，說政治是靈魂，政治是統帥，聽起來如同吃木瓜不知其味，現在終於領教了。
毛時代的農村有個順口溜：「寧跟八十歲手提包，不嫁十八歲扶犁梢。」貧下中農子女的婚姻價值觀尚且如此，黑五類之家配偶就更難了。當時稱黑五類子女嫁娶是「破床墊稻草、歪瓜配裂棗」，許多人家不得不換婚。我們這裏有一個長相很漂亮的地主女兒，被大夏村治保主任夏世良霸佔。地方共產黨組織以「階級路線不清」將夏開除出黨，並撤銷其職務。夏世良竟拿地主女兒出氣，用剪刀戳穿她的手掌，逼得她尋死上吊。
我本人有幸從毛時代的十八層地獄裏活了下來，並與一個同病相連的地主女兒結成夫妻，於是災難又危及下一代。如今已是美國公民的女兒，幼時因吃不飽、穿不暖，常常鬧病。
有一次發高燒，危在旦夕，夜黑風高，我怕病孩經不起風寒，就去三里外的醫院請醫生上門出診。醫生剛背上出診箱，就遭到院長當頭呵斥：「是誰讓你出診？不就是一個黑五類家的子女嗎？有這麼高貴？要死就讓她死去，不准出診！」
孩子命大沒死，到了上學讀書的年齡，心靈又遭受重創。她的童年如同賣火柴的小女孩，孤單、迷茫、淒涼，常常回家暗自流淚，又耐不住向父母發問：「為什麼我就戴不上紅領巾？」「為什麼老師不罵別的小朋友，總是拿我出氣？」每逢孩子這樣問，我這個父親就心如刀絞，恨不得寫遺書自殺。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七期，2011-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