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舉起的攝像頭,正讓日常生活的信任變得脆弱。
近期,據《南方都市報》、光明網等多家媒體報道,一個名為「MaskPark樹洞論壇」的境外平台涉嫌組織傳播違法色情信息,其中涉及大量偷拍視頻,引發公眾討論。

這不是公共領域內對偷拍的第一次討論。
每次討論中,偷拍者都被認為是「工作不順」「生活極度無聊」「沒素質」的存在,但實際上,他們卻可能是好爸爸、職場精英、班級里的乖學生……
無處不在的偷拍者究竟是什麼形象?為什麼有些看似老實本分的男性,也是偷拍的幕後黑手?
一份中國香港研究者對於50名偷拍者的訪談錄,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找到癥結的根源。
唯有知道了問題如何發生,我們才更有可能,找到調轉船頭的舵把。
01
他們是「好爸爸」「好同事」
「名聲很好」
阿新從沒覺得「偷拍」這事有多嚴重。
他成長在中國香港一個小康之家,有一位十分愛自己的妻子,有一份穩定且喜歡的工作。阿新對自己要求很高,在工作中力爭上遊,盡力爭取晉升的機會,遇到困難不願與人說,因此積聚了不小壓力。
第一次嘗試偷拍後,他獲得了一種成功感,壓力重重的生活得到了調劑。與成功感相伴出現的,是一些罪惡感。但他很快說服了自己,「覺得沒傷害到別人」。
偷拍慢慢成為他解壓的習慣,直到在一次偷拍中被人發現,隨即被捕。
後來,他將自己的故事,發在了香港非政府機構「明愛朗天計劃」的官網上。「明愛朗天計劃」成立於2008年,其服務對象是性侵犯者或有過該想法的人。偷拍者,正逐漸成為其幫助的主要群體。

明愛朗天計劃官網上,部分偷拍者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
「他們的伴侶常常跟我說,他是好爸爸、好老公、好同事,在工作上名聲很好。」「明愛朗天計劃」主任彭鳳儀說。正是因着這句話,彭鳳儀更想去探究,這麼好的人,為什麼會去偷拍呢?
「明愛朗天計劃」成立初期,輔導個案以非禮個案為主,2015年後,偷拍個案數量超過了非禮個案,佔比逐年增高,2022年,偷拍個案已佔比87%。
說起偷拍者,大眾總會想像猥瑣、心理陰暗、變態的形象。但彭鳳儀他們的研究發現,偷拍者背景多元,外型也無什麼特別種類可以歸納,只能簡單稱之為「可說是香港一般男性的寫照」。

電視劇《無盡的盡頭》中,偷拍案的元兇之一是班級最老實的班長
相比於性快感,偷拍者更享受偷拍過程中的刺激感和滿足感,不少受訪者的偷拍行為已經成為了習慣。
成功偷拍到的影像,偷拍者大多只會自己觀看,並不會上傳,因為他們清楚,這是一件「不應該」「不光彩」「不會受正常人認同」的事。只是同時,娛樂雜誌總愛刊發明星的走光照,網絡上存在着不少分享偷拍視頻的網站和群組,在整個社會對偷拍文化縱容下,他們又認為這是「很平常」「不嚴重」的「小事」。

來源:電視劇《無盡的盡頭》
更何況在他們的認知中,偷拍沒有「受害人」。
「我沒有觸碰到對方,如果她們不知道,就沒有傷害。」彭鳳儀常常聽到偷拍者這樣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很多人偷拍的本意並不是想傷害對方,也不清楚後果,「他們甚至覺得如果當時當事人發現了,道歉就能了斷這件事。」
他們根本不知道這個事情的嚴重性,直到聽到受害者的心聲。
02
更多偷拍
沉默着開始,沉默着結束
香港地鐵上,一位女士壓抑着內心的恐懼和憤怒,強裝鎮定。她很確定自己被對面男士偷拍了。
各種念頭在頭腦中閃現:要不要直接走上去質問他?要不要向其他乘客求助?他們會覺得我小題大做嗎?萬一我弄錯了,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是一個很麻煩的人?
最終,她擔心引起注意,當做什麼也沒有發生。任由自己的私隱,留在對方手機里。

小紅書上的求助帖
「這是很多受害者在公共場合遇到偷拍時非常典型的反應。」Jacey說。
Jacey是香港地區非政府機構「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的資深倡議主任。這一機構成立於1997年,致力於幫助遭受性暴力的女性。
相比於引人注目的偷拍新聞,更多偷拍,沉默着開始,沉默着結束。2020年,「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發佈《影像性暴力經驗調查報告》,發現超過50%的受訪者從未向任何人求助或提及自己的經歷。

圖源網絡
就算選擇報案,事情也未必能有結果。在206名調查報告受訪者中,有51名選擇了報警求助,其中35人被警察拒絕落案,最普遍的原因是「證據不足」。
「證據不足」,並不代表偷拍沒有發生。Jacey說,對公共場所偷拍個案取證,本身就十分困難,只有在監控鏡頭拍到或及時抓住當事人的情況下,報案才能得到處理。

電視劇《無盡的盡頭》劇照
一些尋求「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幫助的女性反映,當場報案,對方也可以馬上刪除照片,找不到相片就沒有證據,只能算了。還有一些人手機里的確有偷拍照片,但沒有拍到私隱部位,最後也會被認為「證據不足」,不了了之。
偷拍,常常被當做一件「小事」——不過是幾張照片、一瞬間的事情。但它並非小事,「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在工作中了解到,遭遇偷拍後,受害者們一直無法放下它帶來的恐懼感。

微博上部分網友的發言
她們會害怕回到事發場所,當那個場所是公共交通工具時,她原本的生活就會受到極大影響。
除了恐懼,受害者還會感到憤怒、被羞辱、價值受損。偷拍,漠視或否定了她們的「性自主權」——一個人能決定和控制在什麼情況下、以何形式、向誰人展現自己的身體。
正是對受害者經歷的體察,「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一直將「偷拍」視為「性暴力」的一種。
2021年10月8日,香港《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生效,就窺淫、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發佈源自上述兩項罪行的影像,以及未經同意發佈或威脅發佈私密影像訂立特定罪行。新訂的四項罪行最高刑罰為監禁5年。
03
公共場所中
女性本可以更安全
「是不是你當時穿得太性感了?是不是你不小心,沒有察覺到附近?」
Jacey常常在香港聽到這樣的言論,當性暴力發生時,第一個矛頭總是指向受害者。如今,一樣的苛刻也發生在女性主張自己被偷拍時。

電視劇《無盡的盡頭》劇照
相機握在對方手裏,女性本就難以百分百確定偷拍的發生,就算確定,取證也十分困難。Jacey認為,與其批評女性主張後發現「證據不足」,不如討論為什么女性在公共交通場所中有這麼強的不安全感。
當女性總是被社會苛責時,受害者會覺得沒有人站在自己這邊,自己一個人要去對抗一整個世界,從而選擇沉默。

MTR港鐵宣傳片
事實上,除了偷拍者與受害者,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參與者:警方、公共交通營運公司、旁邊的乘客。交通工具內是否釋放了禁止偷拍的訊息?地鐵站職員,是否可以及時出現?旁邊的乘客,是否了解如果發現偷拍該怎麼做?
據Jacey介紹,港鐵上張貼了不少防範偷拍、鼓勵乘客舉報的海報,這樣的氛圍可以讓受害者覺得,公眾站在自己這一邊。在一個更具支持性的環境裏,受害者才敢把自己的不安表達出來。
在受害女性被指控為壞女孩時,偷拍者也面臨着同樣困境——他們被認為是變態。彭鳳儀遇到過一名年輕男子,他在地鐵月台偷拍女性裙底被抓,接案警察說:「有病就應該看醫生!」
彭鳳儀發現,社會看待性侵犯者的眼光很不同,會將他們的行為歸結為病,因此他們總帶着無形的危險。
不少偷拍者也接受了這種敘事。

電視劇《無盡的盡頭》劇照
研究報告《偷拍,偷走了什麼》發現,受訪者會用「走火入魔」來認識自己偷拍的行為,而將對抗偷拍,形容為「驅鬼」。他們自己也將偷拍看成了「受到外在邪惡力量所影響而導致的行為」。
如果真是一種疾病,為什麼它只針對特定性別?「總是男人有病,女人沒病?」彭鳳儀說,把偷拍進行病態化處理,這樣一來,公眾就會認為,這是極端個體,是一些心理有疾病的人才會做的事情。其實,並非如此。
04
面對偷拍
無人能置身事外
在「明愛朗天計劃」的諮詢室里,許多問題和經歷被第一次談論和提起。研究報告《偷拍,偷走了什麼》,記錄了50名偷拍者在諮詢後得到的全新認知。
他們重新討論了香港地區的性別平等情況,雖然平等的觀念不斷被強調,但不少偷拍者仍將傳統的性別角色加在自己身上,比如男性要負責養家。
受訪者們往往承擔着更大的生活壓力,再將偷拍女性作為疏壓的手段,讓自己陷於勉強的境地,又對女性不敬,並不了解真正的性別平等。
在這些偷拍者的講述中,他們似乎不能意識到,被偷拍的女性是完整的個體。

480.0藝術空間活動海報有關「影像性暴力」
這些男性在成長過程中接觸到的色情媒體,總是通過偷窺和物化女性身體的視角挑起觀眾性慾望,這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也不知不覺地用這種視角對待他人身體。
有些受訪者,還會提到「狗仔隊」偷拍名人、互聯網上偷拍他人的趣味短片等問題。這些問題與他們的偷拍性質並不相同,但也異化了他們對偷拍女性的意識。
讓偷拍者講述他們的理由,並非要為他們的行為開脫。「我們必須從整體理解這個問題,反思社會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會讓伴侶口中那麼好的人被偷拍問題打垮。」彭鳳儀說。

MTR港鐵防偷拍廣告
經過這一系列訪談,他們發現,偷拍不是一種「病」,或是「上癮」那麼簡單。其背後,也有着複雜的社會背景,有性別教育的缺失,有社會救濟的不足,也有着社會觀念的影響——
事實上,主流文化對一般的偷拍是默許的,大家對這些普遍的行為已經習以為常,而很少探討這背後涉及的道德問題及社會影響。
這是一個無人能置身事外的問題。公共車廂里偷偷舉起的攝像頭,照着整個社會。
















